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与抽象
迄今为止我笼统地谈到了围绕整个线路所发生的变化，而未特别说明哪种变化。在如此简短的讨论中，我将说明线路左右两侧标明的两种相关的形式变化。整个线路涉及公共与私下之间的运动，也涉及比较抽象和比较具体的形式之间的运动。这两极紧密相关：私下形式比较具体，范围比较特殊，公共形式比较抽象，但包括比较普遍的范围。如果我们再来看米特罗的例子，并由此追溯不同的文化研究传统，这种情况就更加清楚了。
作为设计者的想法和经营者的“概念”，米特罗是私下的，它甚至可以是秘密构思的，只有几个有关人士知道此事。在此阶段，的确很难把它从它被讨论的社会场合分离出来：董事会会议，酒吧闲谈，星期六高尔夫球赛？但是，当这些想法一拿到“桌面上”，便呈现出比较客观和公共的形式。当实施这个“概念”的决策一经作出，便出现财经问题，于是再度成为“公共”形式。最后，这个米特罗想法与此后不久的米特罗汽车便完全“曝光”了。它赢得了比较普遍的关注，事实上，也围绕它搜集了一些相当重要的观点。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问题，或是这类问题的象征。它也成为一件实际产品和一系列文本。它明显地被制成“具体的”东西：你不仅可以踢它，你也可以驾驶它。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个米特罗又是相当抽象的。它停在展厅里，周围环绕着极富英国性的文本，一件闪光而意气风发的尤物。然而，谁能从这次展览看出这是谁的构思，它如何制造，谁为它吃尽了苦头，而对于拖着两个孩子刚刚走进展厅的面带愁容的妇女它究竟能派上什么用场呢？概括地说，在成为公共形式的过程中有三件事情发生：第一，汽车(与其文本)显然是公共的了：它赢得了即便不是普遍的但也是一般的关注。关于它的信息也得到了概括化，无拘无束地越过了社会表层。第二，在意义层面上，公共涉及抽象。汽车与其信息现在被视为与构成它的社会条件相对孤立的东西。第三，它要经过许多不同规模的公共评价过程(重大的公共问题)：作为与其他型号竞争的技术-社会工具、民族象征和阶级战争中的赌注。它成了就意义而进行的殊死斗争的场所。在这个过程中，它被迫“说话”，以评价的口吻为“我们所有(英国)人说话”。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消费或阅读的时刻，在面对眼前这位妇女和她的(对汽车有固定看法的)两个孩子时，我们不得不退回到私下场合，特殊和具体的场合，不管为他们的阅读而展示的原材料会是多么公共。
我想要说明的是，这些过程都是现代社会状况下文化线路内固有的，它们是由权力关系生产的，并生产权力关系。但对此最恰当的证据则在于文化研究诸种形式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差异。
文化形式——研究形式
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分歧贯穿文化研究的始终。一方面，是坚持把各种“文化”作为整体、在其具体场合、按其物质语境进行研究的人。他们不相信抽象和“理论”，他们的实践理论实际上是“文化主义的”。他们往往沉迷于威廉斯或E.P.汤普森的那些系统阐述，认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或整个斗争方式。从方法上看，他们强调复杂具体描述的重要性，尤其要捕捉文化形式与物质生活的统一性或同构性。因此，他们倾向于对文化或文化运动进行社会-历史的再创造，或进行民族志的文化描写，或从事再造社会局部“经验”的那种写作(如自传、口头故事或现实主义小说)。
