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红芬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西夏是1038～1227年间存在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国家。在西夏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参与下，境内佛教极为兴盛。但由于西夏文献的大量湮没和阙失，使得我们很难得窥西夏佛教的全貌。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和积极探寻，学者们在西夏佛教史研究领域已有了一定的突破性进展，但在西夏佛教制度方面却所知不多。1988年，前苏联西夏学者公布了秘藏多年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以下简称《律令》），为研究西夏佛教制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律令》是西夏仁宗仁孝皇帝在天盛年间颁布的西夏文法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共20卷，只有律令条文而无案例。该法典为研究西夏的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军事等各个方面提供了大量极为宝贵而丰富的材料。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律令》，除原文复制本（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8、9册）以外，还有2种汉译本：一种是1988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仲三根据克恰诺夫俄译本翻译的《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第1～7章），这是克恰诺夫对《律令》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四卷本著作之第二本。另一种是史金波、聂鸿音、白滨根据《律令》原件直接汉译、2000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传世法典之《天盛改旧定新律令》。笔者对上述两种译本的前7卷有关佛教方面的条款进行了比较和研究，发现二者在内容的理解和译读上存在一定差别，现举例如下：
李译本第一章第一条九款：“若与罪干连者先已出家为僧尼并同其家断绝往来，并若此［人］在已行谋反中获罪，则其承嗣人、父母及其他亲属皆缘坐。另在已行谋反中父母获罪时，上述离家出走者，亦不列入共犯，不追坐。”而同一条款内容，在史译本中则是：“应连坐人早已为僧人、道士，已出家与家院不往来，与彼处谋逆后，原主父母、节亲等勿连坐，父母等犯逆罪，亦依前所示出家人勿入连坐中。”二者在缘坐与否上意见相左。笔者窃以为这可能是排版时丢字所致。但以下两条则肯定是理解上的问题：李译本第一章第二十八条：“盗毁大祀神御圣像，或圣旨下，臣等接旨不如法，或贻误圣旨下达，或直呼皇帝名讳者，或圣旨宣而不到，或对答不明，或不面［君］者，［上述举动已行］之首谋皆处斩刑，从者处十三年苦役，役满后即于配处落户。”史译本则是：“盗毁护神、天神，传御旨时不行臣礼，起轻视心，及御前、制、御旨直接唤人往，无故不来等，一律造意以剑斩，从犯无期徒刑”。二者在刑期长短上差别较大。又如李译本第二章第四十二条四款：“若黄衣、黑衣、红衣、紫衣僧侣已行犯罪，则处罪时应比［犯同罪］庶民减一等。此外，红衣或紫衣僧侣犯处一年苦役罪者，则夺其穿红衣或紫衣之职务。依据本法不免除有官品者职务之条款，不允许处夺僧侣的职务和改判。犯重罪僧侣应夺官品并免职。黄衣和黑衣僧侣犯罪，刑满后，必须离开寺庙五年，红衣或紫衣僧侣或相等职务者犯罪，刑满后，则须离开六年。被处苦役有品位之僧侣，处判时应考虑其品位。若［僧侣］无官品，则必须按律服满苦役；在整个服刑过程中［服苦役僧侣］应将其奴仆交回原来寺庙。”而史译本：“僧人、道士中赐黄、黑、绯、紫者犯罪时，比庶人罪当减一等。除此以外，获徒一年罪时，赐绯、紫当革职，取消绯、紫，其中口依法按有位高低，律令、官品，革不革职以外，若为重罪已减轻，若革职位等后，赐黄、黑徒五年，赐绯、紫及职位相等徒六年者，当除僧人、道士，所遗劳役有官与官品当，无官，则依法服劳役。日毕后，人原属庙中为行童。”二者观点截然不同。笔者仅列出两种译本对同一条款内容在理解上存在的差别，希望学者们详勘。
本文依据史译本《律令》，并结合其它汉文资料，对西夏佛教制度方面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有些观点，仅为笔者一家之言，愿与方家共同探讨。
