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马峰
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坛，李忆莙是一位多产的女作家，已出版14部散文、小说著作。2012年，李忆莙先在新加坡获得“方修文学奖”，随后又在马来西亚荣获“第十二届马华文学奖”。她在发表得奖感言时说，从文学中，她探询到人生复杂和人心隐秘，“是文学给了我这把认识自己、理解人生的锁匙，并被它深深感动着”。对文学的执着，对华人的关注，对本土的审视，这些都赋予其作品以独特的魅力。
就长篇小说而言，马华女作家的作品并不多见，从《春秋流转》到《镜花三段》，再到《遗梦之北》，李忆莙的三部长篇可谓量、质并重。《遗梦之北》于2012年6月在台湾面世，相比于前两部长篇更显厚重，对人性、文化、本土的挖掘也更加深入，其语言不时显现生命哲思的火花，其叙事流畅娴熟而耐人寻味。该作品被香港《********》评选为2012年十大小说，章海陵在评介这些小说时认为，作者们都在进行拒绝遗忘的书写，重新肯定小说对人性的拷问，昭示它推动文明反思的积极作用。作者将童年追忆诉诸笔端，以简笔点染马来亚时代的华人生活，以重笔描绘独立后的“新村”情景。作品聚焦于马来西亚本土，书写华人的家族变故，融入对华人社会的文化关怀，凸显出对“南洋独特性”的追寻反思。
作者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去塑造人物，并试图从社会背景、政治生态、民族性格等方面予以深化。同时，作品还蕴蓄着浓郁的文化情怀。小说全篇充满梦幻格调，有恍惚的神游遐想般的幻觉，也有神秘的预言征兆般的梦境。水晶是叙述者兼主人公，叙述视角不时穿插变换。从祖母、姑姑到水灵、水晶，三代女人都有着共同的“梦幻预言的禀赋”。梦幻叙事串联全篇，这是外在的形式架构。故事内核应是对人性幽微、族群境遇的文化思考，并蕴蓄着浓郁的马来西亚华人情愫。作者借助本土视角，全面审视华人的家族兴衰、女性悲情、新村图景、文化追寻，处处都流露出一种人文关怀意识。
女性主导话语权的家族书写
华人移植南洋，扎根当地而逐渐开枝散叶，历经几代艰辛便有了“家族”气象。家族书写，就传统而言，是以男性为主导的血脉相传体系。李忆莙的家族书写，不同于传统的家族叙事策略，她以女性视角为主线，男性隐退次席，女性占据了主导话语权。在叶家、扎西家，虽然男性依旧是家庭的掌控者，但是女性的声音却无处不在。在一定程度上，两大家族的兴衰历程，也包含着家族女性的辛酸史。同时，作者又不局限于女性言说，她全景式地描绘出马来西亚华人家族的困境。
叶家，从1882年清光绪八年过番到州府，历尽艰辛在马来亚创下家族事业。故事从叶安平讲起，他与金青稞育有三子两女。叶家在小镇上是大户人家，有米铺、橡胶园、稻田等产业。作者把叶家放到马来亚的时代背景中展开，提及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风云，有英国殖民者、马来亚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等几种势力的交错。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华侨积极赈灾筹款支援祖国，当时的叶家在北马则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作者并未以历史呈现为重，而是从简练描述中勾勒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当叶安平去世，明弘、明彬、明量三兄弟开始分家、变卖祖屋、相继离婚、变卖祖业，最终叶家难逃由盛而衰的命运。
扎西家，算是人丁单薄的小户人家，以天赋异禀在民间信仰界闻名。1927年，他们从云南中甸逃命南洋，落脚于马来亚北部的边陲小镇。扎西家富有传奇色彩，是藏传佛教的神秘家族。扎西顿珠曾是云南雪域山顶上喇嘛寺里的喇嘛，后来成为法力高强的还俗神巫，最终为躲避流派之争、巫术之斗、仇家追杀而逃亡他乡。在马来亚，他改名金沙江，并为女儿达娃拉姆取名金青稞。他因精于西藏密宗占术、测命法和风水学，被人视为神仙与巫师的结合体。他除了经营小生意，也替人看风水。他们的隐居生活并不安宁，关于其家族的如梦似幻的传说也从未终止。1932年，金青稞嫁入叶家，当年华老去，她被称为叶老太太。父母相继离去后，家族命运开始追随金青稞，于是叶家与扎西家的命运变得息息相关。
家族书写，不仅描写家族内部的兴衰，也展现出华族移居马来亚的奋斗历程。叶家历经数代才创下产业，在马来亚算是望族，但是在经济萧条的困境之下依旧无法摆脱失败的恶运。究其根源，叶家的事业败落不只是后代的无所作为，也暗含着殖民势力的挤压及当时政治风云的影响。扎西家迁居马来亚也不是无迹可寻的巧合，他曾接到南洋表兄的信函，在走投无路之际才下南洋寻找生路。早期南洋的华人移民，主要来源于苦力阶层，即满足当时殖民者的劳力需求；另外，也有一些姻亲血缘关系的移民。移民的根本原因应是在中国生存状况的极端恶化，于是他们才敢于铤而走险，从此踏上一条未知路。扎西顿珠携妻带女的逃亡，从云南辗转于北马各地，并以小杂货店为生，其实这也是一条华族的南洋创业之路。
