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红杳回到家后，将包随便一扔，然后瘫在了沙发上。
刚才她在保安亭纠结了半个小时。因为她丢了手机，也没有记住出租车牌照，只能寄希望于车里的人，希望他们能够捡到她的手机并还给她。
手机丢了，损失钱倒是小事，她所忧心的是手机里的很多重要的资料，包括重要的业务联系人，还有绍广铭的时间安排表，以及一些私人信息。
她一知道自己丢了手机，转过身就立马找到了保安亭，然后借保安的手机打了电话。
在工作期间，她都是把手机调成震动，而这一直以来保持的良好习惯，成为了她寻找手机的绊脚石。
她打了三个电话，都没有人接。
在陶红杳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嘀”了许久的手机终于传来了声音。陶红杳大喜过望，立即说明原意。
那个声音很温和，说话慢条斯理。陶红杳觉得，捡到她手机的人，应该就是车上的那个乘客。
他听了陶红杳的请求，很是爽朗的答应下来，但因为今天太晚了，而且他快到家，就说好让陶红杳明天再来取。
陶红杳自然是立马答应了，手机能够找回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怎么还能这么麻烦别人呢？
星期五的夜晚把陶红杳折腾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觉得自己比唐三藏取完经还要累，现在连站起来洗个澡都没有精力。
但老天保佑，好险明天是周末，她终于可以好好休整一下自己了。
这个周末，是陶红杳从业以来的第一个周末，她打算“补充”自己。
这些天以来，陶红杳从来没有这么激切的明白知识的重要性。每一次绍广铭下达给陶红杳任务，陶红杳基本上都被绍广铭骂的惨不忍睹。
比如复审文件疏忽了错字，比如文学作品提交写错名字，再比如写报告连基本的解义都不会。再不说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另如招待贵客的时候，回答问题都不知从何下嘴。
陶红杳明白，自己能上这个职位，是托了自己老爹的福，但是很现实的一点是，得到这个工作也许可以使点门道，但保不保得住这个工作，这完全得靠自己的本事。陶红杳不想被绍广铭狼狈的扫地出门，更不想被他老爹看笑话。
更急迫的是，陶红杳明白自己现在独在上海孤立无援，如果再不努力，自己的前景会很可悲。
所以，陶红杳早早出门去了家书店。她和捡到手机的人约定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厅，此来一举二得。
中午时分，陶红杳带着几本书去了约定的咖啡厅，进来就发现座位早早有人。
陶红杳坐了下来，终于看清了对面人的长相。
与夜晚不同，白天的“乘客小哥”在光的作用下格外醒目，第一可能是肤色太白，第二可能是轮廓太深，所以陶红杳脱口就问：“外国人？”
小哥搔了搔自己深棕色的头发不好意思说：“我爷爷是爱尔兰人，我妈妈是芬兰人，但是我是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