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熙的传奇人生
以前，在日本人眼中，朝鲜是一个劣等民族，这种歧视严重伤害了少年李健熙的自尊心。儿时的记忆，让他立志超越日本。从那时候起，他就懂得，要超越日本，必须首先发展经济。
1942年，李健熙会长出生于庆尚南道的宜宁郡正谷面中桥里，是父亲李秉和母亲朴斗乙的第七个孩子，上有两个哥哥（李孟熙、李昌熙）、4个姐姐（李仁熙、李淑熙、李顺熙、李德熙），下有一个妹妹（李明熙）。祖上曾有人大科及第担任官职，第十代以后就脱离了官场，一直过着田园生活。
李健熙的曾祖父李洪锡，号文山，是当时岭南鸿儒许性齐的弟子，在学问上有很深的造诣，精通诗文和性理学，其所著《文山文集》充分体现了他超群的学识。
李健熙的祖父就是在这样的书香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长大后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并与后来的总统李承晚成为至交。朝鲜战争之后，其儿子李秉仍经常与李承晚见面。
李健熙的母亲朴斗乙出身于崇尚儒学的家庭，从小学习传统妇道，婚后全心全意打理家事，尊崇礼法、相夫教子。尽管丈夫是韩国的财阀，但她却毫不奢侈，一直信奉着“修身齐家”的信条。
李健熙的幼年时期是在大邱度过的。当时，父亲李秉忙于事业，哥哥和姐姐们为了求学也天各一方。一家人的第一次团聚，还是在李健熙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为了纪念这一天，还照了全家福。
1947年，李秉为了拓展事业，将家从大邱搬到了汉城。第二年在钟路2街设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三星物产。李健熙也进入了附近的惠化小学就读。但生活并没有就此安定下来，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无法逃出汉城的李健熙一家在战时政府统治下战战兢兢地生活了三个月。当时，李健熙的父亲被冠以资本家的污名，必须随时听候内政部的召唤，他心爱的1948款雪佛兰汽车也被南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朴宪永征用。
每天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李健熙一家，在汉城收复之后马上搬到马山，李健熙也在当地小学继续学习。其后，又转学到大邱，不久又随父亲来到釜山东光洞。当时，父亲李秉在那回收废旧金属，进口砂糖和化肥。
与李健熙同在釜山师范附小读4~5年级的同窗——《韩民族日报》前社长权根述回忆：“李健熙小时候的玩具都是一些机器模型，比如能盘旋的飞机模型、沿着轨道行驶的火车模型等，这些稀奇珍贵的宝贝，让周边富裕家庭的孩子们都很嫉妒。”当时，李健熙的父亲李秉因避难到釜山发展事业，并且做得非常成功，家境相当富裕。
李健熙在少年时期就对科学探究有着极高的热情。当拥有一件昂贵的玩具时，他不只单纯地拿着玩，而且反复地把它拆卸、组装，这一过程丰富了他创造性的科学思维。在这种兴趣的驱使下，李健熙不断学习，后来他可以把照相机、VCR甚至轿车等科技产品拆开，然后再组装。
少年时期留学日本
1953年，李健熙在釜山师范附小读5年级。父亲为了让他学习发达国家的知识，把他送到了日本。当时李健熙的大哥李孟熙在东京大学农学院学习；二哥李昌熙1952年与晓星集团的赵锡来会长远赴日本，一起就读于日本贵族学校——学习院，毕业后又一起进入了早稻田大学。
李健熙在东京上小学的时候，与二哥住在一起。大哥则由于学校离得远，单独在别的地方居住。李秉让三个儿子到日本留学，是考虑到战后韩国社会不安定，而且到日本还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当年，李健熙只有12岁，难以适应韩日间的文化差异。特别是小小年纪就跟父母分开，让他感到分外孤独。在日本学习语言的第一年，他吃了不少苦头。当时，在日本人眼中，韩国是一个战乱、贫穷落后的国家，他们非常歧视韩国人。李健熙在日本没有朋友，而一起生活的二哥又与自己有9岁的年龄差距，两人根本没有共同话题。后来李健熙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没有朋友，没有玩伴，所以经常是一个人在思考，思考的问题越来越深刻……在我最敏感的年龄，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民族差异、愤怒、孤独以及对父母的思念。”
初中一年级时，李健熙在家里养了一条狗。从那时起，他就把狗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慢慢地，他的兴趣发展到了对珍岛犬的驯养上。后来他还创立了珍岛犬爱好协会，并且在1983年促使珍岛犬被列入门槛极高的世界犬协的名犬录中。
