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铺土席大的小房子里，一群热爱文学的年轻人热烈地讨论着。一个极有影响的新文学社团诞生了。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
这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学运动。
它宣告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
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它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学，在中国大地狂飙突起。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的广阔领域，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日益深入人心，封建思想、旧文化、旧道德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标志，新文学正式诞生了。
郁达夫深受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报。《新青年》等刊物宣传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他的心灵上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他跃跃欲试，也想投入新文学的洪流。
早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时，达夫就与郭沫若结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两人同气相求，同声唱和，畅谈文学，指点江山。由于年龄相近，生活相似，素养基本相同，他们之间的友谊远远超出一般留学生之上。1915年，两人在东京分别。达夫去了名古屋，后来又回到东京，郭沫若则先后去了冈山和福冈。空间的分隔并没有割断两人的联系。他们经常通信，交流各自的创作情况。新文学运动爆发后，他们更常常谈论国内的新文坛。渐渐地，他们都感到很有必要成立一个新文学社团，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但只有两人的力量显然是不行的。他们分头再联系别人，很快又联系上了昔日东京一高预科的同学张资平，以及成仿吾、田汉等人。
1920年春天，在郁达夫寄宿的不忍池畔“池之端”二楼寓所，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除了达夫外，还有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科的张资平、造兵科的成仿吾。郭沫若因路远未能参加。而应该出席会议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田寿昌（田汉）却迟迟未露面。到会的三人边吃橘子，边热烈地讨论筹办新文学社团的事宜。
此后，他们相继又开了几次会。成员扩大到京都的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等人。他们具体商量了组社和出版杂志的问题。还推派田寿昌回国联系杂志的出版处。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消息传到日本，给郁达夫、郭沫若等人以很大刺激。
在这以前，郭沫若一直在福冈以通信的方式参加朋友们的讨论。现在，他意识到应该加快步伐了。
正好，这时成仿吾接到上海泰东图书局请他担任编辑部文学主任的邀请书。达夫听到消息，非常高兴，以为这样出版杂志就没有问题了，因此力促仿吾成行。郭沫若闻讯从福冈赶到门司，决定暂时休学，与仿吾一同回上海。
郭沫若和成仿吾住在上海马霍路德福里的泰东图书局编辑所。不料，短短几天，事情发生了变化。成仿吾的位子已被别人捷足先登占据了，书局已组建了编辑班子。书局经理赵南公是个唯利是图、只顾赚钱的商人，他看到沫若和仿吾还有利用价值，便好言将他们留了下来。但却迟迟不发聘书，也不定什么职位和薪水。过了十几天，仿吾愤而离去，回到长沙，在一家兵工厂找到了工作。郭沫若为了完成出一种纯文学杂志的使命，独力支撑着，多次与赵南公交涉。最后，书局总算同意了。
郭沫若松了一口气，觉得总算不虚此行。不过，杂志该用什么名字，什么时间出版，是定期还是不定期，稿源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郭沫若一时拿不定主意。他决定重回日本，与朋友们好好商量一番。
6月初，沫若回到日本。
他来到东京，立即去找达夫。
那时，达夫因胃病住进了东京骏河台杏云病院，在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沫若走进病室，只见达夫正坐在床上看书。久别重逢，两人的四只手紧握在一起，半晌说不出话来，正是“十年别泪知多少，不知相逢泪更多”。达夫与沫若已有整整六年没见面，此时相见，分外亲热。当晚，沫若在病院中住了一夜，两人促膝长谈。彼此很多看法都是一致的。达夫对文学的热情尤其令沫若感动。两人初步商定： 杂志定名“创造”。郭沫若事后说：“我看到他这种热情，觉得到东京的目的是已经达到了。”⑥
第二天，两人携手登临坐落在病院附近的俄罗斯正教的尼哥拉斯圆教堂。这次重逢，使达夫与沫若的感情大大加深。达夫的小说《友情和胃病》就是以这次重逢为生活素材的。
沫若告辞后，达夫立即办了出院手续。
6月8日，在达夫第二改盛馆的住所召开会议。与会者有郭沫若、张资平、何畏、徐祖正等人。初夏时分，天气已经很热了。在这间六铺土席大的小房子里，一群热爱文学的年轻人热烈地讨论着。虽然又挤又热，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兴致。
