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特罗冈诺夫的毁灭中，赫鲁晓夫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罪的旁观者。他声称他曾经离开斯大林诺，为了给这个可怜的人一次“翻身”的机会。但是有关赫鲁晓夫于1928年3月前往哈尔科夫以及他后来接连从那里到基辅和莫斯科的举动都让人对他的动机产生了同样的疑问，包括他与他的斯大林诺上司的关系也是如此。
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是卡冈诺维奇于1928年初将他调到哈尔科夫（当时是乌克兰的首府），并提议他成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的。“我们需要使我们的机构无产阶级化”，赫鲁晓夫说卡冈诺维奇当时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认为你说得很正确，”赫鲁晓夫说他当时回答道：“但是我不想以我为代价换来无产阶级化。我很想留在斯大林诺，在那里所有的人和事情我都很熟悉。离开那里对我来说很困难，我将面临一种我不熟悉的全新环境，我想我不会习惯的。”如果他真的去了哈尔科夫，他想那里的同事“不会热忱地欢迎我”，因为他们嫉妒斯大林诺，在斯大林诺“我们是工人、矿工和钳工，我们是人类的精英，或者可以说是，党的精英”。如果他必须离开斯大林诺，那么就去卢甘斯克，他认识并喜欢那里的党委书记，也可以去像彼得罗夫卡-马林斯基区这样的地方担任党委秘书。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经过了长时间艰苦的考虑才接受了卡冈诺维奇提出的建议，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一有机会就调到另一个区去。哪个区？‘哪儿都一样’，赫鲁晓夫告诉卡冈诺维奇，‘不过最好是工业区，因为我对农业了解不多，我从来没有在农村地区呆过很长时间。……’”
从来没有在农村地区呆过很长时间？那么他生命中的头14年又是在哪里呢？难道去卢甘斯克在他从政生涯中不算是一个倒退吗？赫鲁晓夫怎么会想到拒绝卡冈诺维奇的建议呢？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是他旨在掩盖其赤裸野心的烟幕，还是反映了他发自内心的不安全感？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卡冈诺维奇后来坚持认为赫鲁晓夫恳求他把他安排到哈尔科夫（他曾经秘而不宣地去过那儿几次），虽然他承认赫鲁晓夫好像对自己能否应对中央委员会机构里新的职责心里没底。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继续说道——“我不喜欢我在哈尔科夫的工作。都是些文牍工作，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文件来处理，根本接触不到现实生活。不过我还是设法成为了一个与土地打交道的人，一个从事具体事务的人，主要是煤炭，还有金属制造和化工，在一定程度上也关注过农业。……所以我在哈尔科夫与从事煤炭和钢铁生产的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不过还是有很多事分散了我的精力，我的主要工作是文牍，这根本不合我的胃口。从一开始，这就让我感到不适。”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催促卡冈诺维奇为他再次调动工作，卡冈诺维奇很快为他在基辅找到了一个位置，他接到通知后当天晚上就出发了：“平生以来第一次，我来到了基辅。这是个多么大的城市啊！……当时，尤索夫卡甚至不能称作是一个城市，与基辅相比，尤索夫卡只能算是一个小村庄。基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下火车，我提着行李就径直来到了第聂伯河边。以前我听到、读到了太多关于第聂伯河的故事，但是现在我就是想亲眼看看这条伟大的河流。”
但是他对于基辅也有一种不祥之兆。就像哈尔科夫一样，“基辅的党组织里没有足够的工人”。另一方面，主要聚集于（乌克兰）科学院里的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基辅很活跃，这里还有一些托洛茨基分子。此外，赫鲁晓夫后来说：“他们对俄罗斯人的态度并不是特别友好，因此俄罗斯人很难在这里工作。我想那些民族主义分子会认为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俄国佬（对俄罗斯人的贬称），我在这里的工作会比较艰难。”
赫鲁晓夫表现出来的谨慎态度再次帮助了他。基辅以它神话般的历史、雄伟的教堂以及一直延伸到宽阔的第聂伯河河边的绿色公园而成为乌克兰的象征，但是这也给斯大林政权带来了问题。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们支持“本土化”的政策，在苏联统治的整体框架内培育乌克兰语言与文化。但是到了20年代末，他们对乌克兰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倾向感到越来越震惊，特别是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已经开始侵蚀其他忠诚的共产党员以及其他原先同意为苏联政权工作的非共产党人。1928年3月，苏联新闻界宣布逮捕了超过50名顿巴斯工程师与技术人员，指控他们从事“破坏”活动（例如故意导致煤矿井下漏水与破坏设备）与“经济反革命活动”。在5～7月间，在莫斯科举行了所谓的沙赫蒂（Shakhty）审判（得名于顿巴斯的一个同名矿区），审判后有四名被告被判处死刑。
这种形势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赫鲁晓夫对基辅的忧虑。他在1922年填写的工人培训班调查表说明他对乌克兰语的了解“很差”。在俄国统治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斯大林诺，他不需要讲乌克兰语，在基辅他也可以讲俄语对付过去。但是他对乌克兰语了解的缺乏与他有限的正规教育会降低他在当地知识分子中的地位。
