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家来说，向西方学习也可以引进西方社会的各种人才，尤其是掌握先进实用科技的人才。当今西方世界正处于不断衰落的阶段，很多高端人才在西方社会难有出路，找不到用武之地。乘此机会，中国的确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引进西方人才。但是，应该注意金融等虚拟经济领域中的人才。对于这个领域，中国应该了解的是其运作本质，目的在于真正有效地防范金融等虚拟经济有可能造成的危害，而不是让自己变成金融虚拟经济的高手。事实上，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对于外来文化和外来人才都不拒绝，关键就在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让外来文化和外来人才根据中国的现实实现本土化，而非把中国的土壤变得和外国一样。
由于科举制度的广泛影响，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投身于具体的社会管理，陷身于日常事务之中，因此，他们一般总是干得多、说得少。所谓“说得少”在这里是指构建各种学术理论，将现实经验总结到抽象理论的高度。近一百多年来，由于客观历史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论和思想领域大都采取照搬西方的轻松做法。这一现象一方面有西方中心论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民族救亡的应急。今天我们强调“实干兴邦”，除了工农业和科技领域，对于文化思想领域，“实干兴邦”也非常重要。抛弃西方中心论形成的固定思维，总结中国的现实和实践，根据世界潮流的变迁，著书立说，发现新思想、构建新理论，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思想理论资源，也是“实干兴邦”。用西方现有的思想和理论无法准确地解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已经对现有的西方理论发出了挑战。人类历史在“中国梦”面前继续前行，西方已有的思想理论，对此已经捉襟见肘。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应该有志气、有能力、有信心从思想理论上重新描绘人类的发展和世界的本质。这是“中国梦”给予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重大使命。
“与中国共同崛起”，是当今中国青年的幸运，也是很多目光远大、判断准确的西方人的机会。当代中国青年应该有强大的文化自信，中国人绝不比任何人差。这种自信既来自我们的文化，也来自我们的实干。如果说我们今天有所谓“改革红利”，那么破除崇洋媚外的迷信，也是我们最大的“改革红利”之一，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青年尤其重要。破除崇洋媚外的迷信这一“改革红利”未来将使中国在各个领域受益。中国人应该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为自己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巨变的时代而感到骄傲。1957年，毛泽东曾经对在苏联留学的年轻人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代年轻人正处于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这是历史给予的重大机遇，正可以大展身手。
二、国家主导科技创新
科教兴国是一项长期国策，中国政府对此也高度重视。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一种观点误导，即科研市场化。科研市场化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绝对。一个国家的重大科技创新不能完全靠科研市场化，更要靠政府主导。在科技创新领域，科研市场化只能是辅助角色，挑不起大梁。2010年3月，拥有6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英国皇家学会警告，英国应该加大科研资金投入，否则英国的技术优势将被美国、中国、印度等赶超。英国人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在工业革命早期尝到了甜头，但现在英国政府的科研投入热情正在减少。2012年9月，瑞典教育部发表声明称，瑞典政府将在未来四年内加大科技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以确保瑞典长期居于世界创新强国之列。瑞典教育大臣说，这个资金数量是瑞典政府在科研创新投入上从未达到过的高度。
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历史悠久，举世无双。其实中国传统对于科技也很重视，并且有很成功的实践，这个传统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科研。青铜技术和冶铁技术是人类早期的两项重要科技。就起源来说，考古发现，青铜和冶铁的出现中国在世界上不算最早的，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青铜和冶铁最多算同时期的共同起源。然而，中国的青铜技术和冶铁技术后来居上，其成就远远超过同时期其他地区。今天我们在殷墟和曾侯乙墓中发现的青铜器，其技术水平毫无疑问处于当时世界最前列，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地区或国家的青铜技术达到过如此高超的水平。虽然殷墟和曾侯乙墓中的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和艺术品，但是，这一技术当时的另一个主要用途便是制作战争中的武器和农具。考古发现的越王勾践剑，至今极为锋利，今天人们常用的复印纸，20多层叠加在一起，此剑也能轻易划破。中国的青铜技术能够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原因就在于政府在这项技术上的大量投入。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之一，今天“汉族”的名称也来自于此。汉朝的“盐铁政策”使得冶铁成为国家政府专营的对象，由此大大加速了冶铁技术的发展。主要特征之一是，汉朝已经能够将炉温提高到将铁熔化，从而使得铁器的铸造成为可能，铁器使用因而大大普及。比较而言，世界上其他地区将生铁熔化要晚于中国上千年。今天，全世界的炼铁技术中使用的高炉，从原理上说都来自汉朝。
从陶器到青铜，再到冶铁，政府投入使得技术开发得到保障，并且获得长期的技术积累，其典型之一便是提高炉温的技术。青铜出现之前，中国人像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很多人一样，主要使用陶器，烧制陶器所需要的温度一般在80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稍加提高，达到1000摄氏度左右便能冶炼青铜。冶炼生铁所需温度约为1300摄氏度，一系列技术手段使得中国汉朝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将炉温达到1300摄氏度以上的国家。冶铁技术领先于世界，对于汉朝的发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表现，一是大批量生产铁制兵器，使得一个标准装备的汉朝士兵能够与五个匈奴士兵抗衡；二是铁制农具的使用，例如铁犁加牛耕，使中国农业生产的效率大为提高。我们不该忘记，汉朝的铁是政府专营的，也就是今天说的国有经济。
