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尚未开始之前曾有人为文艺担忧，以为战争一开始，爱国的作家必然投笔从戎，文艺便会遭遇重大的损失，或者甚而至于停顿。然而在抗战进行已经五年有半的今天，确实地证明了这种想念纯然是杞忧了。抗战以来，文艺不仅没有停止它的活动，反而增加了它的活动；不仅没有降低它的品质，反而提高了它的品质。
抗战初起时，由于战争的强烈刺激，在文艺界曾经激起过一番剧烈的震动。多数文艺性的期刊和报章副刊，不是完全停止，便缩小了范围；口号式的诗歌、公式化的独幕剧曾盛行一时；小说的地位几乎全被报告速写所代替。其后随着战争的长期化，这种兴奋状态镇静了下来，文艺的步骤渐渐恢复了它的常态而且大有进展。虽然有人也在高喊着“文学的贫困”，但仅是不看事实的信口雌黄而已。
国家临到争生死存亡的关头，民族受着了空前未有的浩劫，一切都应该为了前线。作家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多数是动员起来了。虽然在初期也有少数人倡导“与抗战无关”论，但为大势所迫，不久也就销声匿迹。近来如沈从文又有“反对作家从政”的见解，这在平时可以不成问题的议论，但在战时却可大成问题，而且把作家努力参加动员工作认为“从政”，那更是超过了误解范围的诬蔑。
为了要动员大众，文艺界曾有“旧瓶装新酒”的主张和尝试，便是利用旧有通俗的形式如弹词、鼓词、民歌、旧剧、章回小说等，以便于一般的接受。这是偏重于宣传与教育的意义，已经产生了不少的作品，并收到了不少的效果。这一种运动除动员大众之外，使作家于习用现代的新形式之余，回顾了本国的遗产，在无形之间摄取了旧时的优点，而使新旧起了一番综合。这在文艺上说来，也不能不认为是较为重大的收获。但有人把这种运动的意义过分夸大，否认“五四”以来的新文艺的成就，而认为一切文艺都应从通俗的文艺再出发，那却是一种有害无益的偏见。为克服这偏见，曾经有长期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大率已经是得到应有的结论了。
文艺的生命是在内容，作家的生命是在生活。大时代使作家的生活改变而充实了，文艺的内容自不得不因而充实。作家须与大众打成一片，向大众的生活学习，从而作生活的反映与批判，作品自能亲近大众而为之所接受。即成的形式我们自当作为历史的贡献而宝贵它，然而已经失了时代性的东西决无法恢复其原有的势力。尊重民族形式并不是复古，那是无庸置辩的。
经过五年半的战火的锻炼，使战前的文艺思想更加钢铁化了。例如反帝、反封建的主潮变而为抗日=反法西斯的号召，这只是性质的更加明朗化，力量的更加集中化，并没有本质上的什么变更。法西斯主义即是封建帝国思想穿上现代帝国主义的武装。日、德、意三个轴心国家都是封建思想未能扬弃而产业近代化了的怪物，它们同走向法西斯主义而成为一个集团，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我们战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潮汇流而为反法西斯运动，也正自有我们的历史的必然性。故尔五年半来的战火只是证实了“五四”以来的路线的正确，因而也就无法抹煞“五四”以来的光辉的战果。
抗日=反法西斯，这是民族解放的意识发露，也就是新现实主义的骨干。以此为骨干的中国新文艺在作为其血与肉的资源上有赖于古今中外的题材。任何材料都可以供作者驱使，只要你作者有驱使它的能力，有充分的研究和调查。关于题材问题，一时曾相当狭隘，而且至今也还有人抱着这样的见解，以为必须直接采自抗战的现实，这可以说是画地为狱。但我这样说也并不就是赞成了“与抗战无关”论者的意见，“与抗战无关”论者是要作家的精神脱离抗战，或超越抗战，这就是所谓非现实主义。我们却要扩展题材的范围，是把与抗战有关的关系扩大了。我们在同一的主题之下，不仅要写现代的题材，也要写古代的题材；不仅要写中国的题材，也要写外国的题材。现实主义所谓“现实”不是题材上的问题，而是思想认识和创作手法上的问题。尽管是眼前的题材，如以“与抗战无关论”者来写，便成为非现实。尽管是历史上的题材，如以正确的意识形态来写，便成为新现实。这是易明的事理。近来题材的范围确实是扩大了，因而也就是新现实主义活动的范围更加扩大了。
但有一部分的批评家，对于这现实与历史的关系，似乎不甚了解。他们每每以为写历史题材便是“逃避现实”或“不敢正视现实”，这正是非现实主义的了解。因为评者本身并未懂得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现实主义并不是单纯的写实主义，它必须“彰善阐恶，树之风声”，因而它的骨子里面便不免有“刺”。中国的儒家经典中的《诗三百篇》，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刺”。“刺”于文艺的存在可以说等于自然属性，就好像世间上没有没刺的蔷薇，没有没刺的蜜蜂。你假如怕“刺”，最好是谨慎些，不让自己有被“刺”的弱点。“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总不好因手指被“刺”，而把蔷薇全部拔掉吧？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
注释
[1]原载1943年3月27日重庆《抗战文艺·“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1947年12月收入上海大学出版公司《沸羹集》，1961年10月编入《沫若文集》第13卷。现据《沫若文集》编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