李健熙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又一传奇经历，就是观看了1 200多部电影，这个数量相当于当时日本10年间制作的电影总和。当时，他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是在电影院度过的。
在没有朋友也没有父母陪伴的异国他乡，李健熙只能自己寻找消磨时光的办法。后来，他发现的好办法就是看电影。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没有民族的差别，也没有别人的干预，还可以打发时间，而且电影也很有趣。因此，对于李健熙来说电影院是再好不过的去处了。
周三和周六下午、周日以及其他休息时间，李健熙都是在电影院度过的。在那里，他不仅学到了日语、英语，还领悟到了电影中所反映的人生道理。他看的电影包罗了美国西部片、经典老片和现代影片。观赏过程中，他会从主角、配角等多个角度去思考，去感受其中的悲伤与欢乐，并随之流泪、随之欢笑。
从少年时代，李健熙就培养了鉴赏电影的素养，并且学到了判断是非的能力。现在，他对电影依然很感兴趣，特别是对纪录片的痴迷到了疯狂的地步。80年代，他拥有超过一万多盒录像带，寝室1/3的空间都被这些录像带占据着，就连国内上映的纪录片也一盒不漏地悉数收藏。
李健熙对大众传播的关注，也许正是源于他对电影的痴迷和他丰富系统的电影知识。后来在他的授意下，三星公司制作了国内第一则公益广告，还与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合作拍摄电影。
与摔跤结缘
李健熙在日本完成初中一年级课程后，结束了3年的留学生活，回到韩国，在汉城师大附中继续完成初中以及高中的学业。一上高中，他就参加了摔跤队。他对摔跤的喜爱缘于摔跤选手力道山的比赛。
高二下学期末，李健熙参加全国运动会，在摔跤项目次重量级别上获得了奖项。从那时起，他就梦想着成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这个梦想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终于得以实现。后来，李健熙又担任摔跤协会会长。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这个冷门项目为韩国夺得了两枚金牌、两枚银牌、5枚铜牌。这些成就都得益于李健熙高中时期与摔跤所结之缘。
李健熙的高中摔跤生涯只有短短两年，然后不得不重新继续学业，这是因为家人担心他受伤，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本人想要专心学习，考上大学。
后来，李健熙建立了美式橄榄球队和乒乓球队。可以说这源于高中时他对体育的热爱。李健熙还能把体育精神和经营哲学结合起来。1993年他在推行“新经营”理念时强调：“我们要学习打高尔夫球时没有裁判的自律精神、打棒球时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打英式橄榄球时的奋斗精神。”他又以现代五项作比喻，指出经营者应该具备五项素质，即技术知识、经营头脑、电脑知识、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
在高中时期，除了摔跤以外，李健熙还有哪些兴趣？高中时期李健熙会长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
李健熙经常沉思——与其说是沉思，不如说冥想似乎更贴切。高中时期的他也像现在这样经常冥想，表情极少变化，也不轻易开口。朋友问他话，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是”与“不是”。从来都是慢条斯理，从容不迫。
朋友甚至曾这样调侃他：“如果电闪雷鸣，别人会很惊慌，而你会一步步地走回家，到第二天才会感到后怕。”那时的李健熙沉默寡言，但有时又会一语惊人，表现出独特的视角和想法。
当时的他经常提出一些同龄人根本想不到的问题。比如“向美国借款越多，就越有利于国家的安全”，“比起口头上的雄心壮志，设立工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才是真正的爱国”。
李健熙的高中同窗洪思德在接受《月刊朝鲜》采访时回忆说：“李健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他可以在谈论音乐、美术时，自然地将话题引到企业经营、国家、人类等主题上。一天，他突然给我几本小学教科书，让我学习日语，说‘以你的能力学两个月，水平应该就不错了’。我说‘现在正是高中生反日情绪高涨的时期，为什么还要学日语’，他带着不屑的表情回答，‘我们可以从日本的发展历程中，找到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
青年时期再度赴日
从汉城师大附中毕业后，李健熙考上了延世大学。但是在1961年，父亲李秉再次以“到发达国家学习”为由，劝说他到自己的母校早稻田大学商学部留学。
