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育家的思想，从孕育、形成到发展、成熟，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及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学习、经历和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生活时代的需求，他成长道路上经历的痛苦的磨炼或失败的教训，总以各种形式直接或曲折地渗透到他以后的思想发展中，从而构成他思想形成的第一个源头，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家和革命家的朱剑凡也是这样。
朱剑凡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灿烂文化的泱泱大国却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外国帝国主义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她肥沃的土地，腐朽的封建势力穷途末路，无力维护国家的尊严与领土的完整。祖国正日益陷入被瓜分的境地。而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绝不甘心忍受被剥削、被奴役的屈辱生活，为了外争民族独立，内求人民民主，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戊戌变法，从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虽然他们都以失败告终，但唤醒了沉睡中的中国人民。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专制王朝的腐败，每一个有良知、有热血的中国人都在努力思考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朱剑凡就是其中的一员。朱剑凡从小热爱读书，尤其喜读文史，对湖南前辈名贤王夫之、魏源等的著作进行过多次研读。先哲们忧国忧民、爱国爱民、励志兴革的精神，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慷慨就义更是深深震撼着他。国难当前，身处豪门的朱剑凡心忧天下，他在各种救国呼声中寻求、判断与思考：怎样才能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怎样才能摆脱贫穷与落后，使祖国走向繁荣富强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中，康有为、梁启超的教育救国论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贫穷落后，人们愚昧守旧，唯有育人才、开学校才是启迪民智、救国图强的主要手段。
朱剑凡出生在封建官宦之家，其父周达武是明朝王室第七代吉王的后裔。世事无常，人生难料，显贵的吉王在历史的变迁中流落于湘北偏僻的乡镇，铅华洗尽，成为平常百姓。但是周达武却凭着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所谓战功，深得晚清重臣骆秉章、左宗棠的赏识，步步高升，官至甘肃提督。于是，功名富贵再次与朱家结缘。
朱剑凡从小生活在“温柔富贵乡”，但舒适安逸的生活没有给他幸福，他的心灵深处更多的是对这种生活的厌恶与痛恨，朱剑凡生母姚氏是周达武率领湘军随骆秉章入川，在忠县掠得的农家贫女，纳为侍妾，得丈夫宠爱，一向为嫡氏所妒。封建贵族家庭中等级之森严是令人生畏的。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国家，在这种制度下，女人的地位卑乎其微，女人永远是男人的附属品，没有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作为庶子的朱剑凡，从小就目睹和亲历了母亲所受的来自正室的种种欺凌，母卑子贱，他自己亦经常受到哥哥的欺负，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朱剑凡有了与众不同的个性，他的身上没有丝毫纨绔子弟的气息，他甚至痛恨这种生活，他从母亲身上看到了封建等级制度下千千万万妇女的悲惨命运，封建婚姻制度和礼教制度如囚笼槛车似的，锢锁着中国妇女的精神和肉体，剥夺她们的意志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使她们遭受着许多不人道的虐待。他的叛逆之心由此产生，他后来在教育救国的行动中选择艰难的办理女学的道路，不能不说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
祖国苦难的命运让他忧心忡忡，家中纸醉金迷的贵族生活更让他压抑窒息。1894年，朱剑凡父亲病逝，不久，朱剑凡与那个他痛恨的官宦之家决裂，和自己的母亲、妻子一起过上了舒适温馨的生活，本来，他可以在亲人的陪伴下过完安逸的一生，但他没有。国耻家恨在他心中留下了太多的痛楚，富足的生活没有软化他奋飞的翅膀，相反，他有一种搏击长空的豪情，他的心中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把祖国从深重的苦难中解救出来。
