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的使用
依儒家观点看来，稳定政府及社会和谐的首要必备条件是官吏的才能与德行，一些名言、谚语以及正式作品反映了这种观点。为了得到本国的最佳人才，中兴的首要任务是训练他们的思想，培养他们的品格，对他们量才任职，并对其行为奖惩分明。讲求实际的学者左宗棠写道：
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1]
据认为，官吏的才能与其道德品质密切相关。没人能不受指责地提出：一位道德高尚的人可能是任职无能的人，或者一位道德败坏的人可能具有非凡的才能。正如当耆英几乎要向咸丰帝提类似的建议时他所意识到的一样：“如果一个人被委任某种职位，而由于其才能有限因而不称职，那么虽然他是位‘好人’[君子]，但是他完全有可能有损于他的事业；假如他被委任去****有能力履行的事业，那么虽然他是位‘卑鄙的人’[小人]，但是他可以仍然受到任用。”批示的上谕谴责耆英的论述是言辞过激的恶语中伤，并有力地支持了倭仁所提出的传统观点，即道德的价值在任何活动中都是至高无尚的规范。
中兴的政治家们肯定对“人才”的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兴军在人不在器”这句格言所代表的观点，甚至浸透了技术性最强的军事讨论。相似的是，同治时期降低田赋的效果被认为有赖于胡林翼、曾国藩以及左宗棠的才能，而不久它的失败则归咎于缺乏人才。用《中庸》的话说，“得人者昌，而失人者衰”[2]。
中兴期间几乎没有进行行政体制和程序方面的改革。在这些微乎其微的改革中只有总理衙门的创立以及海关总税务司的出现是重要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反对当时流行的观点，即把长江当成划省的边界线，而重新绘制地图并使行政地图合理化的观点。他认为：“臣愚以为：疆吏尚贤，则虽跨江、跨淮而无损于军事、吏事之兴；疆吏苟不贤，虽划江分治而无补于军事、吏治之废。”[3]
一位知名度不高的中兴官员阐发了同样的思想：“自来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而非常之人乃建非常之事。”[4]
中兴官僚的总特征
在西方人看来，19世纪60年代镇压起义、复兴清帝国的人物不是军界人物。他们基本上是文职官员，是科举制度的产物。他们之所以擢升到显赫地位是因为他们处理文武事务的能力已得到证明。他们在文学及学术上的造诣也颇为引人注目，一开始工作就要笔杆子。甚至在严格的军事问题上，他们也注重人与社会方面的精神面貌，即通过品行修养获得教化、道德及领导艺术。他们所具有的军事才能对他们崛起掌权显然是次要因素。
清代的绝大部分官员以科举考试为进身之阶，而产生最多官吏的省份也产生了最多的学者。例如：在都察院任过职的3087人中大约有2168人是通过“正途”——文字写作考试为官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被授予最高学衔（进士），这些人在需要耗费半生去准备的全国竞争中好不容易才赢得胜利。
在太平天国时期以后，清朝官僚仍然由学者构成，甚至像湘军之类的新式组织也由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人物来统领。正如中兴的杰出领导人物的生平将要说明的一样，实际上他们是清一色的学者兼官吏。
“中兴功臣”已成了中国人有关19世纪内所有评论中的一个通用语。守旧派以赞扬的口吻使用这个通用语，马克思主义者则以嘲弄的口吻使用它，较少数充满热情的文学家把它当成事实的真实写照。然而，在主要观点上，各派都一致认为：在中央和地方的“功臣”小集团恢复并延长了传统秩序的寿命。
实际上，在所有名单上都可以见到同样的名字：中央有恭亲王、文祥、沈桂芬以及李棠阶；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及骆秉章。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均有分别在中央和地方都任过职的亲身经历，没有明显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界线。
中兴的主要中央官吏