女性无法逃避的悲情宿命
故事中的女性，其命运往往具有悲剧性。正如扎西顿珠的预见，金青稞的出嫁转变了她的命运，孰料家族诅咒却落在叶家后代身上。叶老太太的晚景凄凉，她预见到将发生在子女身上的不幸。面对不可逃避的命运，她只有满怀的悲观与无尽的绝望。叶家的女人，不论是媳妇，还是女儿，都承受着非同寻常的悲惨遭际。作为叶家媳妇，龙月秋、王丽娥、林奕凤都无法忍受丈夫的背叛，从对男人的过分依赖，到毅然接受离婚的现实，她们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倔强性格。叶家女儿都发疯而亡，先是11岁的小女儿小秀，她突然惊叫、狂奔、发疯，最后投水溺毙；随后是大女儿怀云，丈夫出车祸横死，她不停的发狂、嚎叫、奔跑而发疯，最后死于精神病院。这两幕场景同达娃拉姆小时候的逃亡一样，而女儿俨然成了其命运的替身。水灵、水晶是叶老太太的孙女，都是心思细腻、多愁善感的性格。水灵最终远赴台湾出家，水晶则饱受寄人篱下的落寞与自卑，她们同样无法摆脱孤寂的命运。
笼罩于叶家女人身上的诡异诅咒，表现为一种无法逃避的悲情宿命。金青稞继承了父亲的紫檀木佛珠，并成为虔诚的藏传佛教的密宗教徒。随后檀木佛珠作为家族信物相继传给怀云、水灵、水晶，她们也遗传着沉静、忧郁的家族气质。究其根源，檀木佛珠是藏传密宗佛教的根器，扎西顿珠因还俗、成家、滥用法力而犯下罪恶，叶家女人的命运便来源于宗教的诅咒与惩罚。就如同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所遭受的惩罚，叶家女人都在为“原罪”而清赎偿还。这种“因果报应”的宿命观出自佛教，其实也是华人的驳杂民间信仰的集中体现。生命与宿命，预言与诅咒，这既是迷信的，也是宗教的，还是对存在的哲学思考。悲剧命运同宗教惩罚相牵连，在人们心理上更易于接受，其实这也是无法直面残酷现实的心灵疏解。
从女性历史看，女性悲剧也表征着男权传统的强势，传统女性的命运往往都身不由己。为何金青稞要承担父亲的罪孽？为何叶家媳妇都惨遭抛弃？为何惨剧只发生于叶家女儿身上？这好似是难逃的宿命，其实是对女性历史命运的倾诉。对众多女性形象的描写，对情感问题的极力探讨，表现出作者对女性的关爱。她有自己的婚姻见解，认为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也要牵涉到社会、家庭、子女等，还有社会约束及性格自律，尤为关键的是两性宽容与和谐。就叶家媳妇而言，如果叶家男人能修身齐家，那么她们就会有和谐的家庭。同样，她们的女儿也不会孤苦无依。作者重在女性故事的“呈现”，较少直白地表露心机，不做伦理的价值评判。她用意不在于批评，而在于寻求省思与解救。她书写女性，不是激烈的“二元对立”，而是冷静的“二元融合”。她超越性别意识，持有不嗔不怒、不喜不悲的心态，力求以“平等、对话、沟通、理解”的方式去审视两性。因此，作者的女性书写，既是对女性自身的关怀，更是对两性和谐的企盼。从女性隐喻来说，传统女性是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南洋华人则是国家体系中的边缘族群。由此而言，女性悲剧又印证着马来西亚华人族群的遭际，同样受制于强势群体，他们的前途都是命运多舛。
新村图景复杂的政治隐喻
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论，作家是个公民，要就社会和政治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参与其时代的大事。新村是华人的聚居地，也是作者浓墨重彩的所在，具有社会政治再现的意义。新村是动荡时代的历史产物，具有马来西亚特色。它形成于英殖民时期的马来亚，产生于紧急法令时期，是军事政治冲突下的催生物。新村如同集中营，英殖民地政府用它来切断村民与马共的联系。马来亚独立后，政府继续采用将新村隔离的措施打击马共势力。故事发生于国北边陲的一处新村，以六七十年代为背景，对其过去几十年岁月沧桑进行回顾，也描绘当下的新村变迁及其城市化进程。以新村为串联点，同时延展到巴当勿刹、双溪大年、居林、华玲、北海、槟城、吉隆坡等地，这种图景式描绘凸显出马来西亚的本土性。