李秉还问李健熙：“你的性格似乎不太适合经营企业，学习大众传媒怎么样？”李秉让他在大众传媒方面多下功夫，其实是想以后将这方面的相关业务交给他打理。事实上，在李健熙完成早稻田大学以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学业之前，李秉就已经开办了东洋放送电视台（TBC）。
在早稻田大学商学部留学期间，李健熙学习非常刻苦。到现在，他仍然是三星集团里日语说得最好的人之一。不同于一般的学生，李健熙在大学时期对日本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他从历史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并且学习历史伟人的智慧。李健熙之所以沉默寡言，也许是因为父亲常教导他要学会倾听，也许是因为在儒学家风中耳濡目染，更有可能是因为在日本学习的经历。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他就习惯于倾听，等对方把话说完了才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李健熙对运动和电影的喜爱一如既往，并且加入了学校高尔夫球队。小学5年级的时候他就开始接触高尔夫球，在大学里他再次系统地学习了球场上的礼仪礼节。在大学期间，他已经懂得了高尔夫球实际上是一项与自己竞争的运动，要打好高尔夫球必须调整自己的姿势。企业经营也是如此。尽管利益是经营的目标，但创造利益需要人才、技术，需要建立工厂，产品生产出来后，还要随时应对各种变数。这就好比是打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时会受到风、地形等因素的影响，而且没有裁判，需要自觉遵守规则，一个球一个球地自行记分。
除了高尔夫球之外，李健熙还热衷于美式橄榄球、乒乓球、网球等运动。正是李健熙这样的热情使三星成为职业选手的主要赞助商。
在美国，情迷汽车
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李健熙进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主修经济学，并辅修大众传媒。乔治·华盛顿大学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母校，是美国东部的一所名牌大学。在美国留学期间，李健熙情迷汽车，对汽车有特殊的感情。他第一次接触汽车是在7岁的时候，当时父亲每天都乘坐一辆美国产的1948款雪佛兰上下班，后来这辆车在朝鲜战争中被南朝鲜劳动党的朴宪永征用。
在美国这个汽车大国留学的一年半里，李健熙换了6辆车。作为财阀的小儿子，他频繁换车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出于对汽车的好奇。
一辆汽车由两万多个零部件组合而成，可以说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李健熙将它们拆卸、重装，然后再转让。经过不断的重复，李健熙对汽车的构造已了如指掌。
李健熙在汽车方面有突出的才能与资质。后来三星进军汽车产业，曾有业内人士提出了严厉的批判，称三星发展汽车产业只是出于李健熙个人对汽车的痴迷。尽管其中有兴趣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李健熙对汽车的热爱非同一般，他对汽车的见解也达到了专家级的水平。
李健熙拥有一辆绝版的布加迪皇家系列的轿车，这个系列的车在全世界只有6辆。他这辆编号为41150的“柏林之旅”在1929年生产于法国，是世界名车中的王中王，性能绝佳，设计也是世界一流水平。当时布加迪以“引擎和螺丝都要做到完美”的理念来打造这一品牌。本来打算生产25辆，但是1929年发生经济危机，销售遇到困难，所以只生产了6辆。其中3辆分别销往西班牙、罗马尼亚和比利时，都是国王的专用车，另外3辆中的一辆由李健熙购得。1994年5月，原来的车主——美国多米诺比萨公司的董事长打算秘密转让这辆车，李健熙用1 000万美元将其买下。车子在美国经过送检和修理后被运到韩国，现在成为李健熙的珍藏品。
经过一番曲折之后，三星汽车最终超越了雷诺汽车公司。三星集团雄心勃勃，要将汽车产业与三星电子、电气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培养成21世纪的未来核心动力产业之一。李健熙的主修专业是经营学，但他却是一名机械狂。比起经营学，青年时代的李健熙更加关注电子、宇宙、航空、汽车、引擎工学、未来工学等领域的机械设计。
攻读经营学
1966年，25岁的李健熙从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毕业，之后再次赴日。不久接到了家里的消息，让他与未来的妻子见面。当时《中央日报》会长洪琏基的妻子和大女儿洪罗喜去到日本，李健熙到羽田机场迎接他们，并安排他们下榻东京大仓酒店。那时洪罗喜还在汉城大学的应用美术学院学习，是一名才貌双全的女学生。