中兴伊始，中央政府的构成就有了显著的变化。从前的政治家们官复原职，取代了已失信的载垣集团的成员，实际支配权移交给恭亲王和文祥。虽然恭亲王于1865年曾受到皇上的严厉谴责，但是他短暂的降职似乎没有影响他在中兴其余时间里的权力，直到同治时期以后，他才成为一名傀儡，慈禧太后也才变成一位独裁者。
恭亲王和文祥都未表现出任何满人的特殊的行事目标或者思维方式。他们的作品及方针策略都是深受儒家传统熏陶的人所期望的。作为学者，他们与曾国藩不是一个级别；作为政治家，他们是在中央可以与曾氏相提并论的人物。
虽然文祥的著述不及恭亲王的著述影响大，但是他那简明扼要的自编年谱及有关其特殊使命的叙述显示出他敏锐的洞察力、竭诚尽职的工作态度和坚定的道德信念。在有机会追踪其活动的外国人的眼里，他是“政府中最进步和最具有爱国热忱的人物”[5]，“也许是帝国最有才能和最开明的官吏”[6]，“公认的北京政府中最有能力的成员”[7]，“被外国大使馆全体成员认定为总理衙门中汉族[原文如此]大臣里最有头脑和最有能力的人”[8]。
最有资格的观察家们都一致称赞文祥。阿礼国认为文祥“在总理衙门和内阁[原文如此]优秀大臣中是最进步的”[9]。卜鲁斯的评价是“从未遇到比他更有影响并具才智的人”[10]。依蒲安臣的观点看来：“在中国政府中有位伟大的人物，那就是文祥，他掌握着局势而且了解事务的严峻状况，殚精竭虑，廉洁清正地保持政府的诚实完善”[11]。卫三畏说，文祥是“气度非凡的人物，也许是与外国公使馆打交道的所有官员中最令人尊敬的人。是中国政府的一位最有远见而且最有能力的顾问。由于他的逝世（1876年），中国政府失去了一位无私的爱国者，失去了一位对于国家利益最为相关的那些事务的敏锐观察家”[12]。赫德把文祥称作“我曾熟悉的最聪明、思路最宽广的汉人[原文如此]之一”[13]。丁韪良强调了文祥的“启蒙思想”，以及尽管他身居高位然而他保持清贫淡泊的品质。[14]
文祥同样也受到汉人的格外尊敬。翁同龢赞誉了他的忠诚、他的勤奋以及他对内外政策的贡献。金梁写道：由于文祥的勇气及他为国家制定了意义深远及远见卓识的计划，因而他在历史上处于“一名中兴主要支持者”的地位。[15]
在恭亲王与文祥的保护下，有才能的汉族官员不仅在地方统治集团，而且在中央统治集团里也得以占据高位。人们认为：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是地方行政权力的复兴者一样，恭亲王、文祥、沈桂芬、李棠阶是中央权力的复兴者。在梁启超看来，19世纪60年代是“文祥和沈桂芬的时代”[16]。
沈桂芬于1847年获进士学衔。他有一个典型的提升经历，从地方官到京官，先后任山东、山西巡抚及兵部尚书，直至升任军机大臣及内阁大学士。当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他是中兴的领导人，但相对而言却对他所知甚少。他是位有能力的官员，特别是他于1867年膺任大学士以后。但是由于记载支离破碎，所以用它来证明他声望卓著的事实是可以的，而作为中兴领导人的依据却不足为凭。
中兴伟大的中央官员中的四号人物——李棠阶首先是位新儒家学派的理论家。他于1822年中进士，从那时起直至1860年，他担任并从事各种职务和活动。例如，他曾出任地方官，潜心于个人的研究，加入曾国藩领导下的军事组织等等。虽然他于1850年谢绝了北京的任命，但是他却响应了1862年的召唤。抵达京城后不久，他便和倭仁就“所有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倭仁曾审阅过后来著名的李氏《论条陈时政之要疏》的奏议草稿。李氏的奏折强调了皇帝教育、京城的道德气氛以及复兴国内政府的重要性。“臣窃谓：欲平贼必先安民；欲安民必先择廉干之督抚。”[17]吴庭栋（竹如）是一位地方官及杰出的宋儒学家。他写道：“近日朝政清明”，倭仁先生及李棠阶先生“于左右以为培植根本，大计其见，一目得其行，所学以为启天之资，知必有以大慰”[18]
在中兴政府的领导下，李氏很快被擢任高职：礼部侍郎、都察院御史、军机大臣。因为他放弃了写作而与人们展开书信往来，所以他比他的同事沈桂芬知名度更高，然而究竟他怎样施加了他的影响，人们却不甚了解。虽然他呈递的那些奏议有广泛影响，但是相对而言，他本人写过的奏折为数极少。在他来北京以前数年间的日记中发现他在危机的年代里全神贯注于历史的教训。但在1862年以后的日记对事件的记载变为不加虚饰的注释，这种注释未给《实录》添加任何东西。正如目前所知，他的生涯主要表明新儒家哲学在中兴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央与地方利益结合的方式。有关他1862年以前生平的一切事情使人联想到“地方主义”，但是他已被作为京城中兴的一个支柱载入中国历史。
