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一些西方军官也接受了中国的委任，并参与了中国的军事活动：他们是德克碑、日意格、勒伯勒东，乐德克、什罗德和其他人。只要他们保持适当的谦恭和驯服，他们的成就便得到适当的承认。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中国政府设计了一种特别的勋章“双龙宝星”，作为对他们的奖赏，这可能是为了防止过分地提升他们的中国军衔。
在兵工厂和造船厂里任用外国技术专家，碰到的是如同任用外国军官所碰的同样问题。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专家提供的任何技术都不值得在主权上作出稍许的让步，他们只是中国政府的雇员，是被用来帮助中国实现其军事现代化计划，直到有才能的中国人被培养出来为止。左宗棠、沈葆桢的雇员日意格，李鸿章的雇员马格里，都是那些使自己适应于中国需要的外国技术专家的杰出榜样。左宗棠在奏折中以令人惊讶的友好慈爱的语气谈到了日意格，沈葆桢后来又努力使他的工作得到承认。马格里完全赢得了李鸿章的信任。
马格里和日意格不仅仅是技术专家。他们对于他们所服务的中国高级官员的影响是深远的。李鸿章甚至授权马格里，在自己离开两江总督的任职期间，他有权就可能引起的任何国际问题与南京官员合作。这些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之所以能扩大他们的影响，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并不声称这是他们应该的权力。[36]
英国官员和英国国内舆论一般同情中国人的有关受中国政府雇用的外国人应保持其合适之身份的观点。阿礼国写道：“如果外国人受到各自政府的庇护，中国人就不会与外国人打交道。中国人是对的。”他认为，只有外国人的政府不予干涉，他们才能帮中国实现其现代化。[37]英国的国内舆论也同意这种观点。在讨论英国的侨民问题时，《经济学家》报写道：“我们的政府完全不应插手保护他们去反对他们所居住国之法律，以及他们所服务的政府之法令和活动。”[38]
在中国的外国侨民则一般持有不同的看法。《北华捷报》认为，受中国政府雇用的外国人若想有所成就的话，那他们就必须不受中国官员的控制，否则，他们的技术将被中国官僚机构的重压所窒息。“由于把帝国主义与叛乱者相提并论，一个欧洲人的全部价值很少得到施展，因为中国人喜欢指手画脚，告诉被雇用者如何去传授他的课程。”[39]
购买外国武器在中国自己制造的武器能充分供给之前，购买外国武器是当务之急。所有的欧洲人都向战火连天的中国（和美国）出售过克里木战争的剩余武器，这些武器的绝大多数在欧洲早已过时。中国人的难题是既要获得武器，又要避免政治干预的危险。1861—1862年间，训练中国军队使用从俄国进口的武器的计划，起先打算在位于蒙古和西伯利亚边界的恰克图进行，在收到中国驻库伦官员的报告，说俄国的影响有可能因此而增大后，训练便移到北京进行。
“阿思本舰队”事件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人在购买外国武器问题上的立场。1862年初，宁波和苏州被太平军攻占不久，清帝就发出了一系列紧急“上谕”，命令总理衙门和长江流域官员继续讨论前年夏天赫德提出的购买外国军舰以进攻太平军的可能性，并将这一计划通告了各国驻北京公使，希望预先防止他们的反对。随后，当时在英国养病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得到指示，用中国的钱购买了一支海军舰队，这支舰队由已经脱离英国皇家海军的阿思本上校指挥下的英国水兵驾驶。
1863年舰队到达中国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在中国的军事计划中如何使外国人得到恰当的使用这一个基本的问题。在中国人看来，阿思本只是一位中国官员的副手，雇用他是为了增强中国的海军力量，而不是使中国隶属外国的指挥。与此相反，李泰国和阿思本则认为，他们自己就是决策者，而不仅仅是执行命令的工具，他们毫无只提供他们的技术服务以帮助中国实现它自己的目的的观念。结果，李泰国被免去了总税务司的职务，舰队被解散。
当时人就阿思本舰队事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英国公使相信，李泰国对这种必要的缓慢的劝说过程感到不耐烦，其目的在于：
成为帝国收入的最重要的来源和帝国行政部门的最有力的机构之惟一的统帅然而，中国政府立即理解了这一计划的范围和意义，并把它看作为隐蔽的从他们手中夺取管理权力的阴谋。[40]美国也赞同这种解释。[41]
轻视中国人的李泰国和阿思本，发动了一场对布鲁斯的邪恶攻击，因为他持支持日益独立的中国人的态度。[42]方根拔完全把中国政府看成是一个傀儡，并采纳了一种痴人说梦的观点，即美国曾策划反对阿思本，布鲁斯则向华盛顿献媚。[43]丁韪良得出了一种隔靴搔痒的结论：既然阿思本舰队能够为科学的研究提供广阔的前景，那么它的被解散就是一种“倒退行为”[44]。《北华捷报》很不情愿地承认，中国政府解散阿思本舰队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但它又遗憾地认为，中国人的行为“看来是对当时的外国干涉的一个打击”[45]。事实的确如此。
回想起来，很明显，中国朝廷和地方官员之所以“解散舰队，不是因为它是令人憎恶的外国工具，而是因为令人憎恶的外国人想要保留对它的控制权”[46]。
外国干涉合作政策导致外国政府提出军援，但中国政府只准备暂时地和不太情愿地接受这种军援，而且要使这种军援限于“偏远的角落”。没有任何资料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为了挽救王朝，清政府宁愿卖国。一份又一份的“上谕”反复强调，尽管外国军队在上海可以提供暂时的援助，因为上海孤悬于一隅，但主要还必须依赖于中国的军队。[47]中国人认为，可以允许英国和法国在长江下游地区帮助官军和太平军作战，但不能忘记他们的存在对中国领土所构成的威胁。[48]
