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1859—1861年的危机中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是外国侵略。为要排除这一威胁，负责筹办夷务的政治家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必须尽快地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制度移植到传统的国家观念和行政管理体制中去。“中兴”政府迅速地掌握了西方的外交制度并以之服务于中国自身的目的，没有什么能比这一点更鲜明地表明这个传统国家在其末期依然具有生命力。
中国对外交关系的传统看法
中国在和平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技巧，并没有新的发展。普遍适用于为中国所知的整个地区的朝贡制度，多少世纪以来已被证明是一种持久有效的国际关系制度。这是一种等级制，其中各民族所处的地位，是由各自受“儒学”渗透和同化的程度来决定的。儒学世界秩序的引力中心是中国，文明的影响正是由此辐射到各国。在支撑着朝贡制度的意识形态中，绝少考虑到这样一点：中国文明在其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受到过与外来民族交往的影响。在中国“经书”中所阐述的教条是：“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1]
“野蛮人”（“夷”）这个名词的含义，就等同于“未曾中国化”；蛮族在世界体制中的地位被认为是低于已经部分中国化的民族。中国皇帝承认朝贡国及其人民的主权地位，并将中国文明中巨大的道德和物质的思想赐赠给他们。反之，朝贡国派出朝贡使团向以君临万国自居的中国皇帝进献忠忱。
儒家的正统观念认为，包括夷人在内的人类的本性中，并不存在天生的恶。如果夷人通过教化得到了改造，那末宽容和仁爱就将成为一种合理的外交政策的基础。恭亲王告诫其同僚们说，可以仇视一个夷人犯下的罪孽，但不要仇视这个夷人，要依据古训，“善待远人”。他认为只要如此，四海必归静谧：中国将昌盛，朝廷以德为本终将征服全世界。[2]
虽然“中兴”的领袖们很快就懂得，在叛乱的年代里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朝贡制度，是不可能重新恢复以作为控制西方各国的有效手段的；但这一制度在中国处理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中，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因此在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以处理与西方的关系时，此种旧的制度也被恢复起来以处理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在西方与亚洲各国同时卷入的地方，例如1866年法国入侵朝鲜，中国就将新旧两种制度交相并用。
“中兴”的标志之一，是那些贡使团在因战争长久废弃而现已恢复的贡道上重新出现。外国观察家对中国凭借权威驾驭那些散布极远的民族的技巧，大为惊讶。这些民族“在实体消失之后，继续崇拜其影子”[3]。1864年11月19日的《北华捷报》评论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尽管自身十分衰弱，中国政府却执意要维持对周边国家十足的宗主权。此种宗主权是中国昔日在更具雄才大略的皇帝手中获得的。”
不仅“中兴”的保守派固守朝贡制度的观念，太平天国革命者同样也将这种观念运用到了国际关系的某些方面中去。在宁波被清军收复之后，一艘英国兵舰曾访问过那里。舰上的官员们发现了一份显然可信的太平天国关于国际事务的文告。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太平天国领导人是构想了一幅由天王支配的世界景象。世袭的各国执政官将由中国册封，并受中国外交总监的统一监督：
各国事务归总监统摄，遵从圣主之令。
各国执政官处理各国事务，但他们须一律遵照明晓其语言的总监之令行事。[4]
这样在“中兴”初始，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和革命党人都坚持了“中国即中央之国”这一共同的观念。依据这一基本观念，西方各国推进它们利益的种种努力，便被视为犯上，一旦使用了武力，那就是“造反”。传统的中国对外政策向来是与其对内的政策相一致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1859年普鲁斯已经认识到这些“中国处理外部事务的准则”是问题的“关键”：
留居中国的外国臣民被看成是来自蛮族，以贸易为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是最低贱的职业）的一些人，缺乏文明，愚昧无知。因此他们总是被千方百计地限制在城外。
