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80年代，我就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出国了，美国、意大利、英国等欧美国家都去过。我后来将女性主义研究引介到国内、加深自己对19世纪英国文学研究的认识、出版了多本译著，都是在国外访学期间找到的契机。
于玉蓉：确实是这样。尤其是您大学时期萌生的做中译英的想法，最终在您退休之时，在海外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人民日报》曾这样评价您：“一个花甲之龄的中国女学者单枪匹马闯入了美国社会的主流出版社，她的译著受到了《纽约时报书评》《华盛顿邮报》《巴黎评论》《艾奥瓦评论》等权威媒介的关注。”
朱虹：上世纪80年代，国内对外国文艺作品的翻译很繁荣，但是海外对中国作家却鲜有了解。所以，我就有一种冲动，想通过中译英把我们中国的作家作品介绍到国外。刚好哈佛大学英文系邀请我访问三个月，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做了三个演讲，《中国的“西部小说”》《中国的“妇女文学”》《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我在演讲中介绍当代中国小说，为方便读者理解，我翻译并复印了贾平凹的《人极》、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在会场散发，反响很热烈。我受到启发和鼓励，在取得了原作者的授权后，又译了八个短篇，都是男作家，凑成了一部《中国西部小说选》（The Chinese Western：Short 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在巴兰挺（兰登的一个分公司）出版。后被英国购买版权，改了封面，以《苦水泉》（Spring Of Bitter waters）的书名重新出版，后又被转译成印尼文，在雅加达出版。
我在去年的作品集《爱玛的想象》中也提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出版中译英的翻译。在中译英这个行当里，我是迟到者，从我1953年毕业填志愿要去外文出版社到那时，已过了三十多年。……我实现了几十年未了的愿望，我终于开发了自己的一块小小的翻译园地。”
后来，纽约的《巴黎评论》给我打电话，说想介绍中国作家。我说：“你们早就应该介绍了！”我就把手头翻译好的王蒙的小说《坚硬的稀粥》（The Stubborn Porridge）交给它。我当时获得了美国麦克亚瑟基金资助，在人文研究中心（HRC）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动手翻译《坚硬的稀粥》。当时没有任何出版的希望，只是喜欢那个作品，也感到翻译是个挑战。这篇译作在《巴黎评论》上发表后，很快引起了纽约巴西里耶出版社的注意，1994年，有朋友加入参加翻译的王蒙短篇小说选《坚硬的稀粥及其他》出版了。
于玉蓉：后来，您的译作可以说一部接一部了。我注意到，其中好几部都是有关女性题材的。您早年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您最爱的中译英找到了汇合点。
朱虹：我另外出版的译作有好几部都跟女性有关：“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短篇小说选》（The Serenity of Whiteness：Stories by and about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花的节日——中国当代女作家散文选》（Festival of Flowers：Essay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嬉雪——中国当代女性散文选（汉英对照本）》（A Frolic in the Snow）（与周欣合作）、《离魂历劫自序》（Memory of Misfortune）等。
于玉蓉：很有意思，80年代初您在北京出版《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把美国女作家介绍到国内；90年代初您在纽约出版《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短篇小说选》，把中国女作家介绍给美国。您通过自己的翻译工作，搭建中美文学沟通的“虹桥”。
朱虹：我在《爱玛的想象》这本书中也撰文《我与哈佛—燕京——从〈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选编）到〈中国当代女作家散文选〉（自编自译）》，写到了自己从“英译中”的编选，发展到自编自译的过程。这两项工作都是从1980年哈佛访学开始的，后者更是我的兴趣所在。