后来的事实证明，基辅要比赫鲁晓夫想象的好一些，这部分是因为基辅的党委书记尼古拉·杰米钦科（Nikolai Demchenko）将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知识界，而把工人和农民问题交给赫鲁晓夫。不过，他还是想念顿巴斯。有一次，在各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对者的怂恿下，失业工人在市政府门前举行示威活动。当赫鲁晓夫答应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时，他们很高兴，但是当听说是去顿巴斯工作时，他们又表示反对。“他们就在那儿，已经失业了一年，甚至两年，但是他们宁愿在大街上闲荡，也不愿去顿巴斯。‘顿巴斯是个落后的地方’，他们中有人说。……是的，这种话让我很生气，因为我的童年就是在那儿度过的。对于我来说，顿巴斯、尤索夫卡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在那里长大，我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我想念那里。”
虽然赫鲁晓夫1928年的其余时间和1929年初都是在基辅度过的，但他大部分的时间却用在往莫斯科的调动上。“到1929年，我已经35岁了，”他后来说：“这是我最后考虑进入更高的教育机构了。以前我所完成的就是工人培训班的学习，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想有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所以我开始努力说服他们把我送回学校。”
赫鲁晓夫的党内同事对此心存怀疑。有些人认为他想离开科西奥尔，跟着卡冈诺维奇去莫斯科。还有些人认为赫鲁晓夫厌恶杰米钦科。赫鲁晓夫向他的同事们保证，他和杰米钦科“关系很好”。他还向科西奥尔解释说：“从人的基本寿命来看，我已经35岁了。‘你必须理解我。……我想进莫斯科工业学院，我想成为冶金学家。’科西奥尔对我表示理解，他倾听我的意见，并同意了我的请求。”
从斯大林诺到哈尔科夫，再到基辅和莫斯科，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的。不过，赫鲁晓夫的动机与图谋现在仍不清楚。俗话说，家里不着火，外面不冒烟（莫伊谢因科的下台、与斯特罗冈诺夫的关系紧张、基辅同事对他与杰米钦科和科西奥尔关系不睦的猜测，以及与卡冈诺维奇的关系）。尽管表现得谨慎、直率，但赫鲁晓夫早已经过精心策划。但是如果他的基辅同事认为他对文化追求的渴望只是一种手段，那么这只能算是他们的猜测。他们不相信他渴望接受教育是出于真心，但他自己却对继续接受教育表示出了极大的热忱。
赫鲁晓夫的家位于奥尔金斯卡雅（Olginskaya）大街，一座党的公寓大楼的七层，这条大街位于基辅的主要街道克雷斯查迪克（Kreshchatik）与第聂伯河边占地面积很大的公园之间。按照当时的标准，他们的公寓已经很豪华了。除了一间小的厨房与浴室外，有五个房间。尼基塔和尼娜用一间作为他们的卧室，赫鲁晓夫也在卧室里工作。虽然第二个房间原本是打算作为书房的，但他从来也没有用过。第三个房间既做餐厅，又做尤莉娅和列昂尼德的卧室。虽然还有两个空余的房间，但赫鲁晓夫家不容许孩子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房间，更不用说他们每人拥有一个房间了。于是剩下的两个房间给了尼娜·彼得罗夫娜的朋友贝拉·高斯丁斯卡娅（Vera Gostinskaya）和她五岁的女儿。[26]
尼娜·彼得罗夫娜是在1926年认识高斯丁斯卡娅的，当时两人都在莫斯科的克鲁普斯卡娅师范学院学习（尼娜·彼得罗夫娜学的是政治经济学，高斯丁斯卡娅学的是历史）。两人都是从波兰的同一地区来的，于是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1928年毕业后，两人都被分配到了基辅（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基辅党校里讲课，高斯丁斯卡娅则为当地波兰语党校培养教师），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在那里安顿下来。（在1926～1928年尼娜·彼得罗夫娜不在的时候，赫鲁晓夫的孩子再次由他们在斯大林诺的祖父母照料。）当高斯丁斯卡娅决定回到莫斯科，而不是居住在她狭小的宿舍里时，赫鲁晓夫家就邀请她住到他们“空余的两个房间”里。
此时，尤莉娅和列昂尼德分别已经是13岁与11岁了。因为在顿巴斯污染的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他们经常生病。更糟的是，他们相处得不好。列昂尼德，贝拉·高斯丁斯卡娅回忆说，“是个无恶不作的小恶棍”。一天，他拿出他父亲放在壁橱里的一把枪，纠集了一帮邻居家的孩子，把他们带到了一些大人们不知道的地方，使得尼娜·彼得罗夫娜整个晚上都在努力向焦急的家长们解释。
尼娜·彼得罗夫娜不久就经常呆在家里，较少去党校了，特别是在1929年4月4日拉达出生后。（还有一个女儿娜迪娅出生于1927年，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夭折了。）赫鲁晓夫很少在家，即使在家，也几乎总是在工作——只有两三个月例外。高斯丁斯卡娅说，当时他病得很厉害，不得不从德国请来了医生。（“直到那时”，她回忆说，赫鲁晓夫都是“一个英俊的年轻小伙。经过了那次流感以及流感后遗症后，他的体形开始发生了变化，失去了良好的外在形象”。）每次开完中央委员会全会后，赫鲁晓夫都要到工厂和其他的企业里巡回检察，向大家解释、宣传党的路线。在宣讲前，他都会邀请高斯丁斯卡娅通读全会文件，确定文件中哪些应该向工人们宣传，高斯丁斯卡娅是位虔诚的共产党员，1920年当她15岁时就加入了波兰共产党。“他做什么事都喜欢利用大家的力量。”她回忆说。
这并不是说赫鲁晓夫自己不能分析全会材料。相反，虽然他是自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但高斯丁斯卡娅认为他不仅智商很高（事实上，比他妻子“更加聪明”），而且“文化素养很深”。她和尼娜·彼得罗夫娜“从来没有觉得他比我们低，虽然我们都接受过更高等的教育。也许对纯粹的科学而言，他没有我们了解得多，但是就政治而言，他的水平很高。他还是一个特别风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