1902年，朱剑凡怀着真诚的救国宏愿，融入了留学的人流，迈上了寻梦之旅——东渡日本求学。他考入了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办的弘文学院学习师范。他在弘文学院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并结识了一批中国进步青年，陈天华、黄兴、周震麟等，他们促膝长谈，共同商讨国家的前途命运和出路。这时的他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他曾参加中国留日学生为反对沙俄侵占满洲而组织的抗俄义勇队，并与妻弟魏肇文一起于1903年回到南京，劝说岳父魏光焘起兵反清，遭到反对。于是，他重返日本，潜心研究教育，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留学期间，他还认识了中国近代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杨昌济和胡元倓、陈润霖、李士元等同学。他们都是有远大抱负、忧国忧民之人，几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切磋琢磨，相互鼓励。这时的他已坚定了教育救国的信念。归国后他们成为了湖南省创办新教育的先行者。胡元倓创办明德中学，陈润霖创办楚怡工业学校，杨昌济执教于省立第一师范。
在国外留学的几年中，异国文化与风情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见识，尤其是日本近代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让他豁然开朗，深受启迪。于是，他潜心学习，研究日本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希望学得真实本领，以便回国效力。回国后，朱剑凡身体力行，毁家兴学，创办了周南女校。
突破禁锢办女学
1904年夏天，朱剑凡在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回国，这时的他西装革履，脑后的长辫已剪，显得年轻而风度翩翩。通过国外学习，他的目光变得更深邃了，立志救国的意志更坚定了。他首先被聘请在宁乡速成师范当教员，教生理、心理、教育、公民等课程。虽然，他选择了这份“寂寞之事业，实乃神圣之天职”的教师事业，但内心极不平静，时有激流涌动。他不断地思考着：苦难深重的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毛泽东曾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来展示一个求索者的宝贵品格，而朱剑凡作为一个真正的求索者，他无法按捺自己那颗跳跃与躁动的心。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天空阴云密布，春天的色彩与明媚因此而暗淡。祖国命运如一块巨石，沉重地压在朱剑凡的心上。这天，朱剑凡又陷入了沉思，这时，大女儿佛根清脆的声音“爸爸，你陪我玩，好吗？”唤醒了朱剑凡，他从女儿天真无邪的目光马上想到了女儿出生时的一幕。当时，初为人父的他见到这个胖乎乎的小生命时欣喜异常。然而，他发现妻子满脸愁容，原来，妻子见生的是女儿担心两个婆婆不高兴，朱剑凡马上安慰道：“女孩我喜欢，我要教她识字，不让她缠脚，让她无拘无束地成长。”如今女儿5岁了，由于他的坚持，女儿免受了缠足与穿耳的痛苦，却整天固守在枯燥的家里。朱剑凡看着女儿，女儿仍用清澈的眸子盯着自己，就在这一刹那，一道亮光闪过他的脑海：对，办女学！他欣喜若狂，似乎找到了真正的生命，教育救国，却只有男学堂，没有女学堂，“女子沉沦黑暗，非教育无以拔高明，要立足社会，有学识技能，才能拔于黑暗”。
当时，清朝政府已经摇摇欲坠，迫于形势，下令废科举办学堂，但明令禁止办女学。其实，湖南的女学兴起于20世纪初，1903年，龙绂瑞创立了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堂。1904年，曾广镛办起了淑慎女学堂。但一个新生事物一出现，往往会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无情摧残。1904年10月26日《警钟日报》披露了一则消息：长沙劣绅王先谦欲纳湖南第一女学堂的一名女生为妾，该生不从。王先谦恼怒不已，使人上了一道请废女学的奏折，奏折洋洋上万言，对女学堂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谓湘省女学全无实用，徒为伤风败俗之所。王又致书权臣瞿鸿虮，称该女生因行为不贞为避羞而入女学。此风断不可长，亟宜禁止。清廷得奏，遂勒令所有湖南女学立即停办。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办女学，是冒大风险的。但朱剑凡认为，启迪民智，救亡图存，决不能将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妇女排除在外，他决心顶住逆流，冲破阻力，从教育入手提高女权。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朱剑凡立即投入筹措办女学堂的事宜，首先必须找一条合法的途径。朱剑凡找周振麟、杨昌济商量。好在朝廷禁止办女学堂，却不禁私塾，他们便投机取巧，以周氏家塾取得合法借口。名字取好后，其他困难却接踵而来，学生哪里来？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制度国家，自古以来，男尊女卑，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故没有女生入学堂。朱剑凡便走街串户，一个一个地去劝说，终于求来了十几个本家女孩。其次是教员从哪里来？为了请教员，朱剑凡四处作揖。功夫不负有心人，周振麟答应教地理，他以地理知识使学生懂得，要热爱和捍卫祖国，因为列强正侵犯着中华民族的土地；徐特立允诺教师范课程，他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谈论着国家大事，学生深受鼓舞；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周以粟被请来教国文；朱剑凡和夫人也站上了讲台，临堂执鞭。
