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国民党领导人不再认为国民党是革命的先锋，而且最终把中兴看成是恢复秩序的工具，那么选择中兴作为样板就是一个极合乎逻辑的结果。他们带着这种新观点宣布，革命建设新时期需要的品质同以前革命破坏时期所需要的那些品质是截然对立的。只有党自我清除党早期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邪恶倾向，并集中精力重建坚固而安全的儒家秩序的种种关系，当前的革命才能向前推进。[23]中兴主要的显著特征是：这些儒家秩序体系在面临一场革命的威胁中得以重建，秩序也就得以恢复。
国民党的新儒家是能够付诸行动的人，而不是哲学家。******能够在“人民政治会议”讲演时引用《礼记》中“大同”的全文[24]，其他领导人也能够随口说出恰如其分的古典名言，但是国民党领导人不打算从理论角度去解释国民党的儒家学说。他们在特定的基础上，从儒家学说中抽出任何似乎可能加强国内秩序的东西。所以非常合乎情理的是，他们与中兴领导人一样，强调的主要是社会习俗原则（礼）和相关的美德，如“正当”（义），“诚实”（廉）及“羞耻感”（耻）。
对国民党讲的礼、义、廉、耻的准确意思试图作系统分析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它们在党的文献中不断地被加以讨论，但是从来没有被准确深入地探讨过。******指示党的工作者说，礼意味着与自然、社会、国家永恒不变的原则保持一致的、准确无误和谨小慎微的行为。[25]他告诉军官们说：礼和与之相联的美德——义、廉、耻是军队命令、纪律、深谋远虑及勇气的惟一源泉。正如曾国藩所指出的一样，它们是对酿成一切暴乱的主要原因——不忠的最有效的防御武器。[26]蒋氏告诉大众的不是对这些美德的正面解释，而是缺少它们会带来什么结果。缺乏义便会缺乏高尚信仰，忽视责任义务。缺乏廉便会混淆对与错、公与私。缺乏耻便会无察觉力和决断力。[27]
虽然这种礼教的哲学意义是混乱的，几乎不值得讨论，但是其政治社会意义则是足够清楚的，而且颇值得注意。一直被真正讨论的东西是保证社会稳定和民众纪律的手段。在国民党的思想家看来，儒家学说是为了达到此目的由人类设计的最有效、花费最少的统治工具。他们看到，因为箴言和榜样已经有力地把某种行为准则灌输进去，以致几乎不可能背离这些准则，所以儒家秩序已经合为一体了。在国民党的眼里，这些准则的内容不及恢复那些符合永恒法则的行为习惯更要紧。一旦接受了这些准则，那么反对国民党控制的活动就可能终止。他们似乎从未想到，儒家学说的训导力量依赖于儒家学说的全部内容及整个氛围。
有时被称作******理想主义的东西源于这种信仰，即相信在社会控制中灌输和习惯比有形力量更有效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经济危机及日本威胁加剧时，******论述说，如果在近些年内更加努力地培养传统美德，那么中国就不会面临国内外的困难了。[28]由于1939年******的军队在不断进逼的日本人面前节节败退，因此他指责忽视了礼教，并告诫全国通过重新强调忠孝而自救。[29]1950年他的军队撤退到台湾时，他把共产党的胜利首先归咎于国民党士气低落。他用新的国民党中央改革委员会取代了道德上失信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训令说：“我们必须继续我们五千年古老的文化，并使之成为人类进步旅程上的指南。”[30]
蒋氏坚持认为，在人类事务中，在文明的繁荣及衰落中，决定的因素是人的道德目标，是良善的儒家学说和尤其卓有成效的中兴学说。但是在蒋氏这种道德目标及其由此产生的历史遗产概念中，有一个重要的新因素。对于蒋氏来说，儒家生活方式已经丧失了传统上理性的和普遍性的特质，变得充满了一种浪漫的民族主义。因为儒家的生活方式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伟大过去的源泉，是我们宏伟未来的希望，所以它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在下面的说法中不是有一个而是有两个反常之处：革命的任务是要“复兴吾国之文化，恢复吾国之古代价值观，宣扬中华民族之魂”[31]。
除去蒋氏所谈论的所有五千年的问题外，能吸引他注意力的恰恰是同治中兴。当1932年他在湖北的关键性战斗中指挥反共军队时，他的思想转向了胡林翼，他最终把胡氏看成甚至是比曾国藩更加伟大的人物。[32]他认为共产党没有太平军那么可怕。他深思了胡氏平定了这一地区、转败为胜及克服了他所处的环境的方法。如果能掌握胡氏的要领，那么它们就能成为“我们今日镇压共产党的最终指导原则”[33]。
虽然在理论上国民党的新政策以各个领域里的中兴政策为楷模，但是实际上国民党在地方控制、军事领导、军事策略以及恢复儒家思想等方面强调了中兴的教训。在其他领域里，如值得注意的经济领域的中兴原则几乎被完全忽视了。的确，由于蒋氏赞成胡林翼关于经书原则的看法，因而他援引胡氏的话说：“如果国内政府遭到削弱，那么那时百姓生活便无所依靠。即使你一天杀一千名土匪，你也不能挽回总的局势。”[34]但是蒋氏也指示党的工作者：援引五经来说明衣食足方有美德的做法是错误的。蒋氏阐述说，正相反，百姓必须先具备美德，只有那时他们才会具备要获取衣食的精神力量。