于玉蓉：我觉得相比“英译中”，“中译英”更有挑战性，翻译出来的英文要得到国外出版社的认可，那绝对不能是Chinglish，不仅仅要文从字顺，还得有文采呢。您的第一本译作《中国西部小说》出版后，西方媒体写了很多书评，其中一篇的题目就叫做China’s Westerns capture the West（《〈中国西部小说〉征服西方》），用了“capture”这个词，能“俘获”西方认可，太不容易了。
朱虹：我觉得语言的根本问题就是“表达”，翻译就是领会原文的表达，然后再找准译文的表达。先要把原著吃透，反反复复去琢磨，去把握作者的“腔调”、“韵味儿”，然后再动手翻译。翻译的时候讲究“炼字”，我尽量少用拉丁字根的大字，多用根植于盎格鲁·撒克逊原住民土语的小字，有些小字用的是地方就能出彩。要使得翻译出来的译文也有韵味儿，还得经常读英语文学中同一个风格的作品，增强语感，进入其语流。为翻译王蒙的自传，我就看了好几部外国作家的自传。
于玉蓉：据说哈佛校刊有一篇人物访谈，写的是关于“一个红色中国的老太太给美国学生教英国19世纪小说”。
朱虹：哈哈，这也是我自己没想到的。1990年我应哈佛大学成人夜校之邀，开设了英国19世纪小说的专题课，这让我站上了讲台，并且享受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互动。除了夜校，我还开了暑期班，都是讲19世纪英国小说。后来，1992年到2005年，我在波士顿大学做客座教授，我还记得，当时波大的外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是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她按程序的要求，安排我做一个公开演讲，我讲的是中国女性文学，一下子他们就决定聘我了。他们看我英文表达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从此，我就在波士顿大学一边教书，一边做翻译，期间还应新建的“英语写作学院”的邀请，开过“英语写作”课。我在波大前后12年，一直坚持“客座”身份，因为我还在社科院外文所任职，随时准备回国。
我退休他们开了一个大Party，很多教授退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我是在波士顿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系的中国语言文学组任教。在波大，中文本来相对较弱，后来我们搞了很多活动，开设新的中国当代文学课，中国现当代妇女文学课，很受学生欢迎。我们申请基金，设了一个中译英翻译奖。每年要评奖的，发奖的时候在一个会议厅，布置得很漂亮，非常正式，所有参赛的学生都来，没得奖的同学也有纪念品，还请名人讲话等等，就是鼓励学生学习中文。我们还申请赞助搞春节联欢活动，外国学生们来唱中文歌，说中文顺口溜，包饺子、炸春卷，我们把它当作一次文化活动，一直坚持至今。这些活动都是系里别的小组没有的，我们中文专业历史短，很年轻，但是我们搞得特别活跃。
于玉蓉：那您从波士顿大学退休了之后，平时主要做些什么？
朱虹：还是翻译，这既是工作，也是乐趣。现在手头有三本书：一个是翻译王蒙自传。我跟王蒙1986年曾一起到美国参加国际笔会第46次大会。我在那之前翻译过两个作家的自传，所以我就和王蒙开玩笑说，王蒙赶明儿你要是写自传我来给你翻。他说那好啊，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我打算70岁以后再写自传。后来他真写了。我也真翻译了，已经交稿。第二本是三联书店出的叫《百年衣裳》，是杭州一个服装研究所一对夫妇写的，尚未出版。第三本都已经排好了，我看完校样了，叫《1927年的回忆》，是讲国共合作时期一个共产党员的回忆。这是一本读来很真实、很亲切、很有趣的一本书，我就接受邀请，决定翻译。
女人朱虹：母亲、自己和女儿
于玉蓉：您怎么回忆您的母亲？
朱虹：我看不惯无论是小说还是回忆录里面，一说到母亲就套话连篇。世界上的女人只要她生了孩子，获得母亲身份就都变成天使了？至少在儿女眼里？还是出于一种文化的压力？所以子女对父母的回忆往往是不可靠的。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其实，子女回忆母亲也应该客观，否则就没有价值了。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母亲，但是并不全是。我在国外读到过一些客观谈母亲的写作，说母亲酗酒、吸毒等等。总之，人们往往把母亲神化：天使般的纯洁、自我牺牲、无条件的爱——似乎这就是母亲角色的定位。我对我的母亲的评价努力保持客观：我母亲无知、虚荣，不关心孩子，剥夺了我很多的机会。但我要承认，她在突然陷入逆境时，不怨天尤人，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去做自己从未做过的苦活、累活，比如做饭、洗衣裳、搓煤球，默默地过苦日子，苦水自己往肚子里咽。这点我佩服。
于玉蓉：为什么说母亲剥夺了你很多的机会呢？