根据政府的准则，他们的权利不得超越皇上恩准的范围，尽管因实际情况和政府的衰弱，已经导致了在遥远的通商口岸地区向外国人割让重大的权益，但中国还在明显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传统，常常将外国政府为替它们的侨民所受的不公正对待取得补偿而诉诸武力的行动，视为叛乱。[5]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此种国际交往的传统制度，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西方人来说，都造成了遗憾。从外国的观点看，频繁地使用武力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并非是保护外国利益的有效的手段。[6]从中国的观点看，政策无法贯彻，因为外国人不能接受此种由中国政治思想基础上推导出的政策。将朝贡制度用于欧洲夷人，已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在这种困境下，中国人不像迄今一直受到指责那样，向傲慢的西方乏味地重复一遍儒家的陈词滥调，相反，他们掌握了西方的国际关系制度，并将它加以改造以适应中国的需要。
在1860年的危机中，中国人决定放弃徒劳无益的传统做法：借助对儒家道德权威例行公事般的申论，来达到对一个在物质上更为强大的敌人加以控制的目的；改而诉诸敌人自身的道德准则。他们是一些十分敏锐的观察者，看到外国人所承认的是依据国际法、西方公法、书面协约和国际惯例的道德论证的合法性。中国人试图利用欧洲伦理中与儒家伦理相同的内容来约束在华外国人的行动。这正是“中兴”政府外交政策的本质。自咸丰皇帝逃跑后开始的一系列谈判以来[7]，恭亲王已经认定夷人是信守诺言的，因此至少在目前中外保持和平相处是可能的。
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作为一种近代的外交机构于1861年初建立。这是“中兴”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制度改革。依赖法令和惯例，中国的官僚机构已经保持了许多世代，巨大的惰性使任何变革都成为十分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个制度还没有腐朽到在危急关头仍然拒绝改革的地步。起初总理衙门不过是由个别杰出的政治家组成的一个脆弱的和非正式的机构，但是它的职能很快扩大了，它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作为一种机构，1865年的总理衙门和1861年时相较，已是大不相同。它和军机处的密切联盟，非但没有削弱它自身的重要性，相反却反映出“中兴”是一种典型的努力，它在不根本动摇其基本结构的情况下，使儒教的国家近代化。在整个“中兴”期间，该机构运转正常。此后随着传统国家的瓦解和如同李鸿章那样的一批地方督抚把持了政府的全部权力，总理衙门也和它所参与构成的中央政府一样，失去了它的效力。
在1861年前，中国没有处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礼部的职责远远超出了处理与朝贡国关系的范围。理藩院（管理蒙古族的机构）和各种其他机构把处理与俄罗斯关系的责任看成是自己的副业。1860年战败的震撼和圆明园的被毁，都迫使当局重新检讨政策。
一道上谕令恭亲王主持和谈，并任命桂良和文祥做他的主要助手。恭亲王自己又增选了崇厚和崇纶。恒祺与兰蔚雯和联军代表们进行了接触。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受这几名钦命大臣的调遣。各地有关夷务的奏折蜂拥而至，其副本被送交这个新的机构参考。在《天津条约》最终批准和各国公使驻节首都之后，这个机构的职能迅速扩大了。
1861年初，恭亲王、文祥和桂良奏请制定一项新的外交政策以适应夷务的新局面。1861年1月20日，恭亲王奏准建立一个正式的和永久性的办理各国事务的机构。他将自己新的身份通知各国公使，得到了他们的祝贺。这样，便第一次有了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来全面主持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北方三口通商大臣和南方五口通商大臣，均受总理衙门管辖。虽然与督抚衙门和地方上的高级官员一样，通商大臣可以就涉及外人的问题彼此磋商和直接上奏；但他们往来函件的副本，如同有关的中央政府文件的副本一样，要送交总理衙门。
起初在总理衙门中辅佐恭亲王的大臣，只有文祥和桂良俩人，所以增加人员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提出来了。[8]总理衙门大臣的人数不固定。最初3人，稍后6人，到1869年为10人。[9]一开始他们的资格也是不固定的，后来才逐渐统一起来。早期的钦命大臣是亲王、军机大臣和同时受命兼任总理衙门大臣的各部尚书。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成员一般都是独当一面的外交专门人才。
