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
E.P.汤普森
本书的题目有些笨拙，但还是达到了它的目的。之所以用“形成”这个词，是因为它研究的是一个能动的过程，这个能动过程缘起于能动作用就如同缘起于条件作用一样。工人阶级不像太阳那样在固定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形成的时候。
由于诸多原因，本书目的之一就是考察阶级(class)，而不是许多阶级(classes)。二者间当然有区别。“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es)是一个描述性术语，既难以捉摸又具有明确的意义。它将一大堆分离的现象松散地联系在一起。此处的裁缝，彼处的织工，他们一起构成了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es)。
我理解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将许多根本不同的、看似不相关联的事件统一起来，既包括在经验的原材料中又在意识中的事件。我强调它是一种历史现象。我不把阶级看作一个“结构”，甚至不把它看作一个“范畴”，而是将它看作人类关系中实际发生的某种事物(而且能够表明是已经发生过的事物)。
不啻如此，阶级观念引发出历史关系的观念。同其他关系一样，它流动不定，如果我们将它固定在特定的时刻剖析它的结构，它便规避分析。即便最严密的社会学网络也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纯正的阶级标本，如同它不能提供一种尊崇或爱的标本一样。关系一定总是体现在真实的人们和真实的语境当中。此外，我们不可能有两个独特的阶级，每一个都有独立的存在，然后再使其彼此关联以形成关系。我们不可能没有爱人而产生爱，也不可能没有乡绅和劳动者而产生尊崇。一些人由于具有共同(继承的或共有的)经验的缘故，感觉和系统表达了他们之间利益的同一性，而反对利益不相同(通常相反)的人们，于是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验大多取决于人们诞生于其中——或不自愿进入的——生产关系。阶级意识就是从文化角度处理这些经验的方式；以传统、价值体系、思想和制度形式为其体现。如果经验看起来是被决定的，阶级意识则不然。我们能够在经历相似经验的相似职业群体的反应中看到一个逻辑，但我们不能断言任何规律。阶级意识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以相同方式出现，但绝不以仅有的相同方式。
今天，一个常在的诱惑假定阶级是一个事物。这不是马克思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阐述的意思，可是，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错误地引导了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它”，工人阶级，被假定具有一种真实的存在，几乎可以精确地加以界定——如此众多的人们都与生产手段处于某种关系之中。一旦如是假定，如果“它”能正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和真实利益，就有可能推断“它”应当具有(但实际很少具有)某种阶级意识。这种认识可以通过一种文化上层建筑在许多不充分的方面显示。这些文化“迟滞”和歪曲是很令人讨厌的，这样一来很容易从这种理论转移到某种替代理论：政党、派别或理论家揭示的并不是原本的、而是应当具有的阶级意识。
如果牢记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事物，我们就不会以这种方式思考。“它”的存在既不是为了拥有某种理想的利益或意识，也不是要像病人那样躺在带调节器的手术台上。我们也不能把问题本末倒置，就像一位权威(在阶级研究中过分关注方法论，以至于排斥对真实历史语境中唯一真实的阶级状况的审视)告诉我们的那样：
阶级是建立在与某些位置有关的合法权利的差异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建立在有关其权威期待的社会角色的结构基础上的……个体根据权威的观点，通过扮演相关的社会角色而成为一个阶级的成员……他属于一个阶级是因为他占据了社会组织中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阶级成员身份源于社会角色的位置。[1]
问题当然在于个体是如何充当这种“社会角色”的，以及(具有财产权利和权威结构的)特殊社会组织是如何存在的。这些是历史问题。如果我们将历史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点上，那就不会存在阶级，存在的只是具有无数经验的无数个体。但是，如果在足够长的社会变迁中观察这些人，我们就会观察到他们的关系、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制度的模式。阶级是由亲身经历过自身历史的人所定义的，并且，最终这是它唯一的定义。
