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父亲给科兹洛夫打电话时，谢尔盖就在场，赫鲁晓夫指示将这种说法收回，并与南斯拉夫人进行私下的交流。当时“父亲对着科兹洛夫大声喊叫，指责他武断行事。……”赫鲁晓夫的话肯定要比这辛辣许多。谢列平记得在白维日斯基森林打猎时的情景，当围猎助手们将一只野猪赶到他们前面时，赫鲁晓夫和科兹洛夫同时开了枪。两人都声称是自己打中了目标。两人争吵不休，最后赫鲁晓夫下令验尸，以确定究竟是谁的子弹打中了野猪。当结果证明是他打中的时，赫鲁晓夫将子弹洗干净，装到口袋里，在主席团开会时故意将子弹拿出来把玩一番，让科兹洛夫生气。
不管是由于围绕子弹的争论（就像谢列平所说的那样），还是赫鲁晓夫的“五一节”批评（就像其他中央委员会成员所谣传的那样），或是科兹洛夫遗传天性中的弱点，反正他在此时遭受了重大的打击，这意味着会重新挑选一位第二号人物。赫鲁晓夫私下里对他儿子说，谢列平还没有做好准备，乌克兰第一书记尼古拉·波得戈尔尼太“狭隘”，而勃列日涅夫“也不适合”。他具有在中央党的机构与基层的工作经验，但是“在战争前，当我们任命他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党委书记时，孩子们给他起了个‘芭蕾舞女’的绰号”，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任意摆布他，只要愿意”。
克里姆林宫的内部斗争是最高机密。赫鲁晓夫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和他儿子讨论过主席团的人事问题，在此之后也没有。“如果他不得不私下里和我谈起这一话题，”谢尔盖写道：“那就说明事态的发展对于父亲而言已经十分严重，以及他处于某种十分孤独的境地。”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再次提到了退休的事：“我的体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到了给年轻人让路的时候了。我会坚持到第二十三届党代会，然后就递交辞呈。……我加入政治局时是45岁。那是处理国事的适当年龄，这时你具有充沛的体力，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了60岁时，你就不会再思考未来的事情了。这已经是到了回家抱孙子的时候了。”
他不可能自己主动交出权力，相反，在米高扬看来，赫鲁晓夫“不停地在所有人面前大谈将年轻人吸引进来，扩充主席团的事情”。他的这些话让同事想起了斯大林在1952年重组政治局时的情景，他们担心下一步该轮到他们下台了。“这就好像他在有意识地制造敌人，”米高扬补充说：“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赫鲁晓夫的70岁生日标志着对他的顶礼膜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广播里充斥着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祝贺；报纸和杂志上到处都是对自从他上台以来的“伟大年代”的吹捧文章；由于所取得的很多成就，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4月17日清晨，安全人员在赫鲁晓夫列宁山别墅的客厅里安装了一台大型的广播电视控制台，上面的金属牌子上写着：“在中央委员会和部长委员会工作的同志们敬贺”。这件礼物是有违赫鲁晓夫本人的原则的。“不要送任何礼物！”他曾咆哮着说：“不要浪费人民的金钱！”但是他的家人和同事们都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他们知道如果真的按他的要求去做，那他肯定会很失望的。
九点钟，客人们开始陆陆续续来到赫鲁晓夫家：亲戚、主席团成员，还有中央委员会书记。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举行公开的庆贺活动，而现在是同事们私下里向他磕头的时候。他们都十分小心，没有抽烟，一直等到他们的领导人出现在橡木的楼梯上，赫鲁晓夫穿着精心缝制的深色西服，胸前佩戴着三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在所有人都在餐厅里落座后，发言开始了。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以及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勃列日涅夫宣读了一份虚情假意的贺词：“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与你并肩战斗的亲密同志，主席团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与候补成员，向我们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与同志的70岁生日致以特别的问候与热烈的祝贺。”
