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景让赫鲁晓夫想到他14岁时在尤索夫卡参观的一个集市。只要花上50个戈比，他就能看到大象，甚至还可以拉一下大象的尾巴。现在，他就是那头大象，那位妇女肯定会想：“他长得什么样子？他是否懂得如何参加上流社交的宴会？是否能按照正确的姿势使用刀叉？或者他是否会干脆从盘子里舔东西吃？”
当诺里斯·波尔森市长在致“欢迎辞”时提及赫鲁晓夫那篇“我们将埋葬你们”的著名讲话时，他已经难以按捺心中的怒火了。这位市长提醒说：“你们不会埋葬我们，赫鲁晓夫先生，所以不要做无谓的努力。如果受到挑战，我们会战斗到底的。”
“我十分气愤，”赫鲁晓夫记得：“我不可能装着没有听懂其真正意思的样子，因此我决定当场给他一个回击。”[24]他开始说道：“你们知道，我是带着善意来到这里的，但是你们中的有些人总是希望把严肃的事情最后搞成一个笑话。”也许有些人会将他和他的代表团看成是“来乞求和平的穷亲戚”。也许他们邀请他来就是为了“给他一个‘见见世面’的机会，让他看到美国的强大与实力，好使他的膝盖发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随时随地做好了回国的准备。他们的飞机用差不多10个小时就可以回国了。
当赫鲁晓夫慷慨陈词时，餐厅里陷入可怕的沉寂之中。他的威胁显得太过分了。在回到饭店巨大的总统套房里，赫鲁晓夫脱掉外衣后，将他的家人和助手都召集到一起，严厉痛斥他刚才所受到的对待。“他没有吝惜他的过火言辞。”他儿子回忆说：“他的声音不时高得就跟咆哮似的，他好像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最后，他站起来，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指示葛罗米柯“把我刚才所说的话全部告诉洛奇”。
此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洛奇正在起草每日一次的电报稿，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当天的情况，突然葛罗米柯闯了进来，他看上去头发凌乱，身上穿着长长的睡衣，尽管汗已经从脚后跟处流了出来。这位办事慎重的外交部长显然没有原封不动地转达主子的意思。
事后，赫鲁晓夫将他的情绪发泄说成是一种游戏：“我完全能克制住自己：我发火时说的那些话只是让那些陪同我们的美国人听的。我敢肯定在我们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装置，洛奇先生和翻译就坐在扬声器跟前，收听我们所有的谈话。”
谢尔盖·赫鲁晓夫认为，那看上去是“很情绪化的人的发泄”实际上是一种“冷静的预谋”。不过，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葛罗米柯的夫人在她丈夫走向洛奇的房间时还会跳起来恳求他说：“安德流沙，对他客气一点”，并急忙去寻找能帮助赫鲁晓夫镇静下来的人？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也会感到“害怕”？
赫鲁晓夫肯定是有所考虑的，但是他气愤至极也是千真万确的，不仅因为美国人对他的不够尊重，而且也因为他们羞辱的对象是他本人。毕竟，这些美国人不停地当面指责的是他那构想拙劣的“我们将埋葬你们”的讲话。阿朱别依后来证实说，他们所做的就是“揪住他的错误不放——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在洛杉矶发生的一切”。
赫鲁晓夫的发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不是在第二天的洛杉矶火车站，因为洛杉矶市政府没有人前来为他送行，而是在前往旧金山的火车途中，这段行程简直不能再好了。“我们已经决定像总统候选人那样来安排你的这一行程。”洛奇告诉赫鲁晓夫说。当火车驶入圣巴巴拉与圣路易斯-奥比斯波时，这位“总统候选人”亲吻小孩，向女士鞠躬，将锤子与镰刀的徽章别在男士胸前，在大批的欢迎人群面前笑逐颜开。“美国的普通人民喜欢我，”他告诉洛奇说：“不喜欢我的就是艾森豪威尔身边的那些杂种。”当火车通过范登堡空军基地，可以清楚地看到战略空军司令部第一导弹师的“阿特拉斯”时，要在以往，这种具有挑衅性的景象又可能会激起赫鲁晓夫的怒火，但此次他高兴地拒绝观看，并“私下里”告诉记者们说，“我们拥有的这样的基地比你们还要多，而且装备也更加先进”。
当火车抵达金门时，洛杉矶市长波尔森已经成为赫鲁晓夫心中模糊而令人作呕的记忆。“他总是想放屁，结果却将屎拉在了裤裆里。”当他们在海湾乘船游览时，赫鲁晓夫对美国总统的特别代表洛奇说。
