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兴描绘了整个中俄边境地区的局势。中国部队在各处名义上的分配额是很少的，而实际人数则更少。对卡伦的统辖十分困难，资金和物资供应年年拖欠。就中国人所知，俄国对哈萨克的影响始于1824年，当时俄国人“绑架”了一位哈萨克的可汗，直到1863年仍然控制着他。哈萨克人越来越多地使用俄语，可见俄国的势力日益扩大。对于俄国在蒙古和中国土耳其斯坦有增无已的活动，60年代初的中国文件保存有详尽的报告。
乌里雅苏台的鞑靼将军明谊奏报说，俄国的策略有三条：（1）“和诱”蒙古人；（2）“威挟”中国官员；（3）发动进攻。明谊认为，俄国人的近期目标是争取蒙古人归附，由此打开一条进入喀什噶尔的通道。[39]
西北回民叛乱的爆发，增大了俄国对少数民族影响的威胁，而俄国的宣传也加剧了地方上的汉回冲突。随着回民叛乱的扩大，帮助回民的哈萨克人在俄国的领土上找到了庇护所。由于土地丢失，甚至长期效忠清朝的索伦（solun）人也逃到了俄国境内。
中国人千方百计试图阻止俄国人的渗透，但无济于事。虽然向俄国公使递交了抗议照会，但总理衙门对此不抱信心。当时一位陷入困境的边境官员奏称问题的解决非总理衙门莫属，但是总理衙门却答复说，边境官员必须自行解决问题，因为俄国公使对于俄国的边境官员无能为力。[40]
对于特殊的事变通常都是酌情处理。当哈萨克人逃入俄国境内后，边境官员竭力要把他们重新赶回中国领土，并交由忠于中国的蒙古亲王惩处。为生计所迫的索伦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获得重新定居的土地和重新购储畜群的资金。一个官方使团出使谈判，争取他们回归。
总之，中国的政策旨在抵消俄国人对这些游牧民族的影响，同时继续采用以高官厚禄劝诱部族首领的传统方式，最重要的一点是争取那些德高望重的蒙古王公的支持。当俄国宣布对一位哈萨克可汗的领地享有主权时，一批身份很低的贵族很快即被授予了世袭的爵位。所有的中国边境官员都接到命令，要竭尽全力与地方头人谈判建立稳固的同盟。在紧要的乌里雅苏台地区颁布了一份警告不得附俄的公告，塔尔巴哈台的官员也向该地区的蒙古人颁布了一份类似的文告。
然而据中国官员报告，俄国人的宣传比中国人的反宣传更有效。上谕嘉许通过中蒙联盟抵御俄国的主张，认为确保蒙古的合作将无异于“釜底抽薪”。但是皇上接着指出，俄国人来去无常，已使各游牧蒙古畏其强横。不久前蒙古卡兵竟被拐走13人之多，清楚地说明中蒙联合防御，也不过徒托空言而已。[41]
面对此种严重局势，中国认为采取报复性的军事行动是不可取的，即使在有把握取得局部胜利的地区也是如此。[42]俄国在边境沿线总的兵力超过中国，俄国的政治策略已经证明是更为有效；而清政府的政治家们明智地看到以下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蒙古人的忠诚只有出于自愿，才能是有益的。但是清朝大臣没能看到的是：他们的传统的诱饵——由化外的黑暗渐次进入中国文化的微明区，同时随着中国化程度的加深成比例地提高身份——再也无法与俄国人提供的使蒙古人作为蒙古人而具有更有力和具有更高基准的诱饵相对抗了。
中国的决策者们哀叹但承认这样的事实：在俄国与哈萨克人和布鲁特人获得成功之后，中国已是没有“操纵杆”了，而且随着回民起义者占领了新疆的一系列城市，中国还面临着俄国可能援助起义者的威胁，谈判的地位也进一步削弱了。因此惟一的妥协策略是：（1）尽可能与这些游牧民族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还要防止他们的背叛；（2）改进边境管理和检查；（3）最重要的是坚持条约，继续谈判，但不对俄国往后可能提出的新的要求作任何让步。[43]
国际法的引进
为能有效地利用条约，中国官员被迫去熟悉国际法，以便将他们的论点建筑在为西方人所能接受的前提上。虽然没有做任何正式宣布，但是中国对国际关系的这一新的理论框架的调整却是迅速的。丁韪良用中文翻译出版了第一部国际法著作，他在序言中写道：
对于它（国际法）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中国人是欣然同意的。无论是在他们的经书中还是在他们的国家礼仪中，都承认有一至高无上的上帝执掌人类的命运，国君和亲王的权力既为其所授，自当为其负责。他们完全能够理解被视同有道德的人们间的关系的国家关系，和由此原则引导出的彼此间的责任的。[44]
同样，总理衙门奏称，虽然国际法与中国法律并不一致，但它所包含的许多原则中国还是可以乐于采纳的。[45]