党项自隋唐内迁以后，与汉族杂处，深受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影响。西夏立国之始，统治者就仿效宋制，并结合本族特色，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政治制度。为巩固地位和满足自身信仰，统治者大力宣扬和推崇佛教，同时也借鉴和吸收中原的儒、道文化，并对本民族原始的宗教习俗也采取较宽容的态度，形成了炫丽多彩的具有某种混合特性的、独特的西夏文化。尤其是佛教，基于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崇信，西夏僧人在社会上地位崇高并享有许多的特权。为了使佛教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加强对佛教的控制和管理，西夏统治者制定了一套对僧人和寺庙进行有效监管的法律制度，保证了西夏佛教的繁荣并使之朝着对统治阶级有利的方向发展。根据《律令》中有关佛教的条款，我们可以断定，西夏佛教制度与唐宋时期的佛教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它在继承唐宋佛教制度的同时，又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和发展。
一、赐衣和封号
唐代官制中有“赐紫、赐绯”的规定：三品以上赐紫色袍，五品以上赐绯色袍，以官服的颜色区分官位的高低。后来这一制度也逐渐被佛、道所采用，用于赐给佛、道中职位较高者。西夏在佛教制度上不仅继承了中原的赐紫、赐绯制度，还有所创新和发展，增加了赐黑、赐黄，所以西夏僧人有赐黑、黄、绯、紫之制。《律令》条款为这种独特而创新的佛教赐衣制度提供了可靠的佐证。如：“诸有官人及其人之子、兄弟，另僧人、道士中赐穿黄、黑、绯、紫等人犯罪时，除十恶及杂罪中不论官者以外，犯各种杂罪时与官品当，并按应减数减罪，其法按以下所定实行，勿施一种黥刑。”除了《律令》中提到有赐黄、黑、绯、紫者以外，在西夏石窟、碑文题记和佛经题记中也见到了有关赐紫、赐绯者的记载。但根据目前所公布的资料，我们仍未见到赐黑、黄者的其它例证。关于赐紫者的记载有榆林窟第15窟门顶右边和第16窟窟口北壁各有一处长篇题记，两处内容相同：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姓张住持窟记。史金波在《西夏佛教史略》中同样提到了“榆林窟中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题写的《榆林窟记》：西夏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及随从弟子等七人，住于榆林窟，住持四十日，看读经疏文字，稍熏习善根种子，领略了榆林窟圣境‘修行之界’的山水风光。”西夏文献中有关赐紫僧的记载虽然不多，但足以证明在西夏有赐紫僧的记载，不像史金波所说的那样：在西夏碑文和佛经中仅见有赐绯僧一种，至今尚未见到赐紫以及赐黑、赐黄者。当然，西夏有关赐绯者的记载很多，如凉州感通塔碑所记：感通塔下羌汉二众提举赐绯僧臣王那征遇，修塔小头监崇圣寺下僧监赐绯臣令介成庞，匠人小头监感通塔下汉众僧监赐绯僧酒智清，修塔匠人小头监感通塔汉众僧副赐绯白智宣……。另外，在克恰诺夫的《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中共提到赐绯者6处，他们是经文的检查者、译者或抄写者。如：第316号，馆册第4536号，《慈悲道场罪忏法》经文检查者智海；第311号，馆册第7714、2267号，《慈悲道场罪忏法》抄经者慧清；第346号，馆册第4976号，《十王经》译者法海。韩小忙认为，在西夏赐黄、黑、绯、紫衣者中，赐黄者级别最高，赐紫者最低，凡被赐衣者，皆有官品和职位。对这一说法，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西夏赐衣制度中仍以赐紫者级别最高，其次才是赐绯、赐黑、赐黄，并且赐衣者不一定都有官品及职位。其理由有二：1、从《律令》来看，第二章之“罪情与官品当门”规定：“僧人，道士中赐黄、黑、绯、紫者犯罪时，比庶人罪减一等，除此以外，获徒一年罪时，赐绯、紫当革职，取消绯、紫，其中□依法按有位高低，律令、官品，革不革职以外，若为重罪已减轻，若革职位等后，赐黄、黑徒五年，赐绯、紫及与赐绯紫职位相等徒六年者，当除僧人、道士，所遗劳役有官与官品当，无官，则依法服劳役，日毕后，入原属庙中为行童。”在第十一章之“为僧道修寺庙门”规定：“国境内番、汉、羌中僧人、道士所属居士、行童中，及前僧人、道士等中有为座主者时，能完整解说般若、唯识、中道、百法、华严行愿等之一部，解前后义，并知常为法事者，国师及先住座主、别有巧智师傅等，当好好量其行，真知则居士、行童可入僧人中，衣绯，为座主，勿得官。先前僧人、道士口道士者为僧人，彼等一律先黄衣者当衣绯而为座主，好者可得官爵。其中番汉和尚不知切韵，不许为座主。”如果这两条说明还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再看第十四章之“误欧打争门”规定：“和尚、道士衣绯、紫、黄、黑等高低殴伤杀时，执职位及实有官者可以职位、官品当，无官，则衣绯、紫殴伤杀有自［暗监］到［戏监］官人法，衣黄、黑依殴伤杀有自［十乘］到［胜监］官人法判断。”这里提到［暗监］、［戏监］和［十乘］、［胜监］等官名，对照《律令》第二章之“罪情与官品当门”的相关条款，可知以上官品的大小，从而也就知道了赐紫、赐绯与赐黑、赐黄谁高谁低。如“庶人获十五杖，徒四年时：［十乘］官至［胜监］官，官、职，军皆当革除，徒六个月，日满依旧当往。［暗监］官至［戏监］官，官分两半降一分，革职，勿革军，徒三个月，日满依旧当往。庶人获十七杖，徒五年时：［十乘］官至［胜监］官，官、职、军皆当革除，徒一年，日满依旧当往。