另一方面，是强调主体形式和指意工具的相对独立性或实际自治性的人。这里的实践理论往往是结构主义的，但却是推崇关于环境和主体的话语建构的。他们喜欢用的方法是抽象地对待这些形式，有时极具形式主义特色，揭开语言、叙事或其他符号系统生产意义的机制。如果第一套方法通常植根于社会学、人类学或社会-历史，那么，第二套方法则大多派生于文学批评，尤其是文学现代主义和语言学形式主义传统。
在我看来，这种分化终究要成为文化研究发展的障碍。但重要的是首先要注意到这种分化的逻辑与我们这里概述的整个文化过程的关系。如果把我们所说文化的公共形式与私下形式详细加以比较，那么，这种关系就变得更加清楚了。
私下形式大可不必是通常所说的个人或个别意义上的私下，尽管可能二者兼而有之。私下形式也可能是共有的，是公共形式所不具备的群体和社会形式。其作为私下形式的标志恰恰是它们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它们相关于特殊的生活经验和历史地构成的特殊社会范畴的需要。它们并不假装为其他社会群体成员解释这个世界。它们是有限的、局部的、适中的。它们并不企望普遍性。它们也深嵌于日常社会的交往之中。在日常生活进程中，妇女们购物、会面、谈论她们的杂务、家庭和邻居。闲谈是一种私下形式，与我们社会中妇女所处的场合和关系密切相关。当然，抽象地描述闲谈的话语形式是可能的，如强调言语的相互性，但这确实似乎是对材料施以一组特殊的暴力，将其与这些话语文本于中产生的直接和可见的语境割裂开来。
一个更加惊人的例子是工作场所的工人阶级文化。如保罗·威利斯所表明的，这里，身体的劳动行为与工作场所的恶作剧和常识紧密相关。文化的整个话语模式就是拒绝体力实践与脑力理论之间的分离，而这种分离正是公共形式尤其是学术知识形式的特点。在这两种情况下——闲谈和工作场所文化——文化生产中都不存在明显的劳动分工。也不需要极其复杂的技术生产工具，尽管言语形式和人体的象征性应用已是足够复杂的了。文化形式的消费者在形式或常规上与其生产者也没有什么区别，更没有相当大的时空距离。
我认为，特殊的探究和再现形式已经发展起来以处理私下形式的这些特征。研究者、作家和报告人已经按照当下最明显的文化特征调整了他们的方法。他们试图把主观的和比较客观的时刻聚拢在一起，往往不是为了在理论上区别它们，而是在实践上完全忽视这种区别。把社会历史学家、民族志研究者和对“工人阶级写作”感兴趣之人的实际程序联合在一起的，正是对“经验”的这种强调(这个术语恰好捕捉到这种合并或同一性)。
与面对面遭遇的厚厚地叠在一起的卫生纸相比，“空气中传播”的电视节目似乎是非常抽象的、甚至像****一样的产品。一个理由是，它是比(同样建构的)日常生活叙事要简明得多的(至多是)对“真实生活”的再现。它采取一种分离的、抽象的或客观的形式，以节目／文本的形态出现。它来自一个特殊固定的地点，放在起居室角落里的形状和大小都已标准化了的盒子。当然，我们从社会、文化和群体的角度来理解它，但它仍然拥有这种分离的时刻，比私下言语的文本要明显得多。这种分离的存在当然与生产与分配中复杂的劳动分工有关，也与生产时刻与消费时刻之间的物质和时间距离有关，这是一般的公共认识形式的特点。事实上，这种公共传媒允许对时空的超凡控制，如旧电影在电视上的复兴。
我认为，实际公共交流形式中这种明显的抽象已经成为通过象征形式自身建构现实的一整套方法的基础——以语言为其第一个模式，但关键时刻是语言在文本中的具体化。进行与此假设相关的一种历史探究将是引人入胜的，这将揭示交际形式的实际抽象与文化理论家的精神抽象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两个过程并不能轻易地携手并进，也不能发生共时的变化。但是，我确信，文本的概念——作为我们可以孤立出来、固定、阐述和详细研究的东西——取决于文化产品的广泛流通，这些文化产品已经脱离了它们的直接生产条件，在被消费之前还有一个被悬置的时刻。
公共化与权力
