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进人物，也是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的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提出的“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的思想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向往，希望以此来取代愚昧落后的封建专制。他第一次赋予“教育救国论”以理论内涵，揭示了中国教育落后的思想根源。他首先倡导把科学方法论导入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过程，对我国教育界发挥了巨大的科学启蒙作用。他让人们用一种新的价值观去看待事物，在思想上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他力倡西学和维新救国，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主观意图，起到了同封建思想作斗争的作用。虽然后期他思想上走向保守，甚至反动，但他早期提出的许多论断都闪烁着启蒙思想的火花，使其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杰出人物。
论教育救国
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严复认为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身状况，怨天尤人无济于事。中国之弱，就是因为民智闭塞，学术空疏，缺乏竞争的总体实力，救国的唯一良方“开民智”，即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他对当时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持低调估价，认为“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以国人素质之低下，即使搞改革，也只能是除去一弊害又会表现为另一弊害，终究没有希望。所以，“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严复把教育视为强国之本是正确的，但如果不消除政治上的阻碍，教育也难以改革、发展。
论学习西学
严复早期对西方文明极为推崇。他在《论世变之亟》中对比中西之学的一系列差别，基本上都是颂扬西学而贬抑中国传统。例如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尊主，西人隆民；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中国夸多识，西人尊新知，等等。他的结论是要想富强非讲西学不可。严复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西之学各有其体用，就西学而言，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出于这个立场，他也不赞成争论“西政”和“西艺”哪个更重要。“艺政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严复过于美化西学是片面的，但他强调要从整体上来看待和学习西学，抓住其民主和科学的实质，而不是取其皮毛，这又是他高出一般人的见解。
论三育并重
严复是中国最早论述三育并重的教育家。他说：“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其中体育是国民素质的基础，近世中国民力孱弱，被外人讥为“病夫”，因此必须加强体格训练，以“鼓民力”。国民才智是国家“富强之源”，智育包括学问和事功两个方面，不能只在书斋里作学问，要“观物察变”，运用于实际，以“开民智”。德育在三育中最重要，但不能再因袭封建的人伦纲常，要树立国家观念和社会公德，以“新民德”。
培养德、智、体兼备的真国民
严复是中国近代从德、智、体三要素出发构建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并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优胜劣汰的国际竞争形势对这一教育目标模式进行了论证。严复的德、智、体“三育论”首次在《原强》中提出，导源于近代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斯宾塞的教育著作《教育论》。《原强》提到斯宾塞的《明民论》和《劝学篇》，并说：“《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学之书也。其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从严复的进一步论述看，他所说的《劝学篇》就是《教育论》的第一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明民论》应是《教育论》的另外三篇或其他部分。
所谓“鼓民力”，就是提倡体育，包括禁止吸鸦片和女子缠足等陋习，使国民有强健的身体。他认为体育和智育也是相辅相成的，“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
所谓“开民智”，就是要全面开发人民的智慧，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但实际牵涉到对传统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学风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其核心是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和训诂词章之学，讲求西学。
所谓“新民德”，主要是改变传统德育内容，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取代封建伦理道德，培养人民忠爱国家的观念意识。“新民德”要从改变人民的奴虏地位开始，如“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因为“新民德”涉及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故严复认为“尤为三者之最难”。
严复在国家危亡的严重关头，希望通过改革教育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以实现救亡图存，进而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反映了他对教育作用的高度重视和评价。他提出的德、智、体三育兼备的教育目标体系，无论就其结构要素，还是各育的内容而言，都基本确立了中国教育目标体系的近代化模式。
指摘八股考试，比较中西学风
