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一再提出离婚，态度坚决。郁达夫知道，事情至此，再也无法挽回。他彻底绝望了。
1939年3月。郁达夫的书房。
像往常一样，郁达夫去报馆上班去了，郁飞上学了，家里只剩下王映霞。她收拾完卧室和孩子的房间，走进了郁达夫的书房。郁达夫是一个很没有生活规律的人，他的书房常常是十分凌乱的，全靠王映霞替他整理。这时，王映霞看到写字台上有一本印刷精致、装帧考究的杂志，随手拿起翻了起来。这是香港出版的《大风》旬刊周年纪念特大号。王映霞从目录里一下子看到了“郁达夫： 《毁家诗纪》”，便立即翻到正文。迅速看完一遍，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再看一遍，她终于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气得脸色发青，羞愤难当，不由得伏在床上痛哭起来。
《毁家诗纪》是一组诗词的总称。收入诗十九首，计七绝七首，七律十二首，最后是一首《贺新郎》词。这些诗词是郁达夫于1936年春至1938年冬陆续写成的，每首作品后面都加上注，附有一段散文，对诗词加以具体说明。它们毫无保留地暴露了郁达夫和王映霞婚变的内幕。单就诗词本身的艺术而言，不愧为“不朽的杰作”、“一时的绝唱”，显示了郁达夫旺盛的创作欲。但郁达夫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自我暴露癖好的作家，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尽量掩饰自己的弱点，他倒好，还要加上自己的想象，不惜夸大其词，其结果是伤害了自己的亲人。正如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所说：“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还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而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就弄得不可收拾了。”
郁达夫刚到新加坡，《大风》旬刊的编辑陆丹林就来信向他约稿。郁达夫便把《毁家诗纪》加注整理好，给他寄去。寄出前，他先把稿子给关楚璞等朋友看，朋友们都劝他不可发表，如果发表，便会坐实王映霞“不守妇道”、“红杏出墙”的罪名，势必在夫妻之间引发一场更大的冲突，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但郁达夫没有听从劝阻，坚持把它寄了出去。《大风》旬刊很快登了出来。陆丹林还应郁达夫的要求，以郁达夫的名义，把这一期刊物分别寄给蒋介石、邵力子、叶楚伧、于右任、柳亚子等人。郁达夫要充分揭露许绍棣这个党棍、伪君子的真面目。因了《毁家诗纪》，这一期的《大风》旬刊轰动海内外，一连印了四版。上海的《古今》半月刊，《永安》月刊，日本的《日本评论》等刊物都纷纷予以转载或译载。
王映霞痛哭过后，像困兽一样在房里踱来踱去。她的心里充满绝望的情绪，她要报复。你不是称《毁家诗纪》吗，我就来毁掉这个家！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一次次的吵架，郁达夫一次次地悔过，然后再开始新的循环。王映霞很想与他再大吵一架，但吵过以后又能怎样呢？再让他写一张悔过书？这对惯于舞文弄墨的他来说有何难，只要他想写，十张八张悔过书还不是一挥而就？写过以后又能如何呢？王映霞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当初在上海的时候，因读了郁达夫的日记，王映霞和他吵了一架，差点两人分手。郁达夫信誓旦旦地保证，这些日记在生前是不准备发表的。然而，没过多久，郁达夫曾以《日记九种》的名目将它公之于众，着实令王映霞又难堪又失望。要知道，她当时才二十岁出头。但她忍住了。在武汉时，那场家庭变故更使她对婚姻失去了信心，后来在朋友们的劝解下，以尽弃前嫌、既往不咎为前提，两人总算和好了。而答应郁达夫一起去星洲，更是以不提旧事为前提的。王映霞恨极了： 每次都是你郁达夫出尔反尔。
她要捍卫自己的名誉。
她要为自己辩护。
她坐在桌前，理一理纷乱的思绪，给《大风》旬刊的编辑陆丹林写信： 丹林先生：
《大风》特大号拜读了，感慨无限。