［暗监］官至［戏监］官，官、职、军皆当革除，徒六个月，日满依旧当往。庶人获十七杖，徒六年时：［十乘］官至［胜监］官，官、职、军皆革除，徒二年，日满依旧当往。［暗监］官至［戏监］官，官、职、军皆革除，徒一年，日满依旧当往。”从以上条款中可清楚地知道，西夏佛教中赐紫、绯者显然要高于赐黄、黑者。2、从前朝的官制来看，唐代贞观时三品以上官员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承唐制，宋初规定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神宗官制改革后，官服又改为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绯。同样，西夏官制中规定：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贴起云镂冠、银贴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澜，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可见，西夏文官的官服多因袭唐宋，而武职官服却独具民族特色。正如《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官之法，多与宋同。”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西夏的官制受宋朝影响极大。僧道赐紫、赐绯制源于中原的官服制度。据宋人赞宁考，赐僧紫衣始于唐武则天时期，僧人法朗等九人“重译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为弥勒下生”，为其做女皇大造舆论，故得赐紫衣。另据高承考证，赐道徒紫衣始见于唐代宗时期，李泌立大功后乞解官为道士，乃赐之紫衣。到五代时，紫衣、师号颁赐已趋于制度化。宋代沿承前代颁赐释道徒紫衣、师号之法，使之更加制度化，且紫衣、师号为宋代释道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志。唐宋时期僧道以赐紫、绯为贵，这与官制中衣紫、绯是一致的。笔者认为，既然西夏官制多继承和借鉴唐宋，那么，西夏僧人的赐紫、绯之制也应当与官制中的衣紫、绯制度相一致，而不可能出现官服以衣紫、绯为贵，而僧人却以赐黄、黑为贵，赐紫、绯次之的情况。而且，从上述条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夏并不是所有赐紫、绯、黑、黄者均有官品和职位。
西夏僧人地位很高，除了上述讲到有赐黑、黄、绯、紫者外，还有封号制度，西夏僧人的封号有帝师、国师、上师、（大）法师、大师、禅师、忠师、信师等。在西夏前期，即设立国师院，就有“国师”这一封号，国师是西夏前期僧人的最高称号。西夏在继承前代封号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封号体系，《律令》第十卷“司序行文门”载“皇帝、皇太子、诸王等之师名：皇帝之师（监承处）——上师、国师、德师。皇太子之师——仁师。诸王之师——忠师。”目前，史金波已考订出国师24人，封号26个，但是某些国师仅有名称而矣，立论似嫌不足，缺乏足够的证据，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笔者在克恰诺夫《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一书中共找到15位国师。在《律令》中只提到了国师、法师、禅师，而未提及帝师称号。可见，西夏在天盛年间（1149～1169）还没有帝师这一封号。克恰诺夫根据俄藏西夏文佛经题记推测帝师可能出现于仁孝后期，大概要晚于1182年。另外，他还认为，西夏历史上可能有过6位帝师，现已确定身份名称的有4位。史金波认为西夏至少有3位帝师，他在《西夏佛教新探》中已作了充分论证。《律令》中虽未提到帝师封号，但西夏汉文文献《杂字》官位部中却列有：帝师、国师、法师、禅师称号。罗召在《藏汉合壁〈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一文中指出，帝师制始于西夏而非始于元代，帝师是西夏僧人的最高封号。笔者认为，西夏帝师可能与藏传密教的上师有某种关系。俄藏西夏文佛经第22号，馆册第206、8138号《佛说圣佛母三法藏出生般若波罗密多经》题记中提到了：上师、两位皇帝的老师，其中一篇经文标明的年代为1182年8月21日，即仁孝乾佑年间，经文中称这位老师为上师，而没有称作帝师。《律令》第十章之“司序行文门”载：“皇帝之承监处上师、国师及德师等与上等位当。”可见上师的地位是相当之高。据史料记载，仁孝时期，藏传佛教就已经在西夏广为流行。藏传密教要求信徒皈依师、佛、法、僧，这里的“师”即是祖师或上师，师列于佛、法、僧三宝之前，可见其地位的崇高。西夏出现帝师这一封号，会不会是受藏传佛教的影响，由上师衍生而来呢？但这只是猜测而矣，由于缺乏资料，证据还不够充足，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二、西夏佛教制度中所体现的皇权至上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