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害怕“双性同体”？
——当代性别文化反思
朱郁文
美国荒诞派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1962年写过一个三幕荒诞剧《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大获成功，被公认为阿尔比最杰出的剧作。该剧于1966年被导演迈克·尼科尔斯（Mike Nichols）改编成电影，就是那部由伊丽莎白·泰勒和理查德·伯顿主演的《灵欲春宵》。阿尔比之所以取此名是受到了1930年代一首流行童谣的启发（剧中人物多次吟唱），该童谣名为“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lf”（谁害怕大灰狼？）。英语中，“狼”（wolf）与“伍尔夫”（woolf）谐音，故有此联系。不管阿尔比是否有对女权主义的影射，有一个事实的确存在，那就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第二波浪潮兴起之后，的确有人视之为洪水猛兽，“woolf”（喻指女权主义）与“wolf”（大灰狼）的联系暗示了人们对女权主义的担忧和恐惧。
陶丽·莫依（Toril Moi）在《性与文本的政治》一书的绪论用了相同的标题，这一次她是为伍尔夫遭受的误解和批判翻案。在她看来，不仅许多男性害怕伍尔夫，不少女权主义者同样害怕。她认为，如果男性批评家攻击伍尔夫是在意料之中的话，而众多英美的女权主义后继者们对伍尔夫拒绝和排斥就是值得深思的事了。莫依考察了女性主义批评家肖******（Elaine Showalter）、斯塔布丝（Patricia Stubbs）、赫丽（Marcia Holly）以及海尔布伦（Carolyn G．Heilbrun）、巴赞（Nancy Topping Bazin）、巴莱特（Michele Barrett）、玛尔库斯（Jane Marcus）等人对伍尔夫的研究，这些人对伍尔夫的否定性或误读性评价，在莫依看来都没有真正理解伍尔夫思想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文化背景。比如针对肖******对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批评，她认为应该将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置于性别主义的形而上学语境中加以考察。伍尔夫意图不在逃避固定的性别特征，而是要识别其故弄玄虚的形而上学本质。伍尔夫拒绝它是因为看清楚了它而非因为害怕而逃避。她已经明白女性主义斗争的目标必须是对致命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这一二元对立的解构。面对伍尔夫的遭遇，莫依声称要“为了女性主义政治而营救伍尔夫”。
1997年，安·奥克利（Ann Oakley）和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合编过一本书：《谁害怕女性主义？》（Who’s Afraid of Feminism？），里面收录了众多女性主义学者面对女权主义运动遭遇的政治反冲，对女权主义的影响及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章。
类似“Who’s Afraid of…”这样的标题，已经暗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女性主义（运动）从其诞生起就一直在引起许多人的恐慌。不可否认，激进女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人们的恐慌；但同样不可否认，这种莫名的恐慌多数源自人们对女性主义的偏见和误解。现实中，我们遇到的那些强烈的反女性主义者往往对女性主义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基于的是对女性主义的臆想或道听途说。毫无疑问，在女性主义批评之后出现并与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和运动、后结构主义等紧密相连的性别研究，面临诸多类似的处境。
据维基百科解释：“双性同体”（androgyny），衍生自希腊字体？νδρo？（andros，意思是男人）和γυν？（gyné，意思是女人），指称一种阳性/男性特质与阴性/女性特质相结合的状态，一般用于流行时尚、性别身份、性生活方式以及生物学上的雌雄兼体（尤其涉及植物和人类的性征）。它可用于生物学和医学（指躯体上的雌雄同体或阴阳人），也可用于心理学（指同一个体既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又有突出的女性人格特征，这两个特征会根据个体的不同需要有不同的表现），并且伴随着历史演变，此概念已渐渐超越这些层面而进入到人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从而更多地强调其象征意义，其内涵也变得极为丰富。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双性同体”这一个概念频繁地出现在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话语当中，对“双性同体”问题的探讨也成为性别研究中的重要一脉。但是，人们对它的理解和看法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和争议。