总理衙门的内部组织，在最初三年变动不定，但是到1864年改组之后，其结构稳定下来。当时颁定的体制一直延续到了1901年。尽管权限重迭和某些不合时宜的因素仍然存在，但是相对而言，这个体制是近代化的和有效能的。和1860年前的清朝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相较，它都更加类似于共和政体下的外交部。同时，与其他的政府部门相比，总理衙门受陈旧的清朝财政系统的损害也较少。这是因为它的许多开销，是记在别的一些部门的账上。例如，由于主要大臣是兼职的，他们的薪水和开销，就不是由总理衙门而是由原任职机构来支付。它的另外许多开支，则直接由关税中拨给。
中国政府竭力扩大和巩固总理衙门的威信和权力。其重要作用，如同人们所希望那样，在它成立的第一年中便显示出来了。当时普鲁士公使要求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和汕头附近的潮州城。上谕在批复中担心外国人会认为总理衙门缺少办事的权力，特令总理衙门根据自身的权力采取适当措施以纠正外人的这一印象。[10]薛焕在上海抱怨说，尽管他明明是统辖六省十口的钦差大臣，但现在外国的官员们只和北京打交道，而把他忽略了。[11]
总理衙门既经成立，它须在国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逐渐具有某种既得利益。它的既得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与守旧仇外的地方官绅相对立，也与中央政府中那些更加守旧的部门相对立。外国公使们几乎成了它的被保护人。这样在总理衙门和外交使团之间，一种既反对不安分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也反对中国的蒙昧主义者的共同利害关系得到了发展。外国外交官的中国化与总理衙门的西化[12]，是相辅而行的。
因此，英国下级官员使用局部武力的做法，使阿礼国深感为难，因为它使恭亲王在和其他中国官员的关系中陷入了窘境。在1868年的福尔摩萨（台湾）事件中，当时一位英国领事使用了“炮舰外交”。这一行动立即被闽浙总督上报给了朝廷。阿礼国肯定是从总理衙门得到了消息，他向外交部报告说：
毫无疑问，闽浙总督在直接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出的意见，已经占了上风。由于这是蓄意的，亲王和由他主持的外交部，处境十分难堪。他既主持外交事务，那就应当对由于两名外国下级官员的攻击所造成的耻辱负责。（每当这种情况下，总理衙门）就必须在朝廷和各部之前引咎自责。而且恭亲王也必将会很快提出，如果我国的一些下级官员确实胡作非为，违反了条约、国际法或各国惯例，英王陛下的全权代表经过调查之后，就应当作出满意的答复，并尽可能为攻击所造成的损失提供赔偿。[13]
恭亲王在1868年给阿礼国的备忘录中，进一步强调了外国官员和总理衙门之间彼此共同反对双方的过激分子所具有的利益的一致性：
在华商则欲薄待洋商，专擅其利；在洋商则不恤华商，独享其利，皆但思利己，不顾损人是在习其得者，从公审量，两面筹思，彼此皆不徇商人一偏之见，则条款自能早定矣。[14]
迄今有人认真地批评说，总理衙门的组织是不完善的；它不允许专业化；它的成员花费大量的时间陪伴外国公使喝茶，而对于自己依然茫然无知的国际事务，却很少去认真加以研究。从根本上说，总理衙门大臣仍然是反映自己服务其间的军机处和各部的传统观点的保守者。这些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不足以构成对总理衙门的否定评价。总理衙门的组织确有缺陷，但是与以往处理外交事务的衙门相较，它毕竟显示了重大的进步，同时也比较的专业化了。更何况当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专家并不被认为是理想的政治家。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办事无疑是拖拉的，他们的成功全在于发展了与外国公使之间的亲密友善的关系。多数外国公使已经逐渐适应了此种慢节奏的社会交往。[15]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无疑也是保守的，但是他们的保守主义与那些卡总理衙门脖子的京官，以及在地方上围攻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那些愤怒的士人们的保守主义，是不同的。
在国际事务方面的“中兴人才”
像恭亲王和文祥这样在19世纪60年代就出任总理衙门大臣的一批人，迅速增长了外交才干。对其后继者的任命，愈来愈转向依据经验和才能。在这10年中，总理衙门在人员构成上的变化要比它在组织上和职能上的变化更加引人注目。其成员很快就具备了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所必需的各种知识、威望和权力：皇族、中央政府的主要部门、中级官僚、传统学问、西方知识、军事经济以及总理衙门章京的资历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