文化的公共和私下形式并不是相互隔绝的。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流通。文化生产往往涉及公共化(publication)，即私下形式的公开。另一方面，公共文本也在私下里消费或阅读。比如，像《杰克》(Jackie )这种女孩子杂志选择和刊登一些代表女性私下文化因素的东西，充斥着年轻女孩子们的生活。这种杂志在刊登这些因素的同时就将其交给大众评价了——如人们会作出“女孩读物”、“愚蠢”或“不足挂齿”之类的评价。它也在特定读者范围内把这些因素传播开来，创造了自己的公共场所。然后，这份杂志便成为数千名女孩-读者的原材料，她们将重新占用源自其亲身经历的文化和主体性形式的这些因素。
重要的是不要假定这种公共化，仅仅是或始终是以支配的或降尊纡贵的方式进行。我们需要仔细分析公共再现在哪里又是如何把社会群体封闭在现存的依赖关系之中的，在哪里又是如何体现它们的解放倾向的。若缺少这些细节的话，我们仍然要坚持把权力作为分析的一个因素的重要性，并说明权力是怎样在公共-私下关系中发挥能动作用的。
当然，在对公共领域的接触上也有深刻的差异。许多社会关怀也许根本无需公开。这不是因为它们仍然是私下的，而是因为它们被积极地私有化了，被控制在私下的层面。在这方面，仅就正式的政治和国家行动而言，它们是看不见的，没有公共的补救。这不仅意味着它们必须被承担，而且意味着在含蓄或群体的意义层面上存在着一种视其为邪恶的意识。在这个团体内，对这种痛苦的认识也许是深刻的，但并未深刻到期待解脱或发现这种痛苦怪异的程度。
这种私下关怀往往公开出现，但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因此在一些特殊方面受到改造和限制。比如，闲谈的关怀以广泛多样的形式公开出现，而通常以“消遣”为伪装。它们常常出现在肥皂剧中，或由于与王族、明星或政治家的私生活相关而“体面”起来。同样，工作场所文化的各种因素也可以作为喜剧或各种行为被搬上舞台，依据符码或样式进行的这种建构也许像一些理论家所认为的，不能完全损坏作为一种社会选择之基础的这些因素，但的确能把这些因素包括在占支配地位的意义的公共定义之中。
公共再现也可以根据较公共的惩罚或指责运作。在这些形式中，私下文化的各种因素被剥夺了原真性或理性，被建构成危险的、离经叛道的和古怪的了。同样，从属社会团体的经验也被展示为病态的，不是干预整个社会组织的问题，而是干预受难团体本身的态度或行为问题。这是具有复仇意味的再现：不是作为要求昭雪的主体，而是作为外来干预的客体的再现。
如果篇幅允许，应该比较一下这些过程跨越阶级、性别、种族和年龄依附等主要社会关系的不同方式。一个更普遍的机制是在公共领域建构公共／私下分化自身的定义。当然，这些听起来都是相当中立的定义：“大家”都一致认为最重要的公共问题是经济、国防、法律和秩序，也许还有福利问题。而其他问题——如家庭生活、性——基本上都是私下的。其难点在于：意义的占支配地位的定义都是社会上相当明确的，尤其与男性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兴趣”结构相对应。这部分由于这些定义开始从根本上向这些倾向发起挑战，在这些倾向中某些女权主义、和平运动和绿党乃是最具颠覆性的现代发展。
我已经冒离题之险强调了这些权力因素，因为文化研究实践必须被置于这个语境之中。无论是把比较抽象的公共知识及其基本逻辑和定义还是把文化的私下领域作为主要研究客体，文化研究都必然深深卷入权力关系之中。它构成了它试图描述的那些线路的组成部分。与学术和专业知识一样，它可能维护公共／私下的关系，也可能批判这种关系。它可能参与对从属团体的主体性的监视，或努力比以往更充分地将这些主体性再现出来。它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答案的一部分。当我们转向特殊的文化研究形式时，我们之所以不仅需要提出关于客体、理论和方法的问题，而且要提出围绕这个线路的不同视点的政治界限和潜力的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