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万石之虡。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竭民力，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
始皇闇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这无疑地是小说，始皇不会作那样的异想，鲍白令之也那里敢那样严厉地当面斥责始皇呢？即使就认为确有其事吧，然而秦始皇结果是家了天下，欲传子孙以及万世，却更是事实。
十
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阬儒这两件大事。
焚书在三十四年，这时兼并天下已经八年了，原因是仍然有人怀疑郡县制而主张分封子弟功臣。结果在这时又让李斯投了一次机。始皇叫他裁判这件事体，他却把它扩大了起来，成为了焚书的禁令。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儒？）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乃）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即）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一〕史官非秦纪，皆烧之。〔二〕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三〕有敢偶语《诗》、《书》，弃市。〔四〕以古非今者，族。〔五〕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六〕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七〕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八〕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他这建议得到始皇的认可，或许早已授意于他而让他出来当号筒，结果是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所没有烧的就只有博士官所职和医药卜筮种树诸书而已。博士官所职当在中央，不久再经楚人一炬使秦宫被烧，三月不灭，藏在中央的图书应该也就被烧光。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焚书之后，接着便是阬儒。这事是在三十五年。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等骗了始皇几年，畏罪潜逃，始皇发觉了便恼羞成怒。据他自己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以练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他叫御史把咸阳诸生通同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始皇便亲自圈了“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都把他们在咸阳活埋了。由这经过看来，是因方士的逃跑而牵怒到儒生，方士逃了而儒生则被阬了。近人有替始皇辩护的，谓被阬者不是儒生而是方士，我自己在前也曾这样说过。但这是不正确的，没有把《本纪》的原文过细读清楚。被阬的是替死鬼儒生，所以始皇长子扶苏也才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照扶苏的话看来，所阬的儒实在是不折不扣的孔子之徒。
关于阬儒还有另一种说法。据《儒林传正义》所引卫宏的《诏定古文尚书序》云：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
这与四百六十余人的被阬，不知道是传闻的异辞，还是前后两事。《通考·学校考》是作为两事而叙述着的：
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杀数十人。
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下不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一切的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在日后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儒家参加革命来得特别踊跃，也自然有他们的理由了。
就和诸生和方术士有别的一样，儒家和阴阳家毕竟是不同的两派。方士们是神仙家，看卢生说秦始皇以“真人”，又说始皇的生活不“恬淡”，神仙家显然和道家有结合，后来的道士传统事实上就渊源于这儿。关于这些方士们的下落，《说苑·反质篇》有一段后话。据说阬了四百六十余人之后，卢生始终没有捉到，侯生后来被捉着了。始皇听说，便“升东阿之台，临四通之街”，打算痛骂一顿之后车裂他。但反而被侯生抢白了一阵，说始皇之淫“万丹朱而十昆吾桀纣”。秦始皇被他骂得“喟然而叹”，反而把他释免了。这或许是小说，或许也怕是事实，因为始皇自己也就是一位大神仙家、大方士、大真人，他在焚书阬儒之后的三十六年，不是也还在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吗？所以他对于儒生不能恕，而对于方士却能恕。
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说来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说来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说来是墨家。墨家也尊天右鬼，重法尚同。这三派的思想在他的一身之中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奇妙的结晶体。而他又加上了末流道家纵欲派的思想实践，那光彩是更加陆离了。因此我们要说秦始皇也把先秦诸子的大部分综合了，这也是说得过去的。但他所综合的，与吕不韦所综合的方面正相反，也是明白如火的。
秦始皇的成功一多半是时代的凑成。中国自春秋以来，由十二诸侯而成七国，无论在政治上与思想上所走的都是趋向统一的路线，而始皇承六世的余威，处居高临下的战略地位，益之以六国诸侯的腐败，故他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大功。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方法是用正确了。相反的，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
十一