旧金山市长乔治·克里斯托弗的热情与波尔森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5]他行程的其他活动安排，包括参观圣何塞的IBM工厂以及与市民共同进餐，进行得非常顺利，尽管IBM的总裁托马斯·沃森在得到华盛顿方面的指示后努力不想以微笑附和赫鲁晓夫所开的玩笑。赫鲁晓夫的心情相当放松，他的好奇心也显现了出来——并不是对IBM的电脑感到惊奇，他吹嘘说苏联有很多电脑，而是对工厂里自助餐厅里光洁如新的“福米卡”塑料布桌面感到好奇，当时在苏联的餐厅里往往需要许多女服务员为工人们服务，桌面上还总是脏兮兮的。“我们也可以在桌子上铺上塑料台布，每次用餐后只要用毛巾将桌子揩干净就行了。”他说。[26]
在旧金山唯一进展不畅的就是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沃尔特·鲁瑟以及其他商会领导人的会谈。当赫鲁晓夫指责美国剥削其他国家时，他被告知他自己就在剥削东德的工人。“你有资格为全世界所有的工人说话吗？”鲁瑟问道。“你有资格探听东德的事情吗？”赫鲁晓夫回击道。
由于会谈的双方不时愤怒地打断对方，他们之间的会谈从一个议题转到另一个议题。“你怎么能如此大言不惭地声称可以代表工人们？”赫鲁晓夫对码头装卸工人协会主席约瑟夫·卡伦咆哮道：“你还想继续谈下去吗？这是不是都快变成自由市场了？”
“你害怕我提出的问题吗？”鲁瑟质问道。
“我不怕鬼，而你是个人。”赫鲁晓夫虚张声势地回答说。
很多年后，鲁瑟仍然让赫鲁晓夫怀恨在心。“他是个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人。”他写道。他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多拿几个钱”，而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胜利”。美国酿造业工会的头目也参加了旧金山会谈，那个“老笨蛋”左右手腕上都戴着金表，“只是坐在那里喝啤酒吃东西，凡是他能够得着的东西都被他一扫而光”，他“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我认为他的狂妄与他的年岁是毫不相干的。他也像年轻人一样是一颗被人摆弄的棋子”。
此次唇枪舌剑甚至胜过了在洛杉矶时的交锋。不过，与商会对手的斗争对赫鲁晓夫来说只是一种儿戏。这种会谈是私下的（虽然美国人后来发表了会谈记录），这让赫鲁晓夫可以不用担心公众的反应而发泄郁积的情绪。这次会谈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与高高在上的资本家的傲慢比起来，美国商会领导人的“背叛”更容易让赫鲁晓夫承受，他并没有对此次会谈感到十分狼狈，这就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
结束旧金山的访问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前往艾奥瓦州参观罗斯维尔·加斯特的农场，在那里，这位招待赫鲁晓夫的主人最后生气地将玉米棒子扔向一群试图穿过庄稼地追赶赫鲁晓夫的记者们。苏联代表团从那里又去了匹兹堡，然后于9月24日回到了华盛顿进行戴维营会谈，戴维营会谈将决定此次访问能否取得外交上的成功。
两位领导人于9月25日（星期五）下午乘坐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因为感冒，艾森豪威尔感到有点“恶心”，而赫鲁晓夫由于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现在则享受着凯托克廷山上空清新的空气。在享用了烤牛肉与红烧麝香鳖的晚餐后，艾森豪威尔让赫鲁晓夫观看了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拍摄的关于北极的影片——并不比赫鲁晓夫让铁托观看苏联核爆炸的影片来得更加残酷，但也是一种很粗暴的做法。两人于午夜时分才休息。
第二天早上，赫鲁晓夫起得很早，穿着绣着花边的乌克兰衬衫与裤子，沿着森林里的小路与葛罗米柯一起跑步，讨论下一步的策略，这样可以防止被美国人的窃听装置偷听。在早上8点15分与艾森豪威尔在阿斯平饭店共进早餐时，赫鲁晓夫大谈他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几乎没有动他的鸡蛋、牛排、热面包与燕麦片。事后，他向约翰·艾森豪威尔抱怨说他的肾脏不好，还有其他的不适。
早上9点20分，两位领导人和他们的高级助手们坐下来讨论柏林与德国问题。赫鲁晓夫宣布柏林不是主要问题，美国也不需要正式承认东德的合法地位。他们要做的只是与西德签署一个和平协议，同时苏联可以与东西两个德国签署同样的协议。艾森豪威尔的反应好像也差不多：美国不会介意苏联是否与东德签署什么协议，只要“不会因此改变我们在柏林的地位”就行。但是赫鲁晓夫称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所能保证的只是西柏林会作为一个“自由市”地位“保持其和平与繁荣”。与此同时，签署一个临时协议可以“减弱柏林问题所带来的严峻形势，这样对美国的声望也不会有什么损害”。
