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族形式”的提起，断然是由苏联方面得到的示唆。苏联有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2]的号召。但苏联的“民族形式”是说参加苏联共和国的各个民族对于同一的内容可以自由发挥，发挥为多样的形式，目的是以内容的普遍性扬弃民族的特殊性。在中国所被提起的“民族形式”，意思却有些不同，在这儿我相信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语，目的是要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便很警策地道破了这个主题。又所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4]，更不啻为“民族形式”加了很详细的注脚。这儿充分地包含有对于一切工作者的能动精神的鼓励，无论是思想、学术、文艺、或其它，在中国目前固须充分吸收外来的营养，但必须经过自己的良好的消化，使它化为自己的血、肉、生命，而从新创造出一种新的事物来，就如吃了桑柘的蚕所吐出的丝，虽然同是纤维，而是经过一道创化过程的。
中国因为在封建经济中过于长期的停滞，一切事物都非常落后，百年来已陷入于半殖民地的境遇。为要由这境遇中解放，百年来我们的民族也不断的在振作，不断的在吸收外来的事物以补救自己的落后。这在以往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就在今后是尤必须策进的事实。凡是世界上适合自己的最进步的东西，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我们都须得尽量的摄取，譬如我们在经济上便必须促进重工业的建设，在政治上便必须促进新民主主义的实现，我们是不能专靠外来生产品的输入，或仅挂上一个民国的招牌便可以满足的。假如由于我们民族的努力，我们的重工业建设成功了，民主主义实现了，同是根据于科学的原理原则所产生的成品不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但经过我们本民族自己的创造，便自然的赋予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也就是所谓“民族形式”。我们中国能够自己创造出来的进步的事物，难道还不是“新鲜活泼的”，难道还不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
譬如就是香槟酒也吧，威士忌也吧，只要不是纯粹的洋货，只要是酿造自中国人，和中国的材料，而且使“中国老百姓”都有领略的机会，我不相信他们就不会“喜”，不会“乐”。
又譬如我们目前所必须的飞机和坦克车之类，这可说纯全是外国形式，“中国老百姓”“闻”之，“见”之，已就不胜其“喜”，不胜其“乐”了，假如这些精锐的武器更经过了一道“中国化”，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多量的把它们制造出来，其为“喜”，其为“乐”，难道会不致增加万倍？
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而且也不限于文艺，但一落到文艺上来，便立地复杂化了。“喜闻乐见”被解释为“习闻常见”，于是中国的文艺便须得由通俗文艺再出发，民间形式便成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5]。这个见解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如以“中国老百姓所习闻常见”为标准，那吗一切形式都应该回复到鸦片战争以前。小脚应该恢复，豚尾也应该恢复，就连鸦片烟和吸烟的各种形式都早已成为“中国老百姓所习闻常见”，而且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所独有的“民族形式”，也有其合理的存在，那中国岂不糟糕！这本是浅而易见的道理，何独于文艺而发生例外？
中国新文艺，无可讳言的是受了外来的影响，这犹如重要的生产方式，经济机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是受了外来的影响一样。工厂、公司、轮船、铁道、汽车、公路、电信、电话、电灯、电梯、自来水、自来火、学校、政党、声光化电，朵列米伐，上至大总统、主席、委员长、中华民国，那一样是“中国老百姓所习闻常见”的？如这一切都要重新来过一遍，以某种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为“中心源泉”，任何人听了都会震骇，何独于文艺而发生例外？
中国新文艺，事实上也可以说是中国旧有的两种形式——民间形式与士大夫形式——的综合统一，从民间形式取其通俗性，从士大夫形式取其艺术性，而益之以外来的因素，又成为旧有形式与外来形式的综合统一。而且凡中国近百年来的新的事物，比较上“中国化”了的，还当推数文艺这一部门。其它多半还是直接使用舶来品，竟连《中国社会史》之类都还在使用东洋货，就拿自然科学来讲吧，高级一点的学校都还在使用外国教本，且以使用外国教本为荣，各项部门的术语学名都还没有译定，或者也竟直使用东洋货。和这些比较起来，文艺究竟不能不说是较胜一筹的。尤其是关于作品方面，“中国化”的工夫，进行得更深、更广，更相当彻底，把来和文艺理论的批评文字一比较便可明了了。“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教条主义”等等的非难，毋宁是属于批评文字方面的多。就拿这一次的“民族形式”的议论文章来说吧，有好些朋友的笔调，便应该还要尽力民族化一点才好。用“洋八股”的调头来斥责文艺作品的“欧化”，那是有点近于滑稽的。
应该还要记起，中山装在衣裳文化上已经是崭新的一种“民族形式”了，但它的中心源泉何尝出自蓝袍马褂？
二
