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成员，赫鲁晓夫不仅工资待遇丰厚，而且还拥有金钱买不到的商品与服务。一些待遇，例如轿车，是公开的秘密，而专供他们出入的商店与咖啡屋、特殊的休闲场所以及每月发放的里面装着远远超过他们工资的金钱的“封口信件”则是不为人所知的。赫鲁晓夫承认他和他的同事们“过去经常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间隙一起吃三明治、香肠、酸乳以及甜茶”，但是他坚持说“在家里我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莫斯科的同事欧内斯特·科尔曼（Ernst Kolman）回忆说，“一位头发上扎着红头巾的女服务员会将让我们胃口大开的早餐免费送到莫斯科党委的办公室里来”，他们可以在“市里最好的饭店”克里姆林宫的咖啡屋里享用丰盛的午餐。克里姆林宫的咖啡屋在节日里还供应高质量的菜肴。科尔曼还记得，他在“一天”休闲中心，一个离莫斯科不太远的休闲场所，见到赫鲁晓夫时的情景，莫斯科党委的官员在假日里经常带着他们的家人来这里消磨时光。科尔曼说，那里的住宿条件很舒适，客人们可以享用“国王般”的菜肴。这里没有偷偷摸摸的现象，也没有定量供应卡：“桌子在酒瓶与各种饭菜的重压下发出呻吟，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享用他们喜欢的食物，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沃加尔尤夫（Ogaryovo）庄园原先属于沙皇政府时期的一个将军，后来赫鲁晓夫（在他之后是伯里斯·叶利钦）将那里当作了他们的政府乡间别墅。这里的主建筑当时是为莫斯科市委与政府领导人预备的。赫鲁晓夫一家在另一栋房子的第二层有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原来是供公主的仆人居住的。布尔加宁和他的家人就住在楼下。附近则是他的莫斯科同事，其中包括后来被处决的谢曼尤恩·科日特尼（Semyon Korytny）。玛丽娅·索罗基娜（Maria Sorokina）在赫鲁晓夫家居住的别墅里一直从服务员干到了副总管。她的儿子迪马（Dima）在30年代是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的好友。索罗基娜的相册里保留着迪马与列昂尼德坐在轻便马车上晒太阳、在莫斯科河里游泳划船以及一起打网球的照片。
然而在这种舒适的表面下的生活并不是十分轻松的。赫鲁晓夫的父亲这时给予了他以帮助，他去特殊商店挑选食品，扛在背上拿回家，电梯不开时他就将拉达带到位于政府住宅大楼11层的幼儿园里。在迪马·索罗基的印象里，赫鲁晓夫的父亲属于那种典型的俄国农民，抽着味道难闻的、用家种烟草卷起来的烟卷。在他儿子的抱怨下，这位老人嘟哝着说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到卡里诺夫卡去，在那里“我抽烟就不会妨碍到其他人了”。
一天，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母亲告诉他说他的父亲跟他生气了，因为赫鲁晓夫没有“偿还他的债务”。赫鲁晓夫曾经答应过他的父亲为他买一双新鞋，后来他将此事忘掉了。赫鲁晓夫后来笑着说起这件事，不过这反映出他的父亲因为在生活上依赖儿子而在家里地位低下的程度。
从在家里的支配地位的角度来说，赫鲁晓夫的母亲现在也同样在生活上依附于她的儿子，经常是独自一人坐在房间内，或是到院子里与其他的老妇人一起闲聊天，就像她在卡里诺夫卡时和她的邻居们一样。不管西尼娅·伊凡诺夫娜（Ksenia Ivanovna）拿着她随身携带的小凳坐到哪里，其他扎着包头巾的老妇人很快就会聚拢到她的周围。赫鲁晓夫不允许她老是这样闲聊，就像她妻子后来所说的那样，因为这种闲聊“在30年代可能会使你付出生命的代价”。尼娜·彼得罗夫娜说，不过他母亲“不愿意听他的话”。当西尼娅·伊凡诺夫娜要求拉达听从她的劝告时，因为她比拉达年纪大，见识广，拉达就会问：“你比斯大林的见识还要广吗？”她的祖母就会回答：“那当然。”
赫鲁晓夫和他的母亲之间，当然也是他和他妻子之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列昂尼德的品行。列昂尼德和他的姐姐尤莉娅之间关系不和。他经常将他家里特供的食物和衣服分给他的朋友。有一次，他驾驶着一辆摩托车从一位官员府第的楼梯上冲下去。他的祖母对他很溺爱，对他这样那样的恶行总是一再原谅，他的继母对此虽然看不惯，但却不吭声。教训列昂尼德就是赫鲁晓夫的任务，但是他在此事上却令人吃惊地下不了决心。他不是惩罚列昂尼德，而是指责他的朋友。列昂尼德和迪马·索罗基想一起逃学，而赫鲁晓夫竟然同意了他们的想法。赫鲁晓夫说迪马“带坏了”列昂尼德，于是让迪马找了另外一份职业。[36]