一切事件的真实性如何？我现在不想多说，只愿在自己正在靠记忆力的帮助，动手写的一篇记事文中，说得详尽一点，好让世人不受此无赖所蒙蔽，而知在此光天化日之下，竟也曾有这样一个包着人皮的走兽存在着，更好让世上未婚的少女，当头一棒。写着写着，泪水模糊了双眼，十二年来的伤心事一件件浮上心头： 在婚后的第三年，当我身怀着第三个孩子，已有九足月的时候，这位自私、自大的男人，竟会在深夜中窃取了我那仅有的银行中五百元的存折，偷跑到已经分居了多年的他的女人身边，去同住了多日。像这样无耻的事情，先生能否相信是出于一位被人崇拜的文人行为中么？等他住够了，玩够了，钱也花完了，于写成了一篇《钓台的春昼》，一首“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七律之后，亦许是受了良心的责罚吧，才得意洋洋地，又逃回到当时我曾经牺牲了一切的安乐，而在苦苦地生活着的上海的贫民窟里来。……写到这里，郁达夫回来了。看到翻开的杂志和王映霞红肿的双眼，他明白了怎么回事。
他讪讪地说：“你都看到了？”
王映霞的脸上仿佛蒙了层严霜，冷冰冰地，放射着寒光。她两眼喷着火，恨不得把他烧毁。
郁达夫知道，这是大战即将来临的预兆，每当到这时候，他便无能为力了，只有等她大发雷霆之后，再小心劝慰，赔不是。不过，今天他想改变一下被动的局面。
他说：“既然你看到了，我也不必瞒你了。你我都是过来人，自然明白我说的都是事实，可能有些地方因为我主观感情的作用，稍微作了些夸大。你应该明白我的用意。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像过去一样，爱着你的。我所痛恨的只是许绍棣那样的鼠辈……”
不等他说完，王映霞便接了过去：
“爱，到现在还配说爱？这些年，你用三寸不烂之舌，到处宣传说你是怎样爱我，你的爱又是怎样伟大，而我又是怎样上了别人的当，被人玩弄了。这样还嫌不够，更凭着你那巧妙的笔尖，选择了字典中最下流、最卑贱的字句，把它联成了诗词，再联成了千古不朽的洋洋大文，好使得一切的同情与怜悯，都倾向于你，怀疑、怨恨与羞辱的目光，都射到我身上来。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你成功了，你快活了！”
王映霞越说越激动：
“这么多年来，我忍气吞声，受了欺凌而不反抗，难道真的犯了天大的罪恶了么？实实在在的，只是为了三个无辜的孩子，才勉强维持这一个家的残局。我处处委屈自己，牺牲自己，为的是不愿使你声名狼藉啊！可是，好人难做，天下又哪里会有不散的筵席，不醒的噩梦呢？我现在总算明白过来了。对于你这样一个欺善怕恶，得寸进尺的人，‘宁人负我，我毋负人’的观念实在是大错特错。现在已到了真正忍受不下去的时候了，我要把你的恶德，把你那一颗蒙了人皮的兽心，详详细细地，展开在大众的面前。”
王映霞仿佛是一个复仇女神，杏眼圆睁，柳眉倒竖，昔日的妩媚和娇羞已荡然无存。
郁达夫心中骇然。王映霞生气的模样他见过多次，但像这样愤极恨极的样子，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知道这次对她的伤害太大了，她已伤透了心。郁达夫不由得后悔起来，因为这原本不是他的本意。
郁达夫等她停顿的当儿，温言相劝：
“《毁家诗纪》都是以前的旧作，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情。我们来新加坡三个月了，一切不都重新开始了吗？现在的环境很适合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保证以后决不再旧事重提。”
郁达夫不说“不提旧事”倒还罢了，一说起这几个字，王映霞便感到极为刺耳、痛心。每次都是他说“不提旧事”，然而结果呢？每次都是他自己破了规矩。她都懒得再跟他说下去。她奔进卧室，把门关上了。
一连几天，王映霞都不理郁达夫。她把自己关在房里，给陆丹林写了两封信以及《一封长信的开始》、《请看事实》两篇文章。这些文章陆续在《大风》旬刊发表出来。这场家庭纠纷愈演愈烈。
郁达夫和王映霞公开闹翻的消息传开后，许多朋友都来劝解，希望他们停止“互相残杀”。更有些人指责《大风》旬刊不怀好意，煽风点火，提供笔战阵地。以至于后来陆丹林为了摆脱“不顾友情”、“煽风点火”的罪名，分别给郁、王两人写信，劝他们互相谅解，不必再在文字上战斗下去，否则只能于己有损，于人无益。
但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感情已经破裂。他们已经难以再在一起生活下去了。
王映霞提出离婚，无条件地离婚。
郁达夫还抱着侥幸心理，希望王映霞能回心转意。他沉默地等待着。