在严复的德、智、体三育体系中，智育处于基础地位。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愚、贫、弱三方面的问题中，“愚”是最基本的问题。“开民智”直接可以治愚，间接可以“鼓民力”和“新民德”，因此是救亡图存的突破口和当务之急。而在八股考试主导下的封建教育不仅不能启迪人的智慧，反“适足以破坏人才”。在《救亡决论》中，严复详细分析了八股式教育的三大弊端：其一是“锢智慧”。八股式教育违反了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今夫生人之计虑智识，其开也，必由粗以入精，由显以至奥，层累阶级，脚踏实地，而后能机虑通达，审辨是非。”而八股教育却恰恰相反，“垂髻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学也，必先课之以《学》、《庸》、《语》、《孟》，开宗明义，明德新民，讲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另外，社会和朝廷对得第士人的推重，养成了一种八股之外无学问的社会观念，导致士人拒绝接受其他知识，固步自封，孤陋寡闻。
其二是“坏心术”。科举试场作弊之风盛行。科举之士平时诵读陈篇，到考场后因袭成文，长期“习为剿窃诡随之事”，导致丧失“羞恶是非之心”。
其三是“滋游手”。八股教育目标单一，与生产严重脱离，导致士人与农工商壁垒分明，积累了一支庞大的官僚后备军，成为衣食仰赖于社会的游民。因此他大声疾呼：“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严复还通过中西学风对比，对中国传统学风进行反省和批判。他认为中西学风明显不同，首先，西学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因循古人的见解，不盲从别人的结论，“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而中学注重知识的积累，崇尚述而不作。其次，西学贵于采用观察、试验、实测、归纳等实证的方法独创新知或对前人的既成之论进行验证和质疑，认为“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名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而中学沉湎于对古训的考释求证，演绎发微。所做的学问，表面看来，“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但“若穷其最初所据，……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其原因就在于立论的最初根据不是来源于观察实验、实证实测，而是想当然，陈陈相因，不究根源。
传统学风和近代科学精神的格格不入，不利于西学的广泛传播。严复希望通过思维方式的训练来改变这一学风，他翻译《穆勒名学》和耶芳苏的《名学浅说》正是出于这一想法。
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
对八股考试和传统学风的批判，旨在揭露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时和衰败，不足以救亡适足以致亡。在确立中国未来文化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上，严复则以强调“体用一致”而独树一帜。
甲午战争后，严复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明确肯定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其中充满了颂扬民主、自由、平等的激昂文字。针对守旧派常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老套说教来说明人道“三纲”的永恒性，严复从“天有变”论证“道亦有变”，直捣“中体”不可变的立论前提。同时他指出社会有如完整的有机体，“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西方社会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隐含有“体”、“用”不可割裂的观念，间接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加以否定。因此，他倡导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要一体学习。此时他的“体用一致”思想表现为“全盘西化”和西学自成体用的倾向。
严复的“体用一致”还包括对西学的整体性和发展性的认识。他把近代科学按从基础到应用的层次划分为三类，第一类称“玄学”：即名学（逻辑学）和数学，属思维和工具学科；第二类是“玄著学”：如物理学、化学等，属基础理论科学，提供应用学科的一般原理；第三类是“著学”：如天学、地学、人学、动植之学、生理之学、心理之学、群学（各种社会学科）等等，属应用学科。各类学科联成一体，相资为用，交叉发明，特别是名学、数学和各种基础理论学科更渗透到近代学术的方方面面。他认为西学还是一个发展的体系，运用考察、实验、归纳（内籀法）等方法创造新知和验证学理，不断更新、改进和发展。据此他批评洋务教育只是急功近利地孤立学习西方的某些技术，或仅是抄袭西学的现成结论，忽视了西学的整体性和发展性。
1902年严复发表的《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堪称他批判“中体西用”及类似流行语的典型之作，更鲜明地表达了“体用一致”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教学术，犹如一有机体，“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质干根菱，而后有其支叶华实。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将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指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当然这种牛体马用的比喻存在逻辑上的缺陷，他只是借此说明文化的整合不是简单的支解拼凑。其时，严复实际已改变了过去“全盘西化”的倾向，提出了要构建一种融会中西，兼备体用的新文化体系的设想。
从“体用一致”、“统新故”、“苞中外”的观点出发，严复设想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应该是：小学阶段以十分之九的时间学习“中学”，并用明白易晓的汉文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通学”，作为学生的辅助读物。小学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作“条达妥适之文，粗通经义吏事”。教学方法应“减其记诵之功，益以讲解之业”。中学阶段（16至20岁）“洋文功课居十之七，中文功课居十之三。”教授西学，并“皆用洋文授课”。高等学堂先经预科后进入专业学习，只设西学教习，不设中学教习，“中文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