达夫作为东道主，首先发言：“我们早就盼望有这样一次盛会了。沫若兄终于来到我们中间，主持大局。我们先听听他的高见。”久病初愈，达夫苍白、瘦削的脸上泛出些许红光。
大家注视着年长的沫若。只见他抬手扶扶眼镜，天庭饱满的额头洋溢着智慧的光芒。
“我们今天主要商量办刊物的事。前一段时间我回了趟上海，此事总算有了眉目。关于刊物名称，我与达夫谈过，想取名《创造》，意思是我们要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一个光明的世界！”
沫若的话音刚落，立即博得一片掌声。大家都兴奋地议论“创造”这名起得好。
沫若接着说：“现在的问题是稿件不足。这事还得请众位弟兄鼎力相助。”
何畏、徐祖正等人纷纷表态支持。达夫欣喜地看着大家，原本忧郁的脸上绽出了笑容。
沫若转过头来。“达夫，别光听别人说话。你也得写些稿子。”他对达夫的创作才华极为欣赏。
“放心吧，我恐怕要不止提供一篇小说。我争取写出一些像样的东西。”
“一言为定。”沫若重重地拍了一下达夫的肩膀。
他们围绕着《创造》谈了许多。决定暂定为季刊，等将来稿源充足，再出月刊乃至周报。约好回去后各自分头行动，早日把稿件凑齐，愈早愈好。
在达夫寓所召开的这次会议，标志着一个极有影响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的正式诞生。
7月初，郭沫若又匆匆离开日本赶回上海，筹划《创造季刊》的出版事宜。临行前，他收到达夫的一封信。信中除了为他祝福，希望他尽快圆了大家的“创造梦”外，还真诚地告诫他，“回到上海去不要为流俗所污”，更不要“抛别在海外的妻子”。当时，沫若早已在日本与佐藤富子恋爱结婚，并有了和儿、博儿两个孩子。
郭沫若在上海仍住在泰东图书局编辑所里。小小的一间房充当卧室兼办公室，还与一个姓王的编辑合住。沫若从日本带来很多稿子，有自己的手稿，有创造社同人的作品，也有朋友推荐的诗文。他每天大量看稿，加紧工作。
置身于十里洋场，郭沫若心情越来越烦闷。无聊的应酬，虚伪的人际关系，繁琐的办事程序，使他身心疲惫不堪。两个月过去了，《创造季刊》还没理出个头绪来。他渐渐明白，像他这样的人，想在上海靠着文笔吃饭、养家，未免太僭分了。现下只有赶紧去日本，继续未完成的学业，按期拿到文凭，这样将来找工作才有保障。那么，手里的这摊工作交给谁呢？
只有交给郁达夫！
收到沫若那封言辞恳切的求援信，达夫决定立即回国接替沫若的编辑工作。
9月初，郁达夫抵达上海。几天后，沫若起航东渡。
沫若走后，达夫既要为《创造季刊》编辑、改稿，还要联系“创造社丛书”的出版事宜。在这之前，沫若的诗集《女神》已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8月5日由泰东图书局出版。达夫接手后，先后编辑出版了“创造社丛书”第二种和第三种，即朱谦之的《革命哲学》及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
9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登出了《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创造社同人： 田汉、郁达夫、张资平、穆木天、成仿吾、郭沫若、郑伯奇。这篇文字出自郁达夫的手笔。为了使《创造季刊》一问世就能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瞩目，达夫很下了番苦心。
郭沫若在日本读到这则预告，立即写信给达夫，对他表示赞赏和支持。他说：“我在上海逗留了四五个月，不曾弄出一点眉目来，你不到两礼拜，便使我们的杂志早有诞生的希望，你的自信力真比我坚确得多呢！”他鼓励达夫：“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
达夫在上海时，由郑伯奇协助他编辑稿子。工作之余，达夫带着郑伯奇到处逛逛。他是个“老上海”，对上海很熟，城隍庙内的小铺子，北京路上的旧货铺，虹口外国人开的旧书店，他们都是常客。达夫爱买书，也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绍兴酒。四马路上的那几家绍兴酒馆，他们是常客，为了品味，有时会连续吃上几家酒馆。当然，他最钟爱的还是文学创作。郑伯奇回忆：“达夫对于文学事业有很大的抱负。对于自己的创作，他有很强的自信心。他很重视自己的创作，不惜付出顽强的劳动。”⑦
几经周折，《创造季刊》创刊号终于在1922年5月1日出版了。
而郁达夫则于1921年10月在发出创刊号广告后，为了筹措经费和维持生活，经郭沫若推荐和赵南公介绍，赴安庆任安徽法政专门学校英文科主任。年底，他由安庆回到上海，继续编辑创刊号。他觉得稿子还嫌弱一些，便自己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小说《茫茫夜》编入其中。
到1922年2月底，《创造季刊》创刊号总算编完发稿。
3月1日，达夫赴东京帝国大学参加毕业考试。4月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曾打算再入帝大文学部深造，但未能办妥。他决定回国。7月，他结束了留学生活，起程回国。
从1913年随长兄赴日到1922年获学士学位，郁达夫在日本度过了整整十年留学生活。这十年，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这段异域生活，留给他多少屈辱的、浪漫的、欢乐的、痛苦的记忆。
离开日本海岸，郁达夫伫立船头，喃喃自语： 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了。但是我受了故国社会的压迫，不得不自辱的时候，最后浮上我的脑子里来的，怕就是你这岛国哩！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