赫鲁晓夫的提议让艾森豪威尔想起了莫斯科正在进行的改革。赫鲁晓夫悄悄地但并非出于无意地列举了苏联政府在“斯大林干的很多事情”上的不同看法、驱逐了莫洛托夫以及其他的保守派、对警察机构进行管束以及关闭了集中营等。由于这些努力，他是带着广泛的公众支持来到美国的，“以改善我们两国以及与你本人之间的关系”。在诸如裁军这样的关键问题上的谈判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冻结”状态。美国对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态度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苏联政府设定解决柏林问题的时间表就是为了打破这些障碍。
在赫鲁晓夫看来，这就是事情的真实情况。从他本人的声望出发，这是一种强烈的呼吁。艾森豪威尔对此的反应是提议休会半小时。赫鲁晓夫邀请美国总统出去散散步，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了拒绝。今天“外面天气并不怎么好”，他说。此外，他还需要让医生检查一下。
过了一会儿，在阳台角落的桥牌桌上，艾森豪威尔写就了一张小纸条，建议设立“永久协商机制”（包括定期的外长会谈与首脑会晤），以解决不光是德国与柏林问题，而且也包括所有其他问题。举行这些会谈的前提条件是“任何时候都不能采取损害这一和平谈判机制运作的单边行动”。
赫鲁晓夫感到很失望。艾森豪威尔的提议意味着“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发生，除了外长们拿出他们写着陈词滥调的文件、重申他们原有的立场之外”，这样“问题的最终解决将会拖上10年、15年，甚至是永远也无法解决”。艾森豪威尔的要求是苏联不要签署德国和平协议。现在，轮到华盛顿发出“最后通牒”了。
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仍是很暴躁的。他确实需要在柏林问题上“有所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必须提供这种进展。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他接受美国必须从柏林撤军的最后期限，那他“就得辞职”，因为“美国人民是不会接受这一提议的”。
两人都没有提高嗓门，但脸色都很严肃。尼克松在午餐时试图缓解这种紧张气氛，他问赫鲁晓夫是否喜欢用步枪或是鸟枪打鸟与其他大的猎物。这位副总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赫鲁晓夫生气地说：大猎物显然要用步枪，而鸟枪是用来打鸟的。葛罗米柯对此也是一窍不通，赫鲁晓夫曾指责葛罗米柯在他们打猎时“购买”野鸭，装出是他猎获的。当葛罗米柯反对说他夫人看到过他打下野鸭时，赫鲁晓夫声称对葛罗米柯夫人也不相信。
艾森豪威尔试图转移会谈的话题。在抱怨休假时电话老是响起后，他问赫鲁晓夫是否也有同感。对此，赫鲁晓夫“几乎暴怒起来，声称当他游泳时，也会在沙滩上安上电话，而且他还可以向我们保证，他们苏联用不了多久就能拥有比我们更多更好的电话，到那时我们就会掐断我们的电话线，因为我们总是害怕比较”。
赫鲁晓夫好像就要情绪失控了。白宫科学顾问乔治·基斯蒂亚科斯基回忆说，艾森豪威尔“也十分生气，但他还是努力控制住了自己”。葛罗米柯和他的助手们好像“全都吓傻了”。
午餐后，美国总统休息了一会儿。当他于四点左右出来时，发现赫鲁晓夫正在外面的空地上踱步。总统邀请他到他的盖茨堡农场作简短的参观。当总统的直升机起飞时，“所有的人都很沮丧，”基斯蒂亚科斯基后来写道：“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次会谈的结果可能会是完全的失败，因此可能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不是关系改善。”
盖茨堡农场发挥了作用。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的住所（“富人的住处，但不是一个百万富翁的”）、他的牛（总统“当时当地”就将其中的一头牛送给赫鲁晓夫作为礼物）和他的孙子辈（赫鲁晓夫友好地邀请他们与其祖父一起访问苏联）大加赞赏。当两人于六点半回到戴维营享用鸡尾酒与晚餐时，赫鲁晓夫好像“放松多了”。
第二天早餐后，他的怒气又起来了。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向他保证说，莫斯科有意进口的物资（包括制鞋设备）好像并非战略物资，因此随时可以起运。赫鲁晓夫对此回击说，他来美国并不是“学习如何做鞋或是香肠的”。苏联人对如何做这些东西很了解，“也许比美国人还要好”。如果狄龙对此有任何怀疑，那他可以看一下赫鲁晓夫脚上的鞋，自己鉴别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