60年代初赫德也翻译了国际法的某些片断，并就它的主要原则向总理衙门作了说明。总理衙门大臣，尤其是文祥，对此抱有极大的兴趣，任命了一个由四名学者组成的班子，协助丁韪良完成对惠顿国际法的翻译工作。全书告成后由董恂作序，并于1865年1月27日进呈皇上御览。
丁韪良的翻译工作是观念发生变化的一种标志，此种变化自“中兴”肇端以来就已处在迅速的演进过程中。从一开始总理衙门大臣们就显示出自己具有严密推理的才能。他们对1862年俄国条约的分析，说明他们已经把握了每一条款的法律蕴含。[46]1863年李鸿章对逮捕白齐文所作的出色的外交辩护[47]，完全是以国际法为根据的，并特别注意到了美国政府对于参与美国南方叛军的外国人所持的观点。[48]中国政府由于拒绝了美国南方反叛者的船只使用它的港口，而加强了自己对付本国反叛者的法律地位。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对于“能如此恰当地表现出国际间的礼尚往来”表示满意。[49]
在这种情况下，“中兴”的西方支持者们很容易就能使总理衙门相信：如同研究《大清律例》对于外国人有用一样，研究惠顿国际法对于中国人也是有用的。然而，谨慎的总理衙门最初还是对此种意见进行了验证。在德国公使又一次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时，总理衙门大臣们对国际法作了一些研究，然后提出一系列论点与之驳难。令总理衙门满意的是，“他垂头丧气，无言以答”。为此总理衙门发行了官方版的《万国公法》（《国际法》），并将300本分发给与外交事务有关的官员。
在这一新的领域里，中国人的技巧继续在发展。1865年夏《美索不达美亚条约》的谈判之所以是重要的，主要是因为它为中国施展新的外交手腕提供了机会。[50]
1866年法国对朝鲜的征讨是一个更为有趣的例子，因为它既牵涉到国际法，又涉及到朝贡制度。[51]受总理衙门指导的理藩院在与朝鲜打交道时依照着传统的礼仪，但是在与法国并且最终与其他许多西方国家的交涉中，总理衙门全神贯注在令西人信服的推理的方式上，对于礼仪则不甚重视。[52]中国的政策声明对于诸如封锁的特定含义、中立国的责任与权利等问题，表现了出色的理解力。
外国侨民对于中国人的诡辩才能深感厌烦，“此种才能使他们得以成功地与外国的意愿相对抗”；开始哀叹这样的日子来临了：中国人终于找到了“他们能大显身手的外交领域”。最终外国人承认了：“在未来的交涉中，我们必须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他们已在用我们所承认的那些依据来对抗了。”[53]
西学的增进
在同治初年，中国官员对于西方世界，甚至对于中国的一些在对外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地区，都所知甚少。曾有过这样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世界各国的名称，以至于将澳门和澳大利亚混为一谈。1862年与俄国谈判，总理衙门大臣们发现自己对贝加尔湖的地理位置，茫然无知。据他们自己的报告说，它就海关章程提出意见，还缺乏财政学知识，尤其缺乏对长江流域的地理及其各通商口岸基本情况的了解。[54]这些信息闭塞的最初缺憾，毕竟是可以在儒学传统的范围内加以弥补，因为探讨治国平天下本是传统教育的核心；然而全部的问题在于，必须将治国平天下的概念加以扩充，使之包括国际关系在内。
当然，努力了解西方并不完全是一个新的课题，诸如《海录》、《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这样一些著作已经传布多年了。在北京就有一所悠久的俄文学校，同时还有许多中国人在通商口岸与外国人贸易往来。但是从这些渠道所能得到的信息毕竟是有限的。此外，除非对外国事务的了解能够被引入官方制度的核心，否则此种了解就有成为买办专利的危险。传统的官方对于买办历来是极为鄙视的，对此冯桂芬的感受尤深。
日本输入西学为中国学习西方提供了另一种根据。1863年御史向朝廷提出了一项建议，主张从现任地方官到候补者即任职与外交事务有关的所有官员，都必须接受考试，内容包括各国的地理、地形、风俗、政治和物产。这位倡言者说，当他得知日本派出的一个使团到俄国和美国学习制造船炮兵械已达10年之久时，感到不胜惊讶。他在历数了日本实力的增长之后，建议中国按地方书院的方式，分别在香港、厦门、福州和上海设立适当的训练中心。总理衙门批准了训练未来官员的计划，但不愿勉强现职官员具备此种新学知识。