一切准备就绪，朱剑凡把泰安里一部分私宅园林开辟出来做了校舍。1905年命名为“周氏家塾”的女学堂终于开学了。办有简易师范班，并附设小学和幼稚园。女学堂初具规模，处境依然艰险，虽取名家塾，仍然经常提心吊胆，怕官府来追查。朱剑凡布置学生每人准备一套四书，一旦官府来人，马上将新课本收藏起来，摆出四书，教师也就谈“子曰”、“诗云”作为掩护。
毁家兴学意志坚
朱剑凡办周南，把周南作为自己的孩子看待。周南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周南是他的一个辉煌的文化理想，周南亦是他实施救国的一条途径。因此，不管困难有多重，道路有多远，他都会坚定地走下去。
在朱剑凡和几位教员的共同努力下，女学越办越好，名声远扬，全省各地及湖北、江苏、浙江、江西、广西等省的女子纷纷慕名而来，学校规模急需扩展。朱剑凡便用钱把哥哥的半边园林买下来，扩大校舍。然而，诽谤之辞亦四起，有人说周家花园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朱剑凡校长就是那个多情的贾宝玉，否则他为何不办男学堂而办女学堂？面对各种流言蜚语，朱剑凡正义凛然，确信身正不怕影歪，他坚定地认为女子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母，遂以提倡女子教育为己任，一往无前地走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社会上议论纷纷：“男教员怎能和女学生同坐一室，面对面上课？这可是男女授受不‘清’哪！”一些女学生听了议论，很害羞，怕上男教员的课，有的因此而不来上课。怎么办？朱剑凡找教员和朋友们商量，好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们马上想到慈禧太后是个女的，她为了独揽大权，每天和文武百官商议朝政，用的就是垂帘听政的办法，那么周氏私塾何不也在男教员和女学生之间来一个垂帘听课？朱剑凡马上叫办事员买了许多竹帘子挂在课堂上，男教员坐在帘子里讲课，女学生则坐在帘子外听课，于是，教室里听课的学生“只闻其声，不见其师”。想来“垂帘听课”，该是中国教育风景中最独特的一幕吧。
周氏家塾开办之初，便是朱剑凡挪用家产、腾出园林作校舍，作为私立学校，无法得到任何公款补贴，所收学费为数不多，收入不敷支出，随着办学出现兴旺之气，校舍、仪器设备与师资的配备都必须不断扩大，经费问题成为燃眉之急。当时，家中的财政大权由母亲姚氏执掌，姚氏作为一位旧时代的女性，无法认识到儿子兴学事业的重大意义，固在拨款上较为保守。为了钱，朱剑凡多次与母亲姚氏发生争执，他知道，母亲不可能完全理解自己的行为，支持自己的事业，可学校更不可停办，朱剑凡只好四处找人借钱维持办学，几年下来，学堂负债累累，债主逼着要债，朱剑凡整日忧闷，最后，姚氏被儿子的执著与诚心所感动，终于拿出一笔经费帮助其办学。
朱剑凡为办好女学堂，在其母亲的资助下，终于解决了一部分困难，但经费问题始终困扰着他，朱剑凡把所能弄到的钱全部用在教育事业上。自己省吃俭用，加上日夜操劳，他日见消瘦，其妻魏湘若理解丈夫的苦衷，知道办女学是丈夫的生命，她想到了自己的陪嫁。朱剑凡的夫人是魏光焘总督的女儿，陪嫁财物价值千金，她豪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金银首饰、珍贵皮货、珍珠宝石一一献出，帮助丈夫渡过难关，妻子的解囊相助解决了朱剑凡的燃眉之急。
不久，朱母病逝，朱剑凡掌握了家中的财政大权。从此，周氏家塾得以较快地发展。朱剑凡毅然将自己的面积为440方丈的泰安里周家花园的另一部分也捐给学校，另外变卖了田地、果园、茶林，以所得资金在泰安里购买地皮628方丈，都用来扩建校舍，然后，请人填池筑地，大兴土木，添置桌椅、教学仪器和体育设施。朱剑凡和其夫人为了女子教育事业，捐献了大批房屋，变卖了田地，拿出了金银首饰，按当时的货币计算，高达11万元以上。
1907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政府不准办女学的禁令稍松懈，周氏家塾才正式命名为周南女学堂——取《诗经》里“国风·周南召南”句之义。
当初朱剑凡为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留学日本，学成归来后，他执著地选择了办女学这条荆棘之路，明知困难重重，他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为了女子教育事业，毁家兴学的无私精神将永载史册，而他创办的周南女校——女性解放的摇篮也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放异彩。
其实湖南之有女学并非始自朱剑凡，1903年，由候补知县龙绂瑞和留日学生俞蕃同筹办，经赵尔巽允准，办起了民立第一女学堂，这是湖南女子教育的肇始。1904年湘乡人曾广镛女士捐款在长沙建立淑慎女学，是为湖南第二所女子学堂。湖南第三所女子学堂为长沙县的影珠女学。第四所为设于常德的西路女学。但是，民办女学堂的兴起，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他进步知识分子创办的女学堂，在清政府顽固派看来是“离经叛道”，于是对其大加压制和摧残。1904年9月中旬，湖南第一女学堂和淑慎女学相继被封。真正能顶住压力与风险，将湖南的女学延续发展，并推上极致的，是朱剑凡的周南女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