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仍然相信奇迹会出现，他在4月份的讲话中表达了这种思想，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尤索夫卡复苏其破败不堪的煤矿那样。人们所需要的就是正确的领导。在此次会议上，他对东德纪录片《俄罗斯奇迹》大加称颂。“银幕上，你们可以看到光着脚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甚至树皮作成的鞋子都是一种奢侈品。他们扛着步枪，腰里系一根绳子，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制服。但是我们工人阶级在前进……即将投入革命战斗。……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到了1962年11月，自由主义作家与艺术家仍在推动文化领域内的“解冻”。他们最为辉煌的成就就是当月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批准党组织分离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对该小说的出版表示了个人的支持。但是11月并没有开始出现持续的公开化倾向，反而成为倒退的开始。更多的“集中营文学”大量涌入出版社，但此时保守主义者开始发起了反击，他们一直在等待机会，让赫鲁晓夫反对他们在知识界的敌人，此时则是巧妙地利用了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心情不好的机会。
1962年11月26日，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一个名叫艾丽·贝柳廷（Eli Beliutin）的艺术教师在莫斯科展览馆举办的先锋派艺术展开幕了。尽管不对公众开放，但展览还是吸引了数百名特邀嘉宾，其中包括苏联文化官员与西方国家记者，还有数百人等在外面，希望能进去。三天后，在尤诺斯特（Yunost）饭店一个类似的展览还没有开幕就被推迟了。同样是在突然之间，贝柳廷的展览被移到了克里姆林宫对面巨大的马奈日（Manezh）展览厅，这里为纪念“莫斯科艺术30周年”的一个大型传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展已经开展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一些非正统的艺术家认为，他们的作品终于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同。画家伯里斯·朱托夫斯基和其他人通宵工作，将他们的画布和雕塑搬到了马奈日展览厅。雕塑家欧内斯特·内日韦斯特尼（Neizvestny）怀疑这会惹恼官方，因为即将隆重展出的作品从来没有得到党的认可，事实上，移到马奈日展览厅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艺术家协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罗夫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向赫鲁晓夫提供了据称是非正统艺术家们常常嘲弄他的话：“宝座上的傻子伊凡”、“玉米人”、“大嘴巴”。朱托夫斯基后来无意间听到谢罗夫私下里对一位同事说：“我们设计得多巧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13]
不管他们对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反正他们说服了赫鲁晓夫视察马奈日展览。就在赫鲁晓夫带着一大批随从到来前，展览厅官员让令人厌恶的艺术家们列队欢迎，让那些一眼就能看出是犹太人的艺术家站在前排。当赫鲁晓夫进入展览大厅，看到墙上的油画时，他脸上的表情经历了丰富而复杂的变化，从疲惫到犹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是感觉不快、生气，最后变成了愤怒。艺术家们对赫鲁晓夫鼓掌表示欢迎，但是他脱口而出的却是：“狗屎！……就是驴用尾巴扫出来的也比这些要强得多。”他对着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喊道：“你长得不错，怎么能画出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扒掉你的裤子，把你扔进荨麻堆里，你就会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你应该感到羞愧。你是个同性恋患者（pideras）还是个正常人？你想出国吗？那就去好了；我们会把你带到国境以外。……我们有权利将你送出去，去砍伐树木，直到你偿还完国家在你身上已经花费的金钱。人民和政府在你身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而你却用这种糟粕来回报社会。”[14]
赫鲁晓夫质问道：“这里谁负责？”贝柳廷被推到了前面，还有内日韦斯特尼，在成为雕塑家之前，脾气暴躁、声音沙哑的内日韦斯特尼是一位空降兵。内日韦斯特尼肯定也是一个同性恋患者，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请求了文化部部长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原谅后，身材魁梧的内日韦斯特尼回击道：“现在你给我一个女孩，在这里我就让你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个同性恋患者。”
