大清帝国更变本加厉，康熙年间，不但本国造船严加限制，在外国打造船只回国贸易，亦在禁止之列；凡因贸易或其他原因飘洋过海在国外逗留不归者，“不得回籍”（开除国籍）。时至1759年，乾隆爷批准《防范外夷规条》，规定：不准“将房屋改造华丽，招留夷商，图得厚租”“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夷商购买货物，分遣多人前往浙江等省，不时雇请千里马往来探听货价低昂……请永行禁止”。专制统治者肆意剥夺国民的经济自由，禁止正常的贸易往来，不但令当时人民困苦，也为后来的民族灾难埋下祸根。
这就涉及中西思想和制度的一个根本差别：牟利还是不牟利？
要不要保障国民的包括经济自由在内的各种权利？
在西方，哥伦布一类探险者，其活动旨在掠夺黄金、白银、土地或其他奇珍异宝。国王和政府的支持，目的也非常明确：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投资。哥伦布为了说服投资者——国王，整整费了八年！但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国王“封他为新发现地方的总督和副王。他将从这些占领地所制造或经营所得黄金、珠宝、香料及其他商品中抽取十分之一归己，并且一概免税。他对一切开往那些占领地的船只有权投资取得八分之一的股份。所有这一切爵位、职位与权利都可以传给他的继承人和后代，世袭罔替”。对中国人来说，似乎还应补充一句：西班牙国王也没有因为他是意大利热那亚人而加以歧视。马克思说过，200％的利润可以让人甘冒上断头台的风险。这一点儿也不高尚，但新世界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与之相反，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宣扬国威”，一个没有说出口的附带任务，是寻找只做了四年皇帝就被明成祖赶下台的惠文帝的下落。完全是“政治挂帅”。对中国说来，“何必曰利”不但是圣贤的教导，而且是施政的基本原则，谁敢触及，往往要倒大霉。
康熙七年，“前漕运总督吴维华请征市镇间架钱（房地产税），洲田招民出钱佃种。上恶其言利，下刑部议罪”。时至20世纪下半叶，仍然有对市场经济的长期敌视。
俞大猷是可敬的，但他毕竟是跪在皇帝脚下的臣子和武将，比起同时代一些致力经世致用眼光更加广阔的大臣也略逊一筹。这突出表现在要不要招抚倭寇问题上的争议。俞大猷坚决反对招抚最着名的倭寇首领、中国商人王直及其追随者。他最为担心的是这些人以后的出路问题。他们“岂能舍所乘之舟以从陆乎？……或既招之后，仍准照旧在船，能必其背去为乱乎？”千虑万虑，就是没有考虑让他们展其所长，开拓海外市场。他也不懂得这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带动沿海经济发展的上策。有的史家说：“俞大猷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作战的目的，则在消灭国际贸易，也和世界历史趋势相反。”这不是俞大猷个人的过失，传统文化的重负遮蔽了他的眼光。
2003年1月27日星期一
原载《看世界》2003年5月号
铭记十三行辉煌与毁灭的教训
央视正在热播《帝国商行》，说的是清朝广州十三行的故事。这部文献纪录片，展示了很多历史文献，记述了有关事件和传说，再现了十三行商人兴起和没落，有助于人们重温昔日的辉煌与失误，从中吸取历史智慧。
十三行滥觞于明代嘉靖年间。17世纪80年代，康熙皇帝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1685年粤海关成立，垄断对外贸易的十三行应运而生。从1757年起，85年间广州成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十三行步入它的巅峰时期。1842年五口通商，垄断性的十三行式微；1856年12月15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广州一些百姓放火烧洋行，十三行夷为平地，正式终结了它的历史。一部170年的十三行史，演绎着说不完、道不尽的忠烈与绮靡交织的逸闻、趣事，但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看，有三条教训是应该永志不忘的：
第一，垄断是经济发展的断头路。
看《帝国商行》，人们很自然会联想起一个问题：
这些富可敌国的商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从中生长出现代财团，推动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