在“中兴”期间，中国只是在国内努力传播新学，没有派人到海外去学习。直到1871年容闳才成功地说服了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他的主持下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但是这个计划后来夭折了。外国著作被越来越多地翻译过来了。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了一个译书局[55]，还有一些其他的政府机关也添设了类似的分机构。总理衙门指出，处理外交事务尤其需要新的地图和新的统计资料。[56]
1825年以来中国对外国书籍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1845年俄国人曾向中国赠书，当时这批书全部被送进了档案库。1869年美国政府也赠送了一批图书，总理衙门对此很感兴趣，同时又记起了那批俄国图书，要求重新加以研究。在华的外国人注意到了上述的情况和“一种新的趋向的兆头：探究在以前会被认为不屑一顾的事情的原由”。
到同治末年，原先只是将自己对西方的兴趣局限于技术和国际法的实际运用的总理衙门，开始主张对西方社会作广泛的了解。1875年它在论及中国驻节海外问题时，强调说：
办理中外交涉，绝非易易。要之，欲避免决裂，必得先事沟通人心，惟赖中外心心相印，衅端始可尽去。[57]
阅读外国报纸和公共文献，以便与变动不定的世界事务同步而行，是一个突出的变革。研究有关基础知识的外国著作，这在中国有过先例；但是在中国从未有过任何一种可以与19世纪的西方报纸相比的信息渠道。早在1862年詹事府詹事就曾强调阅读外国报纸对于了解外国人动向的重要性。[58]薛焕定期将有关外人在华中活动的新闻报道传达北京，尽管他声称怀疑此种报道的可靠性。[59]
中国官员将他们的新知识有效地运用于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60]在法国1866年入侵朝鲜期间，总理衙门研究了西方对法国行为的批评，并且借此取得了明显的成功。[61]中国各级官员十分注意收集那些可能削弱外国在华地位的外国新闻报道和其他文件。例如，1859年丁韪良写了一封信，信中对盟国的承诺表示怀疑。几年之后人们发现董恂手里有此信的中文译本，估计这是从《蓝皮书》中弄来的。[62]在华中的一位传教士写道：
我们这里的总督是一位精明的人，但是极端仇外。他和我一样对上议院的讲话和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有关传教士和传教活动的文章了如指掌。他看到我们遭侮辱和猜忌，知道我们是处在他的摆布之下。[63]
阿礼国对总理衙门观察世界事务的这一日益增长的趋势，作了评论。他认为，总理衙门可能已经从英国的报刊中找到了一种可以借以限制传教士活动的有利论据，这就是：即便是在英国，外国的佛教徒也将普遍遭到严重的敌视。[64]
中国人阅报的新习惯迫使英国官员开始考虑外国报刊对中国政策的影响。修改中英《天津条约》的谈判受到了属于商人团体的报纸上刊登的过分放肆言论的伤害。阿礼国说：“这里的外交部拿到了这些文件的译本。这些文件在当时是公开的，或者往往就是在他们的眼皮下发表的地方报纸的评论和一些引人注目的文章。”受到这些读物伤害的总理衙门，便倾向于强硬。为了减少这种损害，阿礼国要求全体英国领事抛开谴责商人们的观点。[65]
“中兴”官员懂得了利用报纸，不仅仅是因为报纸提供了了解外国信息的一种渠道，而且还在于它同时又是反映外国人对华观感的工具。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外国报纸对他们的评论十分敏感。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李鸿章十分了解外国人对他处决在苏州捉获的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批评，所以他释放被扣押的外国船只“泰赛尼”号，是为了改善他与报界的关系。[66]中国官员通常反对刊载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有一次总理衙门命令地方道台警告《北华捷报》，不得刊登诽谤中国官方的评论。[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