对于国民党而言，虽然从理论上看农业是国家的基础，但是国民党的文件中很少提到中兴所强调的水利控制、公共建筑工程、降低土地税和为了农业经济的利益而控制流通与投机事宜。显然，国民党领导人不赞成中兴领导人关于儒家的美德仅仅在一个农业社会中盛行的观点，不同意他们关于工商业对传统生活方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观点。他们认为新儒家的复兴应与工商业发展的三年计划同时并举。当时具有“儒家观点”的广东省省长在与胡适的一次激烈晤谈中说过这样一番话：“在生产建设方面，我们可以使用外国的机器，外国的科学，甚至外国的工程师。但是在人的培养上，我们必须有根基，必须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寻根。”[35]
通过比较，可见，国民党相对忽视中兴先辈们在经济上的政策，而密切地注意到中兴对地方控制的某些方面。红军在1930年于江西占有根据地，国民党认为，通过应用曾国藩的三条主要原则——严格执法、恢复保甲制度、建立乡绅组织，国民党就能够极其有效地再度控制这一地区。这是“学会怎样剿灭共产党的最佳历史范例”[36]。
蒋氏和其他领导人反复重申这些原则，并反复试图使这些原则生效。相当合乎逻辑的是，他们试图树立士绅的地位。恢复旧日特权，增加新特权，是希望士绅能再次扮演维持地方秩序和教化农民的传统角色。1939年******打电报给所有地区和地方政府及国民党官员，要求提醒全国的士绅：用《论语》的话说，就是风行草偃（草上之风必偃）；士绅们能够教化的范围超越政府命令所能达到的范围；只有在士绅恢复了“真正的民族精神”，并牢记“数千年来，吾国始终把忠、孝当成治国之本”的时候，才能拯救这个国家。[37]
恢复集体负责的保甲制和相关的民团制在国民党地方控制计划中如同恢复士绅的地位一样重要。清代有关保甲制的论述被加以仔细研究，并作为军官及地方官员的指南而被重新发布，最初是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形成的“坚壁清野”计划受到特别的关注。由国民党重新发表的汇编强调：在村庄防御中，保甲制与民团必须一同起作用，前者要起到防犯本地区内部叛徒的作用，后者要起到击退外来进攻的作用。就此而言，“贫者出力，富者捐钱，使每个分散的家庭团结在一个大的集团当中”。国民党认为这后一个安排恰恰体现了这种制度的实质。[38]显然，国民党无保留地接受了清代的论点。其领导人下令全面重建保甲制度，特别注意把这种制度应用于共产党活跃的地区。而当年他们作为革命者时曾痛斥保甲制度。
与中兴的领导人相比，国民党对与地方控制相关的地方政府修政问题注意较少。在国民党的资料中，很少注意到被中兴领导视为地方不满和起义主要原因的司法不力、书吏干政及其他弊病。尽管在理论上国民党认为官吏的质量是头等重要的事，但没有像中兴领导人那样强调地方官吏的质量。此外，由于选拔、训练及控制这些能人的实际机制早已崩溃，所以国民党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常常缺乏实际意义。
军事领导及军事策略是国民党身体力行、仿效中兴的第二个领域。从1924年蒋氏最初使用蔡锷的书作为黄埔军校教科书之时起，他就竭力提倡国民军军官要研究探讨同治中兴领导人的事迹。正像蔡锷所表述的以及其他人所重申的，中兴的经验表明，一位优秀指挥官的基本素质是：（1）公共责任感并由此而生的对军队的尊敬；（2）不怕牺牲；（3）不计名利。蔡锷指出，与西方人重视军事天才不同，曾与胡强调“仁”，并因此消平乱世之大难，建不世之伟绩。[39]
如果国民军军官达不到这一目标，那么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指导。
中兴的前辈们也支配了国民党的战略思想。虽然镇压太平军的战役为国民党提供了主要教训，但是国民党也未忽视镇压捻军的那些教训。在分析各种各样的战役时，国民党不断吸取清政府一方的教训。该党对于了解捻军怎样避开清军设下的圈套不感兴趣，但对于清军划河圈地的围剿战略却十分注意。******于1930年下令，为了用类似方法反对共产党，把清政府围剿捻军战斗中的所有公告、报告甚至军歌汇编成册。[40]国防部的研究人员在1948年仍然希望探讨这个问题。令人感到十分困窘的是，所得出的结论是，清政府成功的秘密主要不在于火力优势，而在于曾国藩等人以任命出色的地方官吏和严明军队纪律的方式来确保民众对清政府的支持。[41]
国民党在地方控制和军事上努力利用同治中兴模式的行动，显然要求开展一场复兴儒学思想体系的运动，一场运动果然发动了起来。运动采用了多种形式：再版曾国藩的著作，并指定为学校的必读书；宣传儒家礼仪；论述传统美德的书籍和论文如潮水般出版；由推选出的教授发表有关保护中国遗产的声明；甚至“国民革命的摇篮广州”掀起了官办的“读经”运动。虽然自由主义的评论可以用很尖刻的语言，但是胡适因为在广东发表反对这一运动的演讲而被驱逐，而且还受到剥夺其公民权的威胁。为了反击那些针对国家弊病而提出新解决方案的左翼小册子和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国民党政府把传统著作的特殊普及版本发行于最混乱的地区，而且还禁止发行有悖礼教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