这甚至让赫鲁晓夫也大吃一惊，至少是有一会儿。接着内日韦斯特尼提醒他说他的助手们正在利用他对艺术的无知。“当我是个矿工的时候，他们说我不懂，”赫鲁晓夫回击道：“当我成为军队的政治军官时，他们说我不懂。当我这样那样的时候，他们也说我不懂。好，现在我是苏联党的领导人和国家总理，你的意思是说我还不懂？那么，你究竟是在为谁工作？”
对于子孙后代而言（但不能说是对赫鲁晓夫的声誉），幸运的是，马奈日展览的目击者记录了赫鲁晓夫对展品的进一步评价：“几天前，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告诉我说，他女儿结婚时，有人送给她一幅画，说是画上的东西是柠檬。画面上只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黄色线条，恕我直言，看上去就像小孩在妈妈不在时在画布上拉的屎，然后再用手在上面随意涂抹的一样。”
“我不喜欢爵士乐。每当我听到爵士乐时，我的肚子里就好像来回串气似的。……或者就拿那些现在很流行的新舞蹈来说吧，其中有一些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如果不嫌我说话难听的话，你们就是在摆动生理上的某些部位。这不成体统。就像科加安（Kogan）曾经对我说的那样：‘我已经结婚20年了，从来也不知道这种动作就叫狐步舞。’……”
“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画，也可以卖，但我们不需要。难道我们应该带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入共产主义吗？”
“谁画的这幅画？我想和他谈谈。像这种画有什么好的？难道是用它盖尿壶吗？”
“荷兰大师们的画就不同。即使用放大镜来看他们的画，你还是得表示羡慕。但是，恕我直言，你们的画只会让人拉不出屎来。”
赫鲁晓夫在马奈日展览厅发表了长篇激烈的讲话后，几位斯大林主义者被重新提拔到文化领域的重要位置上，同时保守分子要求将所有的艺术家都归入一个单独的协会，这样便于当局进行管理。但是自由主义者进行了反击，17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两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作家伊尔亚·艾伦伯格、科尔奈·楚科夫斯基与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以及电影导演米哈伊尔·罗姆）请求赫鲁晓夫“不要让这种具象派的艺术再回到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精神格格不入的老方法中去”。
12月17日，400位客人来到了离赫鲁晓夫住处不远的位于列宁山的招待所里。自由派作家与艺术家们希望赫鲁晓夫能恢复到他原来较为慈善的样子，他们在通道走廊里看到的一切更增强了他们的希望。在社会现实主义油画旁边就是那种在马奈日遭到了谴责的抽象派油画。大厅里摆放着类似的雕塑，其中包括内日韦斯特尼的作品。大厅里的桌子上摆满了大量的食品与饮料，身穿燕尾服的招待员在一旁伺候着。
赫鲁晓夫的确是想将事情平息下来。12月15日，他指示切尔诺茨安为此次会见准备两份讲话稿。一份由伊利契夫发表，“用我们的激烈言词回击他们的恶语”，另一份由赫鲁晓夫发表，旨在宽慰这些客人们，将事情平息下去。赫鲁晓夫12月17日向索尔仁尼琴（他参加此次会见并非情愿，穿着破旧的衣服，鞋上打了好几个补丁，头发乱蓬蓬的）敬酒，并声称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出版个人表示支持，这些都证明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同样表现出赫鲁晓夫友善态度的还有，在宴会与讲话的中间，他排队等候上厕所，这让他前后的人感到很为难，不知道是让总理先去好，还是应该按照先来先解决问题好（大家不停地说：“您去，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去。”赫鲁晓夫则说：“当然不行，你们不用等我，我可以站在这儿等着”）。
然后，赫鲁晓夫饭后发表的讲话结果证明并不是抚慰性的，如果我们可以将他嘴里冒出来的那些东西称为“讲话”的话。他讲了两个小时左右，后来还不时打断其他人的发言，最后他又抓起了麦克风。内日韦斯特尼回忆说，他被安排坐在靠近主桌的显著位子上，整个主席团成员都被安排坐在主桌上，他的面前有一份赫鲁晓夫的讲话稿。但是赫鲁晓夫将讲话稿推到了一边，开始即席发言，他的发言不仅让在场的听众感到震惊，而且一些主席团成员的脸上也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赫鲁晓夫进入大厅时，内日韦斯特尼显然还是他友好表示的接受者，但是现在却成了他攻击的主要目标。“那是一匹马，还是一头奶牛？”赫鲁晓夫指着内日韦斯特尼的一个雕塑作品说：“不管它是什么，都是对这种高尚动物的丑陋嘲讽。”接下来，“如果那也能算是一位女人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同性恋患者。对同性恋患者的处罚是判处十年监禁。”