擦干眼泪，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热情拥抱，向他呈递了一个装饰精美的盒子，里面是刚刚宣读的由所有客人签名的讲话稿。在长时间的宴会中，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显得很紧张。之后，赫鲁晓夫的同事们找到了一个脱身的借口——他们不想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过于劳累——谢利斯特回忆说，尽管“你能看出来，赫鲁晓夫既不想，也不希望他的生日庆祝仪式很快结束”。
当这一天终于过去时，赫鲁晓夫已经筋疲力尽了，白天接受来自大家的祝贺，晚上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和宴会，有人怀疑，对于大家祝贺的渴望以及因此造成的劳累都使他感到疲倦。对于赫鲁晓夫而言，这两种情绪的成分可能相差无几。对于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而言，那天早上所拍摄的一张照片带有某种困窘的成分：照片中，赫鲁晓夫站立着，眼镜被推到头顶，神情坚定地向他的同事们发表讲话。勃列日涅夫坐在那里，眼睛低垂，表情小心严肃；尼娜·彼得罗夫娜、她的女儿叶勒娜还有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表情痛苦，神色沮丧。
此时，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已经再也不能容忍他了。甚至在他的生日前，勃列日涅夫就已经开始密谋反对他。3月初，他和波德戈尔尼已经开始和主席团成员们接触，商量推翻赫鲁晓夫的事情。6月，勃列日涅夫当时曾考虑当他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访问回来时就将他逮捕。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在整个夏天与初秋都在秘密寻求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以免重蹈1957年赫鲁晓夫的对手们的命运。
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有很多共同之处：出身卑微，显然缺乏教育与文化背景（除了官方文件外，勃列日涅夫阅读的就只有苏联的讽刺杂志），待人和蔼，喜好交际。然而，勃列日涅夫喜欢装腔作势，特别是发挥他作为国家元首的作用时。赫鲁晓夫对此并不喜欢，他的负面评论被传到了勃列日涅夫那里。1964年7月，赫鲁晓夫提拔勃列日涅夫为党的副总书记，同时将波德戈尔尼指定为明显的接班人，从而使两人成为竞争对手。但是，即使在此之后，赫鲁晓夫还是继续奚落他们，问其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他们当然会将赫鲁晓夫的话传到勃列日涅夫与波德戈尔尼那里）：“你们内心认为这两人，谁会成为真正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将他的不满隐藏了起来，他甚至将对赫鲁晓夫阿谀奉承的话写在了他办公室的日历上（例如，“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见面，一次愉快而高兴的会面”），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窥探到他内心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情绪。[28]
1964年7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赫鲁晓夫不断下滑的命运带到了一个新的低点。他在此次全体会议上的表现令人感到十分羞愧，所以他和他的继承者都没有将此次会议的情况公之于世，在苏联人口头叙述的历史中，“这次全体会议从来就没有召开过”。他要求将农业研究院从莫斯科下放到农村去。他呼吁取消科学研究院，而苏联科学院辉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莫斯科党委书记尼古拉·叶高里契夫当时就坐在科学院院长米哈伊尔·凯尔迪什（Keldysh）旁边。“我辞职，我辞职，我不干了。”凯尔迪什痛苦地嘟囔说。在全体会议结束后不久去巴黎访问时，叶高里契夫问苏斯洛夫，是否领导层已经就这一问题作出了决定。“你什么意思，叶高里契夫同志？”一向表现刻板的苏斯洛夫回答说：“你什么意思？当然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如果说科学院是赫鲁晓夫诅咒的对象，那李森科就是攻击的主要目标。确信李森科参与了“一些坏事”，而且他的科学研究也并非名副其实，所以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就一直对他持反对态度。但是李森科还是借助他与另一位学者，尼古拉·蒂西金（Tsytsin）之间的竞争——两人都声称自己研究的小麦品种可以提高产量——设法重新赢得了赫鲁晓夫的好感。两人之间的竞争发生在赫鲁晓夫别墅附近的集体农庄里，赫鲁晓夫平常会沿着莫斯科河划船，爬上岸边视察当地庄稼的长势情况。开始是蒂西金占了上风，但是最后李森科研制的小麦品种证明更大更好。
