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幕背后的故事
2011年深冬的一个夜晚，我和朋友在北京东三环的一家餐厅吃饭时，接到了徐庆东导演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重案六组4》通过审查，明年春天就能在卫视播出了。听了徐导的话，我心里一直悬着的大石头也终于落地了，付出的心血终于得到认可，可以给喜爱和支持《重案六组》这么多年的观众一个交代，也让自己的一桩心事得以了结。
一百多集的制作，十二年的岁月，我与六组的故事真是太多了，前面的文字，谈了许多感动和温情，讲了许多趣闻和友人的帮助。接下来我想说说“那些年，六组带给我那些不得不说的头疼事”。
首先要说的便是经费紧张，一部影视剧的出炉，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重案六组》也不能免俗，也需要经费和人力的支撑，才能够呈现到观众面前。可《重案六组》的制作和播出一直处在两难的境地，自从2004年，涉案剧被赶出了黄金档后，涉案剧便不再是影视公司敢于投入重金的摇钱树，而只能小打小闹地拍一些，放在不起眼的时段充数。因为一部“非黄金档”播出的剧谁敢投钱？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的拍摄环境选择的都很偏僻，当年北京郊区哪里荒凉，我们就把大棚搭建在哪里，为的就是省下经费，用于别的制作用途。所以，我们的拍摄进行的一直都是很艰苦的，从电视上观众可能觉不出来，看到我们坐在正规的办公室里，谈案情，聊线索，似乎很惬意。其实那都是我们摄制组搭建的大棚，冬天冻死，夏天热死。
记得我们在拍《重案六组第四部》的时候，正赶上三伏天，本来外面的温度就已经够高了，棚里一堆的灯光，设备，还没有空调（我们当时是同期收音，不能开空调），简直就像蒸桑拿一样。为了缓解炎热，只好想一些土办法，去通州制冰厂买了好多冰块，放在大盆里，用电扇吹着，制造点人工冷气。生活中，就只能多买点冰棍，冰镇汽水来消消暑了。但这个办法对消解炎热实在作用有限，只是杯水车薪罢了。
说完拍摄条件艰苦，接下来要唠唠拍摄强度大了。为了赶进度，我们“六组”的主要演员全天候地蹲在棚里，四个月的时间没有一天休息日，而且每天还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全组人都盼着导演生病，导演病了大家就可以休息了，可偏偏年纪最大的导演永远是每天第一个到现场，每个镜头亲自拍完最晚收工回家，大家纳闷，悄悄议论导演是不是吃了大力神丸？
我除了拍戏之外，就要兼做制作统筹，就是安排每天的拍摄内容，协调演员和场景之间的关系。《重案六组》是系列剧，每集都有外请的著名演员来客串，为了不让客串演员等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求一个星期拍完两集，无论如何外请演员要在一周内杀青，照顾演员了，场景的压力就大了，在《重案六组》这部剧中，场景变换有几百个，光各式各样的住家也有几百个，摄制组往往在办公室拍一两天就得出棚，把两集当中其他外景拍掉。每天要换七八个景点，最多的一天我们跑了十五个景点。我感觉我们像一群疯子，狂奔在街上和时间赛跑。
所以这部剧做统筹的最大难点在于众多场景和众多演员之间的协调。什么时候到什么场景；哪个演员到哪个拍摄地点等，这一切都需要我来规划。一周的拍摄日程，每天的拍摄计划和顺序一周计划都要缜密制定后发放给各部门长，每天我都在祈祷：千万别出事！一旦发生意外，将会造成演员、场景、美工（如道具）、制片等各个部门的混乱乃至影响整个拍摄周期。
在拍《重案六组1》时，有一次我因为错误的估计了时间挨了骂。按照当天的拍摄计划，李成儒的戏上午就可以拍完，下午就不需要来现场了，大部队下午转场到中央电视塔拍摄，没想到原本计划要拍一下午的戏居然提前了两个小时拍完了，天还没黑，费这么大劲儿进趟城，大家不能就这么坐在马路边聊天啊？制片主任让我赶紧挑出几场街道的戏“填空”，我翻了翻场景表，街道的戏大部分都是大曾开车商讨案情的戏，我只好硬着头皮让现场制片打电话通知李成儒，求他赶回来救场。好不容易休息半天的李成儒刚刚约了朋友吃完饭，听说让他回来，急了，在电话里大骂：“有你们这么使唤人的吗？还让不让人活了？凭什么王茜叫我回去我就得回去？？”制片把电话从耳边拿开，任由他发泄心中的不满，我缓缓坐在马路牙子上，听着隐隐从听筒中传来的愤怒的吼声，很委屈也很无奈。
操心又劳力，那时候常常是一天忙下来，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我们这么辛苦，实际上的收益却并不多。因为本身制作经费短缺的原因，根本就付不起演员高片酬。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演别的戏的演员可能都脱贫致富了，可拍《重案六组》的一帮演员，片酬就没怎么涨过，基本算是原地踏步。
大家也从没提过涨片酬这件事，因为知道剧组的不容易，也出于对这部戏十几年的感情，大家谁也不谈钱，就是咬着牙把戏拍好。剧组有人曾经开玩笑说：“我们拍第一部时，大家朝气蓬勃。就像少先队员；拍摄第二部时，进步成共青团员了；第三部时感觉成长为老党员了；而第四部时，大家都浑身伤病，跟离退休干部几乎一样了。”
所以，我深深知道拍警察剧的演员有多么不容易，虽然很多人希望我们能够将《重案六组》继续拍下去，可如果没有适合的条件，我真的是不希望再这么拍摄《重案六组》了，没别的，拼不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