构筑闭关锁国的宗法专制大国是明清两代的根本国策。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根本的指导思想是天朝无所不有，必须切断臣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免产生非分之想。对外经济交流是在藩属国朝贡的政治外衣笼罩下进行的。在垄断的口岸，建立了垄断性的十三行。建立之初，它就得到官方的授权：一切买卖必须通过行商进行；外商的行动亦受行商约束和管理；外商乃至外国官方代表也不准同官府直接打交道，有所要求必须通过行商。这样的垄断制度，带来三个恶果：
一是腐败。官商勾结成为这个制度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各种超额利润自然滚滚而来。1732年广州城守副将毛克明上奏揭露：“洋行共有一十七家，惟闽人陈汀官、陈寿官、黎关官叁行，任其垄断，霸占生理……若非监督纵容，伊等焉敢强霸？是官渔商利，把持行市，致令商怨沸腾，众口交谪。”而受制于地方督抚的海关则纵容所属官吏乱收税费。
二是这种享有特权的行商不可能有竞争力，一旦其他口岸开放，垄断地位丧失，他们就逐渐边缘化了。
三是堵塞了中国人通过自由贸易改善经济状况的机遇，有的丧失生路的沿海居民铤而走险。明代的倭寇大部分是中国人，而清代的海盗也盛极一时。
第二，官商错位是祸国殃民的毁灭之路。
一部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在军舰大炮掩护下开拓自由贸易的历史。鸦片战争前后大清帝国与列强的冲突，基本内容是自由贸易与特权管制之争。如果顺应世界潮流，恰当应对，这些矛盾有可能化解，从而为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打开通道。
不幸，当时无论官方和民间不但不了解世界大势，而且错位运行。
官府没有尽到保卫国家安宁和改善政府施政的责任。堂堂大清帝国长期没有外交部，只有理藩院，当与不是藩属的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他们交给广东地方官员去处理。一个奇特的典型是叶名琛，从1847年起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十年，凡是外国领事有所要求，他必迅速回答，答案则是拒绝。1857年，英法联军打到广州城下来了，他还不愿意与他们谈判，理由是上次与他们谈判的地方——行商的别墅已被摧毁，而让洋鬼子进到城内官署中来是万万不可的！
上面谈到的“众口交谪”中颇大一部分是饱受非法盘剥的外商。他们提出的要求好些是正当贸易应对当解决而且不难解决的。当时政府置之不理，是导致中外关系激化的重要根源。
官员不负责任，商人则承担了他们不应承担的责任：既是外商的管理者，又是中外政府的中介。甚至对外战争失败了，官府还强迫他们交出几百万巨款作为战争赔偿费。在夹缝中生存的十三行商人，他们的身家性命没有得到应有保障，向现代企业家转型无从谈起。
第三，法治与自由是富民、强国的唯一通道。
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广州，历来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口岸，曾经有过聚居众多外商的辉煌历史。十三行生存在世界迅速联成一体的17世纪至19世纪，它投错家门成为依赖官府的垄断商行后，虽然积聚了大量财富，却没有在历史大潮中发挥人们期望的作用。
这不能归罪于个人。他们中有些人为了挽救危亡的祖国，可谓呕心沥血。鸦片战争刚结束，他们就曾“顾觅夷匠”仿造西式的轮船和水雷，囿于工业和技术基础，造出来的船“放入内河，不甚灵便”，只好放弃。1843年，清政府创设海军，他们极力支持，出资购买两艘洋船交给政府。两件事虽然都成效不彰，但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爱国情怀。
制度是决定性的。在同一时期，西方的商人是社会转型的中坚，关键在于他们有在法治保障下的自由，财产、经营的自由，人身的安全、行业和地方自治乃至选派国会议员的权利都得到充分保障。
让历史变为智慧。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这是我国宪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奋斗目标。回顾十三行的盛衰，让我们更加自觉为之奋斗。
2006年4月9日星期日
2006年4月10日刊登于《南方都市报》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