政府的重视与投入，使得中国秦汉时期的关键技术就领先于世界。这一传统在后世依然结出了硕果。中国真正意义的瓷器最初出现于东汉时期，就是因为汉朝的官营冶铁技术能够达到1300摄氏度的高温，而真正的瓷器也需要这个温度。瓷器比生铁稍晚出现，原因是摸索烧制瓷器所需的高岭土花费时间。不管最初找到高岭土这一烧制瓷器的天然原料是无意还是刻意的，中国瓷器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成为全世界的领先技术，成为“中国制造”的代表，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从青铜到冶铁再到瓷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在政府主导科技发展的局面下，技术积累使得新技术发明创造顺理成章地出现。中国古代另一项重要的技术是丝绸加工。男耕女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在中国古代，皇帝要亲耕，皇后要亲桑，这一传统非常悠久。虽然皇帝皇后的亲耕、亲桑只是象征意义，但是它明确地显示出政府的政策导向，从而使得中国的农耕和丝绸成为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两个重要领域，成为中国几千年的重要经济基础。
当今美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科技水平一流的国家，与美国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引导有着必然的关系。“二战”期间，美国政府主导了“曼哈顿计划”，带动了一批相关技术的发展。“二战”以后，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又主导了“阿波罗计划”，这是美国的科技能够在今天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技术进步，计算机和互联网，从源头上说，都来自美国军方的投入和资助，即使是今天的网络游戏，最初也是出于美国的军事用途。由此我们看到美国的科技进步，背后就是美国政府以军事目的为主的科技开发和投入。这一行为的性质与两千年前中国古人由政府投入青铜、冶铁技术是一样的。那时候的青铜和冶铁技术，同样既是军用也是民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国家重大的关键性的科技进步，政府主导和投入非常重要。一个国家要获得重大科技发展，只有政府投入、主导才有可能，民间科研只能起辅助作用。
今天的中国在科技领域有几项是领先于世界或者与世界水平不相上下，例如航天和高铁，都是政府投入和主导的结果。中国政府对高铁的主导，使得中国的高铁技术摆脱了汽车工业拉美化的结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总结。如果说当今中国正享有着所谓“改革红利”，那么，我们已经取得的技术进步就是重要的“改革红利”之一。今后，我们还要让这一“改革红利”更加红火，更加放大。因此，为了实现“中国梦”需要“实干兴邦”，真正的“实干兴邦”需要科技进步，中国政府应该在科技领域明确未来的主导方向，大力投入，大力推动科技的发展。对此，一方面，对于某些西方国家垄断的技术领域，例如航空、计算机、数码技术等，中国应该投入，打破少数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在未来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例如生物技术等领域，也应该加大投入。
国家政府投入和引导科技发展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正是由于它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即科研战略被误导的可能。春秋时有个故事：齐王下令，全国官员必须穿丝绸，但本国只准种粮食不准种桑树。齐国对丝绸需求量大增却没有原料，于是周边的鲁国、梁国等小国纷纷停止种粮改种桑树。几年后，齐王又突然下令，全国官员不准穿丝绸，而且粮食不准出口。于是鲁国和梁国国内因粮食不足发生骚乱，齐国渔翁得利。这可能是较早的战略误导成功的事例。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气功热”，它并不完全是民间自发的，有关政府部门、领导的加入和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今，“气功热”已成为荒唐的代名词。但它为何会发生？我认为，其中就存在科研战略误导。在中国“气功热”产生之前，20世纪70年代左右，美国和苏联都搞过以心理感应为主的“特异功能”研究。这一现象的背后，一是美苏双方当时都认为这是科研发展的新领域，二是互相在故意误导对方。误导的结果也许对美苏没什么影响，在中国却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中国那时候与外界接触不多，信息资料收集不够深入广泛。本来是个看戏的，结果入戏太深，自己唱起了主角。如果说“特异功能”的误导不算太成功的话，那么，苏联解体后，人们发现，里根总统时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是一个真正有效的误导，它导致苏联因为军备竞赛而不堪重负，社会经济发生严重问题，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误导一个国家的科研有多种方式，方向性误导是其一。例如，自己沿着这个方向走，却引导别人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或者明知某个方向不会成功或难以成功，却装出加大研究力度的样子，使得别人在这个领域大量投入。还有一种误导更直接，给你一点甜头，最终让你放弃某项研究或最终导致你的某项研究不能成功。在我看来美国当年卖给中国“麦道”飞机就属此类，它使中国的大飞机研制被搁置了约三十年。此外，隐瞒关键技术，也成为一种误导。例如，向别人推销或宣传某项技术时，只说其好处，等别人听信了大量使用后才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控制了。最近全世界热炒的斯诺登事件使得人们发现，美国推广互联网技术背后的“棱镜计划”就含有当年故意误导他人的成分。
20世纪世界科技发展的重点是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早有人宣称，21世纪全球科技发展的重点是生物技术。西方国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成果，未来会有一系列推广。在这个领域，例如生物制药、转基因技术等，我们也应该警惕被误导的可能。
一年来，习近平多次提到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粮食生产已连续多年丰收，似乎形势一片大好。但联系到“棱镜计划”，一旦哪天中国发现自己的粮食也像互联网一样被无形的手暗中操控了，到那时再反思是否被误导就晚了，我们现在就应该多一根弦。我认为，对于生物科技的确应该加大科研力度，但在应用上要保持相当的谨慎。前几年西方国家喧嚣一时的“克隆技术”如今基本已销声匿迹。我们不能说那也是误导，但至少说明，新的生物技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对此，我认为加大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的研究，其效果要好于生物技术在普通农作物中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