就像其他许多问题一样，是曾国藩就接受外国军援可能冒的风险作了颇有说服力的分析。1860年12月他上奏说：“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49]他坚决反对在收复苏州、杭州和南京的战斗中使用外国军队，并且相信，这种使用所引起的长期的政治风险将很容易地超过它在军事上所得到的好处。曾的意见得到了朝廷的支持。曾受命加快进攻，以使英国失去派遣印度军队参加作战的借口。
很多人都具有和曾国藩相同的看法。一些人，如袁甲三，走得更远。他们甚至反对在上海的防卫战中也借用外国军队。袁甲三认为，如果中国军队能在内地取得胜利，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在上海取得胜利，外国人知道清政府正在获胜，他们提供援助只是为了获得租界。
少数中国人愿意利用外国的援助。江苏和浙江的一些“士绅”就请求外国的保护。薛焕代表他们与英国谈判。薛焕赞同利用外国军队来保卫上海，但即使薛焕，他也并不准备承认外国军队在中国有自主行动的权力。
南京的收复不仅是太平军威胁结束的标志，而且显然也是西方干涉威胁结束的标志。总理衙门提醒威妥玛，他和布鲁斯曾一再劝促中国主要依赖于中国自己，至少现在外国的进一步援助是不必要的了。清政府请求威妥玛将这一满意的发展转告给在英国的布鲁斯，从而使英国公众能尊重中国。
中国像反对来自海上的列强所提供的援助一样，也反对俄国提供的援助。1866年当伊犁驻军求援以镇压回民叛乱时，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在自传中写道，绝不允许俄国人帮助防守伊犁。在整个事件中，总理衙门更关心的似乎是俄国帮助镇压回民叛乱所引起的危险，而不是叛乱本身的威胁。
在捻军叛乱期间，个别外国人有时建议借用外国军队以恢复秩序，但严肃认真的建议却从来没有人提出过。总的来说，所有类型的中国人都反对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的存在。文祥注意到外国军队的军费是中国军队的军费的两倍，他认为，“战不给费，岂为我用？若有此费，我岂无人？”[50]曾国藩虽然承认唐朝曾妥善地借用过契丹的军队，但他又指出，这些军队只是在与中国军队的协作中才借用。曾国藩用近似隐喻的语言概括了中兴对于外国干涉的态度：让他人帮自己润色文章是允许的，但绝不能让他人替自己上考场。[51]
值得注意的是，中兴时的政治家认为，外国调停战争，这是外国干涉的一种形式，因此必须加以拒绝。英国——它的利益要求尽快地肃清太平天国的叛乱——提出派遣一支英国舰队沿江而上，宣布大赦，并让英国调停战争。威妥玛邀请文祥和其他中国官员到英国公使馆商讨此事。总理衙门反对其建议，他们认为停战是好事，但停战令应由中国政府完全独立自主地予以宣布。[52]
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所广泛持有的看法：中兴苟安地招致了外国的侵略。似乎也没有必要来讨论范文澜的观点：恭亲王的态度是“崇洋媚外”，李鸿章是英国的傀儡，左宗棠是法国的傀儡，曾国藩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共同傀儡。[53]
结论
在短暂的中兴时期，中国的军事改革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地方性的军事权力中心转换成了清代国家的支柱，先进的武器被生产了出来。半个世纪后再来看这段历史，湘军似乎是一“历史的奇迹”[54]，而中国于1860年代在军事现代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好像不太那么显著。日意格于1872年写道：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级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中国的军事力量与1860年时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55]据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有关中兴成就的评论说，自1860年以来中国军队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以至威妥玛、于克神父（the AbbéHuc）和其他一些人早期的著名报告变得毫无意义了。[56]
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中国比法国投入了更多的武器装备，在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中国投入的武器装备比日本也更多。中国在这两次战争中的失败证明，一些比火力更必要的东西中国仍然是缺乏的。在取得了初期的辉煌胜利后，湘军一类的军队——它们被认为是中央政权的支柱——堕落成为军阀武装。
后来中国军队的弱点不是通过向它们提供现代武器就能克服的弊病。现代化武器中国自能制造以来就早已具有了，但它不能有效地使用这些现代化武器。一支拥有一批有才干的军官的现代化军队将瓦解新的武器旨在保护的社会秩序。由于新的武器是闲置不用的，或不能被恰当地使用，因此，制造这些武器的能力就必将丧失。所以，中国后来的失败似乎是它的社会制度的僵化所造成的，后来的武器短缺是征兆而不是原因。军事改革计划失败了，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对改革对象的错误认识基础之上的。
20世纪初中国分裂成一系列由半独立的军阀统治的地区，这一现象的形成通常归因于中兴时期强大的地方性军队的兴起。如前所述，军事权力向新的转移对于中央政府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也无庸否认，它们也包含有军阀主义的种子。然而，在中兴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它们最终将变成军阀武装，而不是像他们的建立者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以地区性为基础的国家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