过了一段时间，王映霞见他还没有反应，就第二次提出离婚。紧接着，她离开家，独自到离开新加坡八十海里的廖内去住了下来，在廖内学校教书。她有一个同学在那里办学校。这时她开始与郁达夫分居。
郁达夫还在等待。他总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暴风雨，尽管是空前的，但不久自会雨过天晴。
不久，王映霞第三次提出离婚。她说：“我没有任何条件，也不要你的什么东西，只望你能将护照还给我，让我一个人回国就行。”
王映霞态度坚决，几乎是一字一顿。郁达夫知道事情至此，再也无法挽回。他彻底绝望了。
1940年3月，由关楚璞作证，郁达夫和王映霞在协议离婚书上签字。长达十二年的夫妻关系宣告结束。“富春江上神仙侣”从此各奔东西。
1940年5月31日，香港《星岛日报》登出《郁达夫启事》： 达夫与王映霞女士已于本年3月脱离关系，嗣后王女士之生活行动，完全与达夫无涉，诸亲友处恕不一一函告，谨此启事。王映霞也托友人在《星岛日报》、《中央日报》、《东南日报》上登出了《王映霞离婚启事》，措辞则要严厉得多： 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绝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干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恕不一一。
王映霞启不久，王映霞起程回国。在她离开星洲上船时，郁达夫还在报馆上班。环视生活了一年多的这所三居室的房子，望着那些熟悉的东西，她心潮起伏，说不清此刻到底是什么心情。伤心，惋惜，悲哀，气愤，留恋，无奈，茫然……或者是兼而有之。临出门前，她给郁达夫写下了最后一封信： 我马上要上船了，一切手续也都办妥，你们报馆里知道我缺少路费，昨天送来了贰佰元，这是我首先该向他们表示谢意的。以前的家用中所积余的二十余元，我留下了给你。
你我结婚十二年多，至少到今天为止，我还未曾做过一件于心有愧的事情。今后如何，那就要看我的家庭出身，要看我的本质的如何了。当你我共同生活的初时，你不但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还给予我许多未曾偿清的债务。就是后来的十二年里，在家庭的经济上，我亦曾作过许多东凑西补的安排。而今天我所留下给你的，债务是没有的，你已经有足够开支的固定收入。你是饱受过经济的苦楚的，当你在尽情挥霍之时，望你总要顾到三个孩子的生活教育费用。虽然他们都是从艰苦朴素里成长起来，毕竟他们都还在学龄，没有自立的能力，父亲若不以身作则的来管教，又让谁来管教？
你的日常用品和衣服之类，全都放在原处未动。另外还有几套新的衣裤，是我在前些日子里为你赶做成的，你应该自己处理。我只带了几件自己的替换衣服走，留着的，随你安排。对这一些身外之物，我是素来不加以重视的。
我是中国人，忘不了中国。一定得回中国去，大概你是愿意永远留住在南洋的了。三个儿子，既坚决说须由你教养，我亦不想硬来夺走，但希望你要把他们教养得像个“人”的样子……与王映霞离婚，给郁达夫精神上以巨大的打击。十二年来，尽管不时有波折，但他一直是深爱着王映霞的。就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他仍然是爱着她的。但他无回天之力，无法使她回心转意，回到他的怀抱。他只好颤抖着手，歪歪斜斜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签完字，他觉得头脑一片空白。
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王映霞临走的当天，他不肯回家，避免与她分别的痛苦。他担心自己控制不住感情，做出失态的事情来。他独自来到南天酒楼开房间，买来酒，喝得酩酊大醉。
他一边喝酒，一边写诗，用诗来倾吐心中的痛苦： 自剔银灯照酒卮，
旗亭风月惹相思。
忍抛白首盟山约，
来谱黄衫小玉词。
南国固多红豆子，
沈园差似习家池。
山公大醉高阳夜，
可是伤春为柳枝？
大堤杨柳记依依，
此去离多会自稀。
秋雨茂陵人独宿，
凯风棘野雉双飞。
纵无七子为哀社，
犹有三春各恋晖。
愁听灯前儿辈语，
阿娘真个几时归？前一首诗生动地写出了诗人对灯独酌的所思所感，表达了对王映霞难以忘情的痛苦。后一首诗写他料定此后与王映霞难相会，愁闷难当。尤其巧妙的是，“三春”语含双关，隐指阳春、殿春、建春三个儿子。写的虽是诸儿思母，其实是夫子自道，一片痴情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