凡事有经有权，我们不好杂糅起来，使自己的思想混乱。譬如我们要建军，经常的大道自然是要整备我们的陆海空的立体国防，在陆上，尤其要多多建立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但这是有种种物质条件限制着的。这样的理想一时不易达到。尤其在目前我们在和强敌作殊死战，争国族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能说要等待理想的国防军建好了，然后才能抗敌。我们在这时就必须通权达变，凡是可以杀敌的武器，无论是旧式的蛇矛，牛角叉，青龙偃月刀，乃至是镰刀，菜刀，剪刀，都可使用。前年台儿庄之役，菜刀剪刀是发挥过相当的威力的。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牙齿，手爪，拳头，脚头，都是必要的武器。以量来讲，这些原始的，旧式的武器，在目前比我们精锐的武器更多，但我们不能够说将来的新武器形式是以这些旧武器形式为中心源泉。
一切生产事业我们在理想上是需要机械化、电力化的。但在目前这样的理想还不能达到，而且沿江沿海的民族工业，有的被敌人摧毁了，有的迁到大后方来还未布置就绪，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是只好尽力奖励手工业的。只要多少能够供给国民的需要，任何原始的作业都可以搬出来。例如在抗战前差不多绝迹了的手摇纺线机，自抗战以来在四处复活了。这也就是权。这种一时的现象，在抗战胜利以后，是注定仍归消灭的。我们当然不能说，将来的新纺织工业形式会从这手摇纺织机再出发。
文艺又何尝不是这样。中国的新文艺，因为历史尚短，又因为中国的教育根本不普及，更加以国家的文艺政策有时还对于新文艺发挥掣动机的力量，一时未能尽夺旧文艺之席而代之，以贡献其应有的教育机能。这是事实。在目前我们要动员大众，教育大众，为方便计，我们当然是任何旧有的形式都可以利用之。不仅民间形式当利用，就是非民间的士大夫形式也当利用。用鼓词、弹词、民歌、章回体小说来写抗日的内容固好，用五言、七言、长短句、四六体来写抗日的内容，亦未尝不可。例如张一麐老先生的许多关于抗战的绝诗，卢骥野先生的《中兴鼓吹集》里面的好些抗战词，我们读了同样的发生钦佩而受鼓舞。但为鼓舞大多数人起见，我们不得不把更多的使用价值，放在民间形式上面。这也是一时的权变，并不是把新文艺的历史和价值完全抹煞了，也并不是认定民族形式应由民间形式再出发，而以之为中心源泉——这是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
万类是进化的，历史是不重复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形式，凡是过去时代的形式即使是永不磨灭的典型也无法再兴。因为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一切条件是消灭了。例如古代希腊的雕刻是典型的美，但断不能复活于现代希腊，亦不能复活于受希腊文明陶冶的欧美各国。就是古代罗马曾经极尽模仿的能事，也没有把希腊雕刻复活转来。文艺复兴中的诸豪，无法再现于意大利，英国不能再生莎士比亚，西班牙不能再生塞万提斯，德国不能再生歌德，法国不能再生巴尔扎克，且如戈果里、托尔斯泰、契诃夫也无法再生于苏联。同样，任我们怎样的祈愿，我们是不能够再得到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也不能够再得到施耐庵、罗贯中、吴敬梓、曹雪芹。这是无可如何的，他们之不能复返，也就如殷周青铜器时代的无名巨匠，铸造出了那些典重、傀奇、古勃的青铜器的，之不能复返。
说到中国的古铜器，尤其是殷末周初的器物，那与希腊的雕刻比较，在别种意义和形式上，形成着一种世界的典型美。但中国文艺的民间形式，无论怎样过高的评价，实在并没有达到世界典型的这个阶段，而且追溯起那源泉来，我相信有好多朋友定会惊讶，那也并不纯粹是中国式的。
前些年辰在燉煌所存的唐代文书中发现了一大批“变文”出来。那是后来的民间形式的各种文艺的母胎，是一种韵散兼行的文体。内容大部分是关于佛教故事的，如维摩诘经变文，阿弥陀经变文，八道成相变文，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但也有小部分是关于民族故事的，如大舜至孝变文，伍子胥变文等。这种文体在唐代以前是没有的，分明是受了印度的影响，例如马鸣的《本生鬘论》便是韵散兼行的文体，中国是照样把它翻译过来了的。有文笔的佛教徒们，起初一定是利用了这种文体来演变难解的佛经，使它通俗化，大众化，多多与民众接近，以广宣传。后来由这宣教用的目的转化为娱乐用的目的，故内容由佛教故事扩展到了民族故事。唐以后的民间形式的文艺便从这儿开辟出了一条门径，由这儿变为宋代的“说经”、“说史”、“平话”；变为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鼓词及章回体小说。“诸宫调”也是从这儿演变，更演变为元明的杂剧及以后的皮簧等等戏剧形式。
这段通俗文艺的演变史，我想凡是研究通俗文艺的人是应该知道的吧。这段史实可以导引出种种意见。（一）民间形式的中心源泉事实上是外来形式。（二）外来形式经过充分的中国化是可以成为民族形式乃至民间形式的。（三）民间形式本身有它的发展。这些意见，从别的艺术部门方面也可以得到有力的支持。如绘画、雕塑。建筑等造形美术，我们同样是深刻地受了印度的影响。与西乐为对的所谓国乐，其乐理、乐调、乐器、强半都是外来的，而且自南北朝以来，这些外来成分在国乐中实占领导地位。这些艺术部门，元明以后便衰颓了下来，现在要拿来和西方的技巧比较，公平的说，实在是有逊色。例如中国音乐仅有声调（melodg）而无和音（harmong），怎么也不能不说是落后。好在文学部门的退潮尚没有如此的迅速，章回体我们可以认为是平话小说的最高发展形式，皮簧剧在戏剧构成上也占着超越的地位，但把这些来与近代的小说和近代的话剧比较，那怎么也不能不说是相形见绌的。
与其雄辩，不如详审事实。中国的新音乐，如公私所用的军乐队，抗战歌曲的基本原素，不都是取材于西乐吗？公私的重要建筑，不是都脱离了旧式而采取西式吗？由于建筑的改革，图画必然的要受到限制，那种写意的文人画式只能认为游戏笔墨，国画的前途是有限的。请看抗战以来的宣传画吧，不是仍以洋画为其主流吗？雕塑是“旧谷即没，新谷未登””的时代，但我们如要塑先烈铜象乃至铸汪逆铁象，都不得不请求西式的雕刻家，断不会去找塑菩萨的泥水匠了。新兴文艺要离开民间形式，而接近最新阶段的西式，同一是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不是一人的好恶或主张所能左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