朱虹：她是太太，整天就知道打牌、买首饰、买衣服。不关心我，把我搁在修道院的学校里就算尽到责任啦？
于玉蓉：您女儿的童年是怎样的呢？
朱虹：和我一样。我在去干校之前，把女儿放在我母亲那儿了，后来上小学了我接回来。我忙得不得了，早饭她自己准备，就是白面搁在干锅里干炒，搁一点盐，此外什么都不搁。每天早上起来拿开水一冲就喝，每天上午10点钟就饿了，饿得胃痛。每月供给一斤鸡蛋、一斤糖，哪里轮到她！后来把她送到长沙奶奶家，每天是辣椒就泡饭。从来不叫苦。在北京洗全家的衣服，在长沙奶奶家洗大蚊帐。高考的前一天还洗了一大盆衣服。
于玉蓉：比起您的母亲，您应该算是一个更称职的母亲吧？
朱虹：如何做一个称职的母亲，我年轻的时候无法反思，因为条件所限，还有我自己的脑子的限制，没有一个好母亲的模式。我就是这么过日子，我只知道孩子饿不饿，不知道去了解孩子的内心。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也是非常冷漠，不懂得细腻地去关爱孩子。我觉得上一代的榜样很重要。我虽然不关心孩子们的生活，但关心他们的学习，花时间辅导英文。1978年女儿高中毕业考上了外贸学院英文系。
我后来去了美国，一个美国汉学家问我，中国大陆那么多人都把孩子送来念书，你的孩子为什么不来？朋友知道我女儿学外贸，而且英文比较好。我就让我女儿报了两个名校，最终都录取了。后来她去了威尔斯利学院，就是冰心的母校。她从那儿毕业以后又到芝加哥大学攻读企业管理，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于玉蓉：她后来也做了母亲，有了三个可爱的女儿。她是怎么做母亲的呢？
朱虹：她非常重视女儿的教育。她自己受美国教育，可是认为英国的更好，特别是中学教育，她的三个孩子在上海，都上英国学校。她没有自己去创业，而是一直在公司里面打工，这样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心女儿，参加所有的家长会。她按她们的兴趣，给孩子们报名钢琴等各种乐器，还有舞蹈、球类……她还有一个更大的教育投资，带三个女儿全世界旅游，包括南非，就是为开眼界。她给了女儿美好的童年和深造的基础。
于玉蓉：您年轻的时候，由于时代的原因、工作的原因，也因为母亲没有给您一个如何做母亲的好的范例，您在女儿童年的时候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后来您慢慢自觉，开始反思，最终摒弃了母亲给你很多不好的影响，在您女儿身上有很多改变。比如在她个人成长的关键时候，您鼓励她出国接受更好的教育，参与了她人生的规划，
朱虹：其实这个也是偶然听了那个美国汉学家的一句话。
于玉蓉：但至少您接受了这个信息，并且付诸行动，这是对您母亲最大的一个超越。您现在对母亲耿耿于怀，就是认为在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她没有推一把，而您在这方面做到了。您女儿从此踏上非常好的发展道路，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有能力和精力去爱她的女儿。
朱虹：大概可以这样说吧。
于玉蓉：卢梭曾经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我认为只能划分为两类人：有思想的人和没有思想的人，这种区别主要取决于教育。”从您和您女儿的人生之路看，教育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你们也都很重视教育。
朱虹：教育对女性尤其重要。我们家有一个阿姨，四十多岁，跟了我们很多年，跟家里人一样。她家里穷，她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但她人很聪明，自己看了很多书，写的字很整齐，电脑很好，帮柳鸣九（朱虹教授的先生）打了100多万字的稿子和通讯。她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接受好的教育，她做了很多牺牲，支持女儿到美国读书。
于玉蓉：您觉得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
朱虹：你这个问题太抽象了。人这一辈子遇到很多事情，包括时代变革，包括家庭变故……这个时候才是最考验女人的时候。我母亲最困难的时候咬牙过穷日子。我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咬牙过日子。所以你要是让我说什么最重要，我觉得就是要能咬牙过难关。
我记得作协出了一本书，叫什么“三千名人的名言”，就是让您马上写出你最深层意识里面的一句话。我没通过大脑，一口气就写下了：“你不毁自己，谁也毁不了你”。回想我的一生，就是什么都没能毁我，虽然我的家庭那么不好，政治上属于底层。但是，我能有今天，是因为我不毁我自己，我没放弃自己。
于玉蓉：您这句话有很多名人表述过，比如“世界上能够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