新村是华人社会的缩影，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再现了华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华人民间信仰是众神崇拜，有大伯公、观音娘娘、济公、齐天大圣、张天师等。传统习俗的庆典有盂兰节、伯公诞、观音诞等，此时隆重的酬神戏则是必不可缺的。新村还盛行赌风，卖万字或千字的地下万字票厂也极流行。对新村的展现，还隐含着对华人社群及政治历史的关怀。新村故事的起点是村尾大伯公庙的蛙战，随后1969年的五一三种族冲突爆发，于是蛙战便成了凶险的预兆。实际上这是“以蛙喻人”，蛙战的混乱血腥正是对种族骚乱的暗讽与批判。此后，新村恶运不断，陈家接连发生不幸，哑女阿兰被臭头奸杀，银花上吊，钟全溺毙。同时，新村又是政治利益冲突的敏感地带，起初源于英殖民者的反共，后来又为马来西亚政府军所利用。于是，参加政府保安部队的林保海变成独脚阿拐，邓清良的儿子因参加马共武装斗争而丧命。这些噩运也侧面映现出当时政治局势的动荡及社会状态的混乱。
叶家的命运诅咒与新村的恶运阴霾都充满神秘与诡异，飘忽不定中仿佛暗藏玄机，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无助与绝望。文中跳跃出现大量灰暗而沉重的用词，这显露出当事人的心态起伏，如忧伤、忧郁、伤感、悲伤、悲哀、痛苦、孤寂、茫然、恐惧、忐忑等。灰色调是全篇的主导，其原因不能一概归结为宿命与迷信，从篇末的言辞便可窥见端倪。尾声的叙事一反常调，不再局限于家族叙述，而去探究新村几十年的沧桑及马来亚共产党的历史。在英政府戒严时期，新村居民度过了艰难岁月。当下，新村实施屋业发展计划，开始从村庄向城市转型，从前的灌木丛、橡胶园变成了花园住宅区，而光辉花园（Taman Cahaya）也正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由此而言，叶家及新村的命运也代表着华族及其社群在马来西亚生存的挫折与艰辛。
本土与母土：超性别的文化追寻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混杂的（Hybrid）。就此而言，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环境必然对李忆莙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然而她更倾向于文化的中国。她不断书写原乡，这是对文化母体的追寻，表现为深层的心神交融。她要描绘“文化马来西亚”和富有远古东土思维的南洋。她以马来西亚华人族群为描写对象，不断追寻着文化的记忆。她呈现出烙着文化印记的南洋，并且散发着亘古悠长的东方神秘气息。
文化追寻往往是族群性的，是超越性别的共同想象，并且具有象征与隐喻色彩。当扎西顿珠离乡背井踏上异域，内心便时常涌动着难以平息的故土眷恋。
回首乡关，中甸的雪山，五彩缤纷的草原，还有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青稞地；静静的****河，以及幽深险峻的金沙江峡谷深渊，从深渊下面升上来一阵阵的寒气……这所有的一切显现，形成一幅异乎寻常的图像，常在他的梦里重复出现。他清晰地知道，梦境是会消逝的，可他记忆中的故乡却永远也不会消逝，甚至不会褪色。金沙江这姓与名其实就是因此而来的；而他的女儿叫青稞，也是因为忘不了故乡的那一片青稞地。
华人有深厚的水土依恋之情，有浓得化不开的叶落归根情结。对华人新客而言，这种文化寻根意识尤为强烈。具有特殊寓意的“姓名”是对原乡梦土的难以释怀，寄予着故土情思，更是对华人文化的象征与缅怀。华人走出中国，移居异域他乡，从落叶归根转为落地生根。无论身处何方，华人总是延续着自身的文化，从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民间信仰中都可寻觅，而这恰是海外华人的文化之根。
华人民间信仰有祈福纳祥的功用，对文化传承也至关重要。在马来西亚各地仍保存着悠久的寺庙建筑，如青云亭、广福宫、天福宫等。华人信仰以儒释道的三教并呈为主，也有地方性的多神崇拜，如天后、关帝、大伯公、仙四师爷等。从历史看，华人移居马来西亚的同时也植入了自身的信仰文化，“移殖本邦的华人大多数来自闽粤两省文化落后的农村，他们所带来的宗教通常是相当原始的精灵崇拜和儒释道的末流所混合的民间信仰”。扎西顿珠是佛教密宗信徒，作为华人新移民，他把信仰也带到了马来亚，而凝聚着能量与灵感的佛珠便是其信仰的载体。“檀木佛珠”是具有法力的神器，其原乡来自中国云南，它是扎西顿珠拥有的“根器”。当扎西全家逃亡至北马小镇，他们隐名埋姓，但永远不变的是对“根器”的守候传承。“檀木佛珠”不只是佛教法器与传家之宝，也可视为华族文化之根的象征，这是对传统的追思与精神的寄托，隐喻着华族文化图腾在海外的延续。虽然“根器”的继承者背负着苦难与恶运，但是他们却保有代代相传的毅力。恰似华人移居海外的艰辛历程，虽然面对居留地当权者的挤压，但是他们对华族文化的执着却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