教育列昂尼德的任务从心理上来说并不轻松，因为他最严重的违规行为都与赫鲁晓夫很相似。1937年列昂尼德只有20岁，但是他已经不是与一个，而是与两个女人一起生活过，后来又都被他抛弃了，两个都是犹太人，至少其中一个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1935年，他让埃斯舍尔·诺莫夫娜·艾丁格尔（Esther Naumovna Ettinger）怀了孕。根据她的儿子尤里·列昂尼德维奇·赫鲁晓夫的说法，他是一位空军职业军官与试飞员，艾丁格尔是位技术设计员，她在莫斯科外的夏令营遇到了列昂尼德。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这并非全是因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坚持。很显然，尼基塔·赫鲁晓夫对他儿子的行为很恼怒，有一次他甚至将列昂尼德逐出了家门。[37]
列昂尼德的第二个女人是罗查莉·米哈伊洛夫娜·特雷瓦斯（Rozalie Mikhailovna Treivas），一位漂亮的金发碧眼女演员，她的叔叔伯里斯（Boris）曾在鲍曼区为赫鲁晓夫工作过，后来成为科穆索摩尔的高级官员。赫鲁晓夫后来说，特雷瓦斯“是位勤奋、能干的体面人”，但是也说过，有一次卡冈诺维奇“将我拉到一边，警告我说特雷瓦斯……曾经签署过一份支持托洛茨基的声明”。很自然，特雷瓦斯被逮捕了，在此之后，赫鲁晓夫曾在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视察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时看到过他。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痛苦地表示：特雷瓦斯“在1937年大屠杀开始时也没有躲过绞肉机的劫难”。但是不管他对特雷瓦斯是多么的同情，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与特雷瓦斯的侄女混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感到很恐慌。更为严重的是，列昂尼德于1937年11月11日还真的和她结了婚。当列昂尼德将他的父亲介绍给罗查莉时，赫鲁晓夫暴跳如雷，将他们的结婚证书撕成两半。之后两位新人就与他们的朋友居住在一起，一直到1938年1月列昂尼德跟随家人搬到了基辅，之后，列昂尼德就永远地抛弃了罗查莉。[38]
赫鲁晓夫大量的家务事需要细心的管理。但是赫鲁晓夫本人不仅不关心日常的家务，而且还总是干预别人的做法。他的工作占去了他全部的精力。即使是在他有闲暇的时候，例如，周末在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度假，他也经常喜欢和同事朋友们在一起。当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充满了生活的情趣与欢乐的，他们一起唱歌、朗读诗歌以及在乡间滑雪。不过拉达回忆说：“父亲从来没有时间和我们在一起。”尼娜·彼得罗夫娜负责家务，但是直到1935年她还在莫斯科的电灯厂工作，在工厂她负责组织工作与指导党校的事务，并担任工厂党委里的“鼓动与宣传”工作主管。
很显然，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工作是充实的。“我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的分内工作，并因此获得了工厂领导颁发的荣誉证书。”她回忆说：“我还结识了一大批人——党的积极分子、作家、老布尔什维克、集体农庄里的农户（他们的集体农庄属于工厂的负责范围）。……我认为那些年是我政治生活，当然也是我公开生活中最为活跃的时候。”但是她的日程安排也让她感到精力疲惫。工厂大约有3000名工人，每天三班倒。尼娜·彼得罗夫娜每天早上八点钟离开家去上班，晚上“最早”要到十点钟才能回来。由于每周要工作六天，而且日程安排得很满，所以“我从来没有一天的空闲是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一起度过的，他的休息日是固定的”。尼娜·彼得罗夫娜说起当为工作的同志安排看电影而她却不能去时她是多么的“生气”，因为她星期天要工作。至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参加的所有文化活动”，都是“与我无缘的。……”