一些中国历史学家写道：同治中兴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中兴主要只影响到高级行省官员而未得到“除了那些尊敬曾、李，诸如文祥等人之外”的中央政府的支持。[19]其主要论点是：“像文祥这样的人物”的确控制了中央政府，地方及中央有能力的汉族领导人擢升有赖于北京的决定。虽然在朝廷内部有形形色色的派系集团，但是没有一个集团能与恭亲王及其同事们的权威势均力敌。
中兴的主要地方官吏
中兴中伟大的地方领导人的才能远比中央政府官员的才能引起更多的注意。曾国藩、左宗棠及李鸿章被视为中兴时期整个历史的时代豪杰，或者对共产党来说他们是反面人物的代表。对于他们生平的评价仍然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个长期的问题。
曾国藩曾氏竟然支配了他的时代，致使对其人的评价成为对整个中兴的评价，甚至成为对在守旧派重建活动中所有近代中国人努力成果的评价。由于社会革命问题逐渐支配了中国的政治，对于曾国藩其人的评价也与对于他所代表的儒家社会的评价一样发生很大变化。然而，在他自己的时代里，他是一位前所未有受到普遍尊敬的人物，他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虽然濮兰德和巴克斯在虚伪的儒家学说外表的后面很快地发现了欺骗和诡计，但是他们写道：“曾国藩是哲学家中一位具有英雄行为的人物。他这种英雄行为是由带有各种弊病的儒家学说体系屡屡训练出来的，而且以后还会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利益不断训练出来。在中国杰出人物中，曾氏仍然名列前茅，用忠诚的明智的爱国主义这个家喻户晓的同义词来描述他是恰如其分的。”[20]
曾氏去世时所举行的传统追悼仪式比正式礼节更隆重，赐予他的谥号为“曾文正公”，这是一种特殊荣誉，在“庙号”（temple name）的规格中地位居首。赞词着重强调了他为人正直俭朴，给予他一种生动、富有魅力的榜样力量。赞词还强调了他在与所有人的交往中的勇气、才智、真诚以及正直；强调了他竭诚尽职、克己奉公的品质。在军事生涯的危机关头，他坚持返回故里为母守丧的行为证明了他对儒家伦理观念的忠诚胜过了他在政治及军事上的抱负。
曾氏的日记全面表现出他严格律己及生活节制的品质。当他年轻的时候，显然他嗜好“鸦片、女色和不合礼仪的谈话”，三十出头时他彻底戒掉鸦片，但是他继续指责自己对其他两种罪孽失检。对曾氏来说，不易自满是可能做到的。真理和谬误不得不像黑与白一样被清楚地辨明。一个人必须理解事情的规则及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要做出毕生的努力以使角色演得更好。惟一的途径在于努力工作，自知及律己；虽然在事业的规划中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声望，但是通过个人奋斗却有可能获得聪明才智。
从没有人对曾氏本人按照这些准则生活有过怀疑，但是他却从不满足，不断地批评自己要求不严。他写信告诉他的弟弟：他担心他可能疏漏最直接的职责——呈写奏议及考核官吏，而在书法和学问方面花费过多的时间。他主要担心的事情之一便是他的子女和他本人可能会居功自傲。他个人的开销显然很低。据一位外国人说：“他身着最寒酸的衣服，绝不摆架子。”[21]
因为其家族地位并非显赫，其天赋显然也不属于头等之列，所以这种吃苦耐劳的品格是他在公共事务中取得惊人成就的基础。他凭着坚忍不拔的决心走自己的路，并动员其他的人走他的路。他是位无可争议的伟大统帅。实际上，他同事中的每一位都反复评论了他作为士兵领导人的非凡能力，而且他们的看法受到太平军杰出将领石达开的肯定。他论述经济问题的著作是值得注意的。他广泛地论述了有关公共福利的每一个问题，如：军队改革、农业复兴、全民道德、对外事务、工业化、教育、税收以及所有形形色色的行政管理问题。他的奏议总是清晰、有力而又简明扼要，这些奏议既注意到了细节，又不忽视包括棘手问题中的主要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