即便我已经表现出对某些社会学家在方法上的先入之见缺乏足够的理解，我仍然希望本书被认为有助于理解阶级。因为我确信，除非把阶级看作一种社会和文化构形，我们才能理解阶级，这种构形产生于许多过程，只有当这些过程经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产生结果，才能对它们加以研究。从1780年到1832年这段时期，大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与他们的统治者和雇主的利益相悖。这个统治阶级自身是四分五裂的，事实上，只有在所经历的相同年月里，面对反叛的工人阶级，某些反抗得以化解(或逐渐变得无足轻重)，它才获得内聚力。这样一来，在1832年，工人阶级的存在就成了英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本书是这样安排的。在第一部分，我探讨了在18世纪一直存在的流行传统，这些传统影响了18世纪90年代极其重要的雅各宾骚乱。在第二部分，我从主观影响转移到客观影响——工业革命期间工人群体的经验在我看来尤为重要。我也试图评价新的工业工作纪律的特征，以及卫理公会对它的影响。在第三部分，我拣取了平民激进主义的话题，中经勒德主义一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期的英雄时代。最后，我将讨论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政治理论和阶级意识的一些方面。
这是一组相关主题的研究，而不是按照逻辑顺序进行的叙述。在选择这些主题的时候，我时常有意识地利用写作反对流行的正统观念的影响。首先有费边社的正统观念，它认为，除了少数有远见的组织者(著名的弗朗西斯·普拉斯)外，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都是被动的放任主义的牺牲品。其次有经验派的经济史学家的正统观念，这种观念把劳动人民看作一种劳动力，流动工人，或统计基数的资料。然后还有“天路历程”式的正统观念，根据这种观念，故事发生的时期被翻了个底朝天以寻找福利国家的先驱——倡导者，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发起人，或(较晚近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典范。这些正统观念中的每一种都有其合理性，都丰富了我们的认识。我与第一和第二种正统观念的争执在于，它们往往掩盖了劳动人民的能动性，掩盖了他们通过有意识的努力为历史的形成作出贡献的程度。我与第三种正统观念的争执在于，它根据后来的先入之见解读历史，而不是将历史作为实际发生的事情解读。只有成功者(就其志向预示了后来的演变而言的成功者)为人们所牢记。绝境、失败的事业和失败者本人却被遗忘。
我希图将贫穷的织袜工、反对机械化的佃农、“被淘汰的”手工操作织布机的织工、“乌托邦”工匠，甚至被欺骗的乔安娜·苏斯考特的追随者，从后人了不起的屈尊俯就的态度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和传统可能正在消亡。他们对新工业主义的敌视看上去已经时过境迁。他们的公有社会的理想可能是幻想。他们反叛的密谋可能很鲁莽。但是他们经历过剧烈的社会动荡，而我们却没有。就他们自身的经验而言，他们的志向是合理的；如果他们是历史的受害者，那么，在他们遭受谴责的自身生活中，他们仍然是受害者。
我们唯一的判断标准不应该根据后来的演变证明人行动的合理性。毕竟我们自身没有处于社会演变的终结时期。在工业革命时期人民的一些失败的事业中，我们发现了有关社会罪恶的一些深刻见解，这些罪恶是我们必须要祛除的。此外，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仍旧面临工业化问题和民主制度的形成问题，在许多方面与我们自身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经验相似。在英国已经失败的事业，很可能在亚洲或非洲获得胜利。
最后，是向苏格兰和威尔士读者致歉的说明。我忽视这些地方历史的原因不是出于沙文主义，而是出于尊重。阶级既是一种文化构形，同样也是一种经济构形，正因如此，在归纳英国以外的经验时，我一直很谨慎。(我探讨了爱尔兰人，但不是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而是英格兰的爱尔兰移民)苏格兰的记录，同我们自己的记录一样，非常具有戏剧性，同样遭到歪曲。苏格兰的雅各宾骚乱更激烈，更具有英雄色彩。但是，苏格兰的经历极为不同。卡尔文主义与公理会教义不是一回事，尽管在19世纪早期很难说哪一个更糟糕。我们在英格兰找不到与高地移民相似的农民。流行文化也很不相同。至少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还是有可能认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经验是独特的，因为工会和政治联系是短暂的和不成熟的。
(赵国新 译、罗钢 校)
注释
[1]R.达伦多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9)，第148-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