一些人听到“双性同体”这个概念的第一反应会问：是不是与泰国的“人妖”有关？也许这个概念本身就容易引起误解，但这说明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隔膜，也暗示了人们对这一概念主观上存在着否定性的看法。尽管双性同体问题与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问题存在着联系，但如果只想到这些，那就意味着对这个问题理解偏了。在笔者看来，双性同体概念及由此衍生的双性同体理论背后隐藏着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意图，即：对在性别问题上存在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本质的消解。它包括打破二元对立的社会性别模式、消除在长期的文化建构中形成的性别角色刻板定型、突破身份认定和审美标准上的男性气质/阳刚与女性气质/阴柔二元区分限制，为多元化多样态的性别类型和文学艺术活动提供理论依据，进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存在之间的关系趋向自由化和多样化的和谐状态。
然而，实现这样的目标，如同实现男女之间真正的平等一样，绝非易事。因为，在人们头脑中，传统性别文化是如此根深蒂固。我们不妨看一下几个人观点——
在《妇女解放的趋势》一文中，王涛先生说：“完整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应当包括两个向度：其一是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解放；其二是以内在精神境界的提高为指向的解放。倘把前一种解放称为妇女在外向度（即相对于社会境遇）上的解放，那么后一种解放就可算作是妇女在内向度（即在心灵回机上）方面的解放。前一种解放的重心在于赢得妇女所应有的社会权利，‘权利’观念是主题词；后一种解放的重心在于求取女性所当涵养的人格品操，这是从非人文的精神蔽障中的解放，‘人文教养’观念是这一解放的主题词。”他认为，从戊戌变法到1949年以后，妇女解放基本上是在前一个向度上进行的。而当务之需是妇女在“精神内向度”的解放，即人文“境界”的提高。王涛先生把这“境界”理解为“求得自身眼光、胸怀的开拓，求得内在世界的高尚、纯洁而富女性的特质”。他认为：“平等既不是男性以女性为标准，从而使社会女性化；平等也不是女性以男性为标准，从而使社会男性化；而且平等也不是无视或抹煞男性与女性的差别，而使社会无性别化。合理的状况应该是，男性更像男性，女性更像女性，而男女在社会中平等地有差别，或者有差别地平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王涛先生的观点是对的，我相信没有哪个女性主义者会主张以任何一性为标杆的平等，也没有哪个女性主义者会主张无视差别的平等。问题，什么是“男性更像男性，女性更像女性”？王先生把女性内在的解放定位在“精神气质”“人文涵养”，定位在“高尚、纯洁而富女性的特质”，说白了就是所谓的“女性气质”，是所谓的“真正的女人”的标准。
无独有偶，易中天先生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在尊重差异、反对性别歧视的名义下，列举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种种不同表现，并总结说：“只有在承认和尊重每个人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前提下承认和尊重男女之间性别的差异，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变得美好起来。”“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自己也才会真正变得美好起来。也就是说，男人才会真正像男人，女人也才会真正像女人”如同王涛先生一样，易中天先生的理想也是“男人更像男人，女人更像女人”。而在易中天看来，“真正的男人”就是那些“怜香惜玉”、能让女人依靠的“英雄”；而女人天生有两性——“母性”和“女儿性”。易中天先生是强调“男女有别”的，在他看来，“男的哭鼻子，女的骂大街”是一种“倒错”现象，“女无魅力，男亦阳痿”是一种“尴尬”，甚至认为中国百年耻辱多少与我们的“男人不大像男人，女人不大像女人”有关系，于是发出这样的哀叹：“男人倘若不像男人，则国将不国；女人倘若不像女人，则族何以存？”将男女性别气质与国/族存亡挂钩，让我们看到易先生骨子里的儒家文化情结。
稍一揣摩，不难发现，两位先生的话总是对一半。他们的观点貌似客观公允，且似乎都是在为女性着想，但是都没摆脱传统性别文化下的思维定势。他们对男、女的定位背后隐藏着生理决定论的前提，都忽视了文化建构的作用，且都是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我们有理由相信，此类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中国男性和女性的态度。时至今日（两位先生的观点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仍然有着众多的响应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