根据米哈伊尔·罗姆的说法，他当时就坐在其旁边，看得很清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实际上是想表现得抢眼一些：“对他而言，这显然十分的困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谈论艺术时的痛苦，其实他自始至终都显得对艺术一无所知。他在那里试图解释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人民能理解的，什么不是，什么是实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什么对共产主义根本无所帮助。”
由于对发表审美与政治相结合的评论感到很吃力，赫鲁晓夫再次拿厕所来打比方。在他演讲结束时的长篇大论中，他的这种评论在艺术史中是罕逢敌手的，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内日韦斯特尼的艺术属于：“你的艺术是这样的：就好像一个人爬进了厕所里，滑到了茅坑里，从那里，从茅坑的下面，抬头看上面，看蹲在厕所上的人，从下面看上面的人的身体的那个部位。这就是你的艺术。……那就是你所处的位置，内日韦斯特尼同志，你就蹲在茅坑的下面。”
赫鲁晓夫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你们认为我粗俗，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究竟有多粗俗。你们认为你们比我聪明，那我就让你们感觉不舒服。用这种荒谬的方法，赫鲁晓夫的确将他的缺陷发挥到了极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种亵渎倾向其实与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出身是很相符的（就像你在俄罗斯大街上碰到的所有人都能证明的那样），不过，共产党，或者至少其中更具文化的成员，现在都极力回避这样的恶习。赫鲁晓夫本人对文化也有着强烈的渴求，因此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缺乏修养肯定是让人十分尴尬的。就在斥责内日韦斯特尼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证明了他本人为什么也十分需要类似的抨击。尽管他感到愤怒而且蔑视，但在他心灵的深处还是有事实的一席之地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他这种让人震惊的整个表现实际上是在鞭挞他人的伪装下进行的自我鞭挞，用的是沉溺于乡野粗俗的方式，而这正是他一直以来努力想超脱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宴会厅的受害者当中，至少有一人，画家朱托夫斯基，在感到震惊沮丧的同时，又替赫鲁晓夫感到可怜。
赫鲁晓夫所说的实际上代表着他自己的部分性格，他一生中的那些行为方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来自尤索夫卡煤矿的一位写作诗歌的朋友也证实了这一点，类似的问题还有他现在或者曾经是否是一个反犹分子。他详细地谈论了关于斯大林的事情，不时地停下来驳斥这样的指责，不过这种指责是当时在场的自由知识分子从来也不敢提出的：“我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他们内心的想法：‘你，赫鲁晓夫，就是头一号的斯大林主义者。’”甚至赫鲁晓夫小时候读过的那个短篇小说中不幸的囚犯，平亚，又在心里重新显现了出来，在带领大家越狱时甘愿冒被迎头击毙的危险。“‘我是头儿，所以我得先冲出去。’这就是平亚所说的，同志们。我就是他，我就是平亚！”赫鲁晓夫引用这个故事暗示着平亚/尼基塔试图摆脱的警察就包括他现在正在严厉斥责的知识分子。
赫鲁晓夫的集体迫害也遇到了一些抵抗。当他抱怨说“只有坟墓才能治愈这些驼背”时，诗人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回击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能纠正错误的不是坟墓，而是生活。”此外，此次见面后消极的反抗仍在持续。当伊利契夫召集140名作家和艺术家到中央委员会时，一些人找借口没有出席。米哈伊尔·罗姆假称有病，后来他写了一封信重申了他的观点，他的观点从一开始就被说成是异端邪说。
抵制的结果是1963年3月7日召开了又一次超现实主义的会议。这一次会议的场所是在克里姆林宫巨大的带有雪白的柱子与高高的蓝色圆顶的谢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在出席会议的将近600人中，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克格勃特工，加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意识形态与宣传部门的专家，超过了艺术家和作家的人数。这一次没有宴会，与会代表成排坐着，在他们的面前搭起了一个高高的平台，主席团成员就坐在平台上面。主席团前面是一个讲台，发言者就站在这里向大家发表演讲。令人尴尬的是，他们的后背正对着苏联这块土地上最具权威的一帮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