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很容易理解恭亲王的这些担心，因为其变化是如此的巨大，就如同蒸气机的采用，往往会引起一个国家的不满和骚动；中国人的不安将导致大的骚乱。”（1867年3月23日《北华捷报》，对阿礼国同一问题来信的评论，此信谈到了他和恭亲王的会晤）
“一旦铁路修通，那些成千上万的失去了生计的人们就没有希望能找到工作，因为中国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都已利用，甚至连牧场都废了。”（1864年9月3日《北华捷报》）
[44]保罗·H.克莱德在《美国驻华公使劳罗斯的对华政策，1868—1869》《太平洋历史评论》第1卷第3号，第317页一文引用过这段话。
[45]见1867年4月22日《北华捷报》。
[46]弗里曼—米特福德：《驻华公使馆员》，第231—236页。
[47]马特约·里奇：《十六世纪中国，利玛窦日记，1553—1610》（纽约，1953年），第10页。
[48]阿礼国：《对外关系中的中华帝国》，同上，第238页。
[49]有关中国人对于对外贸易之重要性的认识，见小竹文夫：《支那的贸易观念》，载《支那研究》第17期（1928年7月），第55—75页。
[50]1867年10月12日《北华捷报》。
[51]见1866年7月7日《北华捷报》。
[52]见1866年9月29日《北华捷报》。
[53]1870年2月17日外交部备忘录。《中国卷》第3号（1870年）第1号。
[54]
见Chong Su See《中国的对外贸易》（纽约，1919年），“附录”2和《中国》卷11（1869年）。数字是海关银，其价值1864年是6/8先令，1867年是6/3先令。
[55]1860年恒祺声称：中国每年400万两的外贸收入与其对外赔款——1842年241万两，1858年600万两，1860年1000万两——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860年10月20日巴夏礼给额尔金勋爵的信，见《中国事务的通讯》（1859—1860年），第236页。
[56]他“准确的话是”：“海关建立后的几年”，根据朱丽叶·布雷唐的《赫德爵士》（纽约，1919年），第221页。弗里德—米特福德从其他人那儿得到了相同的印象：“总而言之，满洲人宁愿回到旧的时代，不和我们及我们的条约发生任何关系，牺牲那些因这种关系而得到的收入。”（1865年8月7日，《北京的公使馆员》，第118页）
[57]科尔·赛克斯1869年7月13日的讲话，见《英国国会议事录》卷197，第1790—1794页。
[58]例如，湖南巡抚毛鸿宾就惊奇地发现，外国反走私法“甚至”比中国的更严厉，他于是建议，这些法律应用于所有的中国贸易〔1862年3月5日“上谕”，《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4，第29—31页〕。
[59]见第十一章。阿礼国指出，中国人不愿意接受由外国人提出的大多数改革，“如果我把煤矿除外，那么他们愿意接受外国机器和管理”〔《英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12号（1869年），第9页〕；他认为“中国人反对外国投资开矿是正确的，除非能保证不受干涉”〔《中国卷》第5号（1871年），第112—113、123—124页〕。
[60]在旧的官办体制下，因管理不善，云南的铜矿业自18世纪中叶就衰落了。由于回民的叛乱，将近20年没有生产出一个铜板。当这一地区最终实现了和平时，就为采用新的制度开辟了道路，但这种制度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所有可以想像到的困难，资本、管理人员和矿工不足，使矿山能继续运转的利润很低，现金短缺，甚至无钱整修。此时，经常还要受那些腐败官吏的干预。见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上海，1948年），第26—48页；《注释与问题》，载《中国评论》第12卷第2号（1883年），第135页；陈灿：《宦滇存稿》卷1，第18页。
[61]见第九章。有人谈左宗棠是个例外。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业”，属于后中兴时代。有关左在西北开办毛纺厂、炼糖厂和铁矿的情况，见陈其因：《左宗棠》，第57—78页和《左宗棠：湘上农夫》前引书，第219—225页。
[62]一份有关清财政问题的南满铁路研究材料，指出了那些等待着经济史家的陷阱，并警告说，尽管清代公共财政制度的结构可供人们详尽地研究，但它没有留下任何可靠的实际数据能供人们使用〔松井义夫：《清朝经费的研究》，载《满铁调查月报》（1935年），第41—82页〕。
[63]除了我们上面已讨论过的那些复杂的主要税收外，还有许多更复杂的较次要的税收，如多种茶税、酒税、采矿税、药税、竹税以及其他一些税收（《皇朝续文献通考》，第7955、7964、7983页）；詹姆斯·T.K.吴：《太平军叛乱对清财政制度的影响》，载《和平历史评论》卷19第3号（1950年），第265—275页；C.J.斯坦利：《1852—1908年的中国财政》，载《中国论文集》第3卷（1949年），第1—23页。
[64]户部1869年（同治八年）奏折，见《皇朝续文献通考》，第7525—7526页。有关改进土地税申报制度的情况，见《皇朝续文献通考》，第7827—7831页。
[65]《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206，第9—10页；卷207，第2—3页；卷217，第24—25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25—26页。
[66]贾士毅：《五十年来中国财政》，见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五十年来之中国》第一篇文章。
[67]虽然在清代，银币和铜币这两者都是不受限制的法币，但由于在经济的主要领域银币起支配作用，因此，中国的财政制度并不是真正的复本位制。银大部分需要进口，铜从18世纪起大部分是由云南的铜矿提供的〔张德昌：《近代中国的货币》，载《人文科学报》卷1，第1号（1942年），第72—73页〕。有关中国货币流通总的情况，见王庆云：《熙朝纪政》卷5，第1—25页。
[68]1863年（同治二年）的“上谕”，《皇朝续文献通考》，第7520—7521页；1867年（同治六年）户部奏折。《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38，第10页。
[69]《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1，第7709页；《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235，第14—15页。
[70]1869年（同治八年）“上谕”和其他奏折，《皇朝续文献通考》，第7709—7712页。1868年4月12日“上谕”，《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227，第13—14页。
[71]数据见《中国外贸》“附录”2。中兴后开始下降，1895年时降到了3∶3。表见斯坦利：《1852到1908年的中国财政》，前引书第64页。
[72]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上海，1937年）；杨联陞：《中国货币与信贷》，第81—88页；斯坦利：《胡光塘与中国早期外债》，第28—31页；《中国北方钱庄记事》，《北华捷报》1867年连载15期，1867年10月19日。主要办理借贷、利率、发行货币、货币流通，抵押等业务。
[73]例如，1867年3月16日的一份“上谕”，就命令所有省份给左宗棠运去现款，并要求那些未经战乱的省份多送一些。当然，每省也有具体的数额（《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96，第26—28页）。
[74]见1867年3月6日《北华捷报》。
[75]摩西·阿布拉莫维茨，前引书第159—160页。
[76]由于商人和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没有得到重视。所以有关这方面的纪录没有保存下来，中国调查者很难确定其具体的日期。（王叙涵：《两淮盐务与钱庄》，载《经济学集刊》卷2第3期（1931年），第118—207页。有关这一领域的重要性，见马里恩·利维和史国衡（音）：《中国商业阶级的兴起》（纽约，1949年）。
[77]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衰退的历史透视》，转引自伯特·F.霍斯利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芝加哥1952年），第23、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