作为一种科学“试验”，这本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因为并没有作出控制何种庄稼种植的规定），结果也没有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但是李森科的研究成果所带来的前景却符合赫鲁晓夫创造农业奇迹的想法。1963年4月，在赫鲁晓夫亲自干涉、修正了评审委员会的负面投票后，两位李森科小麦品种的研究人员获得了大家垂涎的列宁勋章。6月，他试图把三位李森科的研究人员选举进科学院里。在传奇式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Sakhaurov）、伊格尔·塔姆（Igor Tamm）以及其他人指出李森科主义是伪科学，并指责其中一名提名人曾谴责过伟大的基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Vavilov）后，瓦维洛夫被逮捕并死于古格拉集中营，此次提名没有获得通过。
这就是赫鲁晓夫在7月全体会议上发火的背景。这也促使拉达·阿朱别依（一位受培训中的生物学者，而且是莫斯科大学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和谢尔盖·赫鲁晓夫试图在一天晚上与他们的父亲讨论关于李森科的事情。他们当时正坐在赫鲁晓夫别墅俯瞰莫斯科河的阳台上，赫鲁晓夫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地嘟囔“反科学的魏斯曼与摩尔根派理想主义者”对李森科的不公正对待。[29]赫鲁晓夫谴责那些只对果蝇做实验的生物学家，而李森科是那种在工作中能与奶牛呆在一起的研究人员。拉达没有退让，而是为果蝇研究进行了辩护。她和谢尔盖批驳了李森科荒谬的论点，李森科认为没有一个人真正看见过基因是什么样。所有人也都没有见过原子，但是这没有妨碍苏联研制出原子弹。谢尔盖描述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之间的谈话真的让父亲非常生气。他从来没有对家人大喊大叫，也从来没有骂过人或是提高过嗓门。……但是这一次他发火了，大声地重复着他抱定的观点，认为不道德的人是在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我们，而我们对这一情况一无所知，但却在附和他们。最后，他完全失去了控制，宣布他不会容忍在自己的家里出现不同的思想，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看法，那最好不要再进他的门。”根据当时在场的谢尔哥·米高扬的说法，赫鲁晓夫跺着脚，拳头敲击着桌子，对他女儿喊道：“闭嘴！”
处于垂死状态的独裁者的首要原则之一就是不让他的对手们在首都得势。然而，赫鲁晓夫却不是呆在莫斯科，他不是去苏联各地视察，就是去国外访问，1963年他大约有170天没有呆在莫斯科，在1964年的头九个半月里，他在外面的时间为150天左右。1964年7月中旬，他在华沙参加波兰人民共和国的20周年庆典。8月，他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苏联的农业区进行视察，从萨拉托夫省到中亚地区。在莫斯科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他从8月27日至9月4日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讲话稿撰写人布尔拉特斯基看来，他陪同赫鲁晓夫去了捷克斯洛伐克，赫鲁晓夫看起来“很高兴、满意，甚至是精神振奋”。安德烈·谢甫琴科对他的主子更为了解。8月的一天晚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他们省视察工作，莫斯科方面打来电话报告说，塞浦路斯已经爆发了冲突，并就他们准备发表的声明征求赫鲁晓夫的意见。第二天，赫鲁晓夫在临睡前召见了谢甫琴科。“我累了，特别累，我要睡觉了。即使爆发战争，也不要叫醒我。”[30]
过去，对处女地的视察好像都能让赫鲁晓夫恢复活力。根据党的官员菲奥多·摩冈（Fyodor Morgun）的说法，此次他却“很生气，没有了往常的玩笑话，他也尽量避免发表讲话。他好像对什么事都感到很担心似的”。在此次视察中，赫鲁晓夫第一次对谢甫琴科发了火。当年夏天，谢甫琴科还亲眼见到过赫鲁晓夫对他的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发火。[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