尼娜·彼得罗夫娜努力不让别人知道她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她用她保姆的名字，乘公交车去上班，而不是坐她家配备的公车，这样她每次上下班“最少都得一小时”。一天工厂党委书记深夜给赫鲁晓夫打来电话，当尼娜·彼得罗夫娜拿起电话时，他礼貌地问对方是谁。“库赫尔丘克。”她不自觉地回答说。“‘你在赫鲁晓夫同志的公寓里干什么？’他问。原来我是赫鲁晓夫的妻子，这让他大吃一惊。”
当孩子们生病时，压力就更大了。有一次拉达得了猩红热，“我们把她放在工厂旁边的医院里，每天晚上我都要赶过去看她怎么样了。我只能隔着病房的窗户看看（因为苏联医院很害怕外面的探视者交叉感染疾病）。我看到她们给了她一碗吃的和一把大勺，然后护士就走开和她的朋友们聊天去了。拉达还很小。……我看到拉达站在那里哭着，但是护士并没有过去，我也没有办法帮她。于是我们签署了一份弃权声明书，将孩子带出医院自己照看。费了好大的劲儿，我们终于让她恢复了健康。”
在谢尔盖出生后，尼娜·彼得罗夫娜辞掉了工作，后来又担任全联盟工程技术协会委员会的管理人员，直到叶勒娜出生。在全家于1938年搬到基辅后，“我唯一所做的就是乌克兰区党委偶尔分派的工作。我在夜校里教授党史……和英语。三个孩子都还很小，经常生病”。拉达回忆说，一旦她停止固定的工作，尼娜·彼得罗夫娜“的情绪就会稍好一些”。尽管对拉达的要求特别严（“很难提出什么要求，特别是不可能的事”），但尼娜·彼得罗夫娜却对谢尔盖和叶勒娜很宽松，“甚至有点宠爱”。
拉达认为，尼娜·彼得罗夫娜“从来没有对中断她的个人职业生涯流露出任何后悔之意，至少在孩子们面前没有”。不过，她不是那种爱抱怨的人。只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丈夫死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独自一人生活，她才对她的管家抱怨说：“我从来没有真正有机会自己把握生活。”
她的有些压力都是自己找出来的。不过，她的压力肯定也增加了她丈夫的压力。在俄国历史最为恐怖的时期，赫鲁晓夫是否能与他的妻子分享其内心最深处的希望与担忧，对此我们不得而知。至少在他们的孩子们面前，尼基塔和尼娜·赫鲁晓夫从来不谈论关于政治的事情，当然，从来没有批评过斯大林，不过从来也没有赞扬过他。
[1]新召集的学生年龄大多在20多岁，甚至30多岁，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很低。1927年，所有的共产党员中只有8.7%，工人阶级党员中只有4%，完成过中学学业。从事白领工作的学员平均只接受过4-5年的学校教育。参照Fitzpatrick，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第182页。
[2]作者对Ada A.Federolf-Shkodina的采访。Federolf-Shkodina直到1938年被逮捕前一直在莫斯科哲学、文学与历史学院教授英语。后来被释放后，她1991年居住于首都郊外的一家医院里。
[3]1929年，莫斯科省并入由前沙皇时期的四个区（莫斯科、梁赞、图拉和特维尔）组成的大区，外加第五个区卡卢加60%的面积。
[4]据估计，在30年代中期到末期的大恐怖中被害的人数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narodonaseleniia（Moscow：Bolshaia Rossiiskaia entsiklopediia，1994）第342-345页中列举了俄罗斯与西方的不同估计数据。
[5]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回忆录由他的儿子、历史学家谢尔戈·米高扬编辑并介绍到西方的，米高扬回忆录比较全面真实地记录了大恐怖的情况以及米高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6]赫鲁晓夫是在和米哈伊尔·萨特罗夫（Mikhail Shatrov）交谈时说这番话的。参照N.S.Khrushchev （1894-1971），第38页。
[7]萨马拉，现称古比雪夫。——译者注
[8]Tucker （Stalinin Power，pp.211-212）和Conquest（Great Terror ，pp.24-25）都证实了基洛夫等的反对意见。Khlevniuk（Politbuiro ，pp.74-79）认为，在新近公开的苏联档案中，并没有文件可以证实这些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里奥廷被判处了十年徒刑，但是五年后，斯大林又将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处决，他家仅剩的成员就是里奥廷20岁的女儿和她的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