和始皇的名字相连而被后人讴歌的是“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二十六年），这也是李斯临死所自夸功之一：“更尅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但这与其说是一二人的大力使然，而其实是时代的趋势。据我们从金文的研究上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铜器，无论是在北部的秦、晋、燕、齐，在南部的徐、楚、吴、越，其文字结构与文章条理，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断然是两周七八百年间自然进化的成果。正统以外的文字，如陶玺戈戟之类的刻文，每多不能认识，大约系由于故求苟简，或有意出奇，如后世的花押之类。这不仅六国有之，秦亦有之。始皇时所划除的或许就是这些文字吧。
始皇之法多沿商鞅，兵制刑名固不用说，就是度量衡的统一也是以商鞅之法为标准的。存世有商鞅量便是这件事情的实质上的物证。量乃长方形，有柄。量之左侧有铭；“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之〕一为升”。这是孝公十八年时的器皿，下距始皇二十六年凡一百三十四年。而量之底复有《始皇刻辞》：
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隗状）、绾（王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
这与它种权量《始皇刻辞》全同，足证始皇所据之量仍是商鞅量法。又铭中两“尊”字，马叔平告余云：“均即寸字。十六寸二分积为升，与王莽嘉量同”。马氏曾以新莽嘉量尺度量之，其容积与文相合，故断为寸字，因又知新莽之度量实仍周、秦之旧。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书同文字，画一度量之事，不仅李斯不能引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就是始皇也是不能居其功的。
郡县制的设立，世人也多以为是始皇的大功，然秦虽设郡，未废侯封（详下），而秦郡多沿燕、赵之旧，顾炎武已言之（《日知录》二十二），县则春秋中叶已见于齐国。宋时出土的《齐侯镈钟》乃齐灵公灭莱时的器皿，铭文有言：“锡汝厘（即莱）都××，其县三百”。虽其县必甚小，然已有县制存在固无疑问。关于郡县制的说法在《吕氏》书中无可考见，而于相反的一面却言“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霸；若使王霸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霸矣”（《去私》）。又说“多封建所以便其势也”（《慎势》）。看来他是倾向于维持划土分封的说法的。这在吕氏是一个矛盾，因为君位既主张禅让，地方政权为什么要主张分封呢？但假使吕氏门下的分封说，诸侯也须禅让举贤，那么和郡县制也就实同名异了。
万里长城的完成也是和始皇的名字联系着的一个伟大的奇迹。“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蒙恬传》）。但这工程并不是由秦开始，战国时燕、赵、秦、齐均已有长城，到了秦代仅把北部的长城联接为一而已。筑长城的工人大抵是受了徒刑的罪犯，其中包含有官吏。“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但这必居其中的仅少的一部分，是毫无疑问的。
始皇和吕氏的重农相反，颇有重商的倾向。虽然《琅琊台刻石》有“上农除末，黔首是富”那样的话，李斯议焚书时也说过“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然而他那样征伐连年，徒役遍地，农业事实上是要大受影响的。而且赋敛甚重，三分取二（“收泰半之税”），所以弄得“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役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淮南·人间训》）。而有钱的人却依然有钱，并乘着这纷扰的时候而大发其国难财，这种倾向直到汉初都还存在。《史记·平准书》云：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弊”既“接秦”而来，可知秦时已有其弊。所说的虽然是汉初的情形，但这种战时的社会趋势，自然经济的必然结果，决不是短期间所形成的，事实上秦始皇的政策实有以促成之。秦始皇是奖励囤积居奇的人，《货殖列传》上便有明显的证据：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而巴蜀寡妇清，首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
这虽然只是两个例子，但也正是两个绝好的例子。这重商政策的色彩不是很浓厚的吗？但这待遇也并不是一般的豪富都能享受的，这儿有严重的差别存在。例如初并天下的那一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是出于有强迫性的政治行为，豪富离开了土地或其它的产业，实等于籍没他们的财产。又如，“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这更明显地是谪戍的性质。这待遇的差别是怎么发生的呢？在我看来很简单，便是秦人与非秦人，或顺民与非顺民而已。
然而秦始皇毕竟是幸运，有时候连错误都要错得恰到好处。例如有名的郑国渠，便是出乎意外地使他得到了名利的双收。在他生平无数好大喜功的工程中，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的，恐怕就只有这一种。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疲）之，无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抵）瓠口为渠。并（平行）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
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
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
秦以为然，卒使就渠。
渠成而用溉，注填阏之水，溉泻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汉书·沟洫志》）
郑国渠的开凿，据《李斯传》与《始皇本纪》，是在吕不韦免相的十年，那年的十月不韦方被免相，可知渠的开凿可能还在吕不韦执政时代，而完成是在他去相以后。有这渠的完成，使秦得到了军饷的来源，所以日后连年用兵而能支持下去，终于把六国兼并了。这不真是连错也错到了好处的吗？
十二
秦始皇的武功不用说更是赫赫震人的。自十七年至二十六年，十年之间把六国次第全灭，但这功劳差不多全是王氏父子所建立的。
五贲是王翦的儿子，再加上王翦的孙子王离，这频阳王家出了三代名将。始皇在武力上的成功一多半就依靠在这父子孙三代。此中战功最大的是王翦的攻楚，在这儿是有一番波折的。《史记·王翦传》叙述得很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