两个人交往一年后就结婚了。当时洪琏基也很欣赏李健熙，而且李秉也有意和洪琏基结为亲家。
结婚后，李健熙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三星秘书室。当时他的工作主要是每天早上阅读报纸，用红笔标出与三星、韩国的经济状况以及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有关的内容，然后向父亲报告；其次就是跟随父亲熟悉基层业务。李健熙在父亲手下学习了两年的经营后，进入东洋放送电视台。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中央日报》的前会长洪琏基进行简单的介绍。洪琏基毕业于京城帝国大学法学专业，曾担任过法官、检察官、法务官以及内务长官，“4·19”革命后，过起隐居生活。1965年，在李秉的劝导下出任东洋放送电视台的会长。尽管他从事的是《中央日报》等新闻界的工作，但是他在经济和经营方面也具备渊博的知识。
青年李健熙为了让新创办的东洋放送电视台尽快走上发展轨道，每天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帮助洪琏基打理各种事务。70年代，东洋放送电视台的收视率远远高于当时的MBC（韩国文化广播公司）和KBS（韩国广播公司），这都得益于李健熙在日本时期所看的1 200多部电影及其在公司经营方面的潜质。他经常这样说：“如果没有成为三星的会长，那我现在应该是某电影公司的社长或者导演了。”当时，李健熙在创办《女性中央》、《周刊中央》时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东洋放送电视台和《中央日报》社担任了10年的理事之后，李健熙在70年代中期创立新的公司，进入半导体产业。1974年他以东洋放送电视台理事的身份建议父亲李秉进军半导体产业。但是当时李秉会长认为时机尚早，因为半导体的一条生产线就需要1.5万亿韩元（2000年）的巨资投入，其中伴随的风险也很高，更不要说要保证在500次生产过程中不能出现一个次品，还要求超清洁的技术，要保证即使用显微镜也找不到一丝灰尘。
因此，李秉认为半导体是与三星当时的产业截然不同的领域。在自己的建议未得到采纳的情况下，李健熙用自己的4亿韩元收购了富川一家名为韩国半导体的小公司。之后，不到10年，三星就于1983年正式开始了半导体研发事业。
继承人的选定与李秉的担忧
1971年1月的一天，会长室里的李秉在经过一番苦恼之后写下了下面的遗言，而当时的李健熙正值30岁：
“长子孟熙没有经营的意向，二儿子昌熙不喜欢管理众多的企业，这都是不能忽视的事实。三儿子健熙当初也婉言拒绝了接手公司的提议，但后来表示‘虽然资历尚浅，不妨一试’。因此，决定将健熙定为三星集团的继承人。三星将以《中央日报》洪琏基会长为后援，以健熙为领导中心，继续发展。”
这份遗嘱确定了三星集团的第二代继承人。继承人既不是长子，也不是次子，而是三儿子李健熙。凡事都小心谨慎的李秉在经过律师的公证后，将遗嘱存入了金库。李秉在去世前16年就已经立好遗嘱，以防患于未然。
1976年9月，李秉到东京的庆应大学医院做健康检查，被检查出患上了胃癌。回国后，他让女婿赵云海——高丽医院（现江北三星医院）院长和大侄子李东熙（第一医院院长）根据庆应大学医院的检查结果做了会诊，后来决定到东京的癌症研究所附属医院接受手术。在出国的前一天，他把家族成员召集在一起，并宣布了遗言：
“今后，三星就交给健熙了。”
这就是李秉爆炸性的宣言。当时，夫人朴斗乙、长子李孟熙夫妇以及女儿们都在场，而李健熙为了准备父亲的手术与赵云海和李东熙都在东京。
1976年，李秉在东京癌症研究中心成功地进行了手术。1978年8月，即李秉去世前9年，李健熙以三星物产副会长的身份开始正式经营企业。1979年，李健熙晋升为三星集团副会长，办公室搬到了三星本部的28楼，与会长室相邻。
在李健熙作为三星集团副会长上班的第一天，李秉亲自挥笔为他写下了 “倾听” 二字。倾听是领导者引领大企业发展的重要信条。
后来，李健熙副会长因懂得耐心倾听而闻名。有一次他跟小说家朴景利一起吃饭，一个小时里，他都是在倾听，几乎什么话也没说。文学评论家李御宁对于李健熙的表现曾如此感叹道：“李会长的一句话比我的十句话更有分量。”李健熙时刻铭记着父亲写给他的那两个字，在社长团会议或者政府政策会议中，多数时间他都是在倾听。但是他一旦开口，至少要讲3到4个小时，有时甚至达10个小时。
从1978年到1987年李秉去世，李健熙副会长向父亲学习了10年的经营哲学。他曾说道：“父亲生前经常和我一起到经营一线视察，他会嘱咐我亲自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又不会详细说明。他让我亲自到现场体验，然后自己熟悉、领悟。通过这段时间的亲身经历，我学到经营管理不只是理论，更是一种实践，一种感悟。”
“木鸡”是李秉教给李健熙的教诲之一。“木鸡”从字面上来看是“木头鸡”的意思。在李秉的卧室中就挂着一只木鸡，他经常以此来告诫自己。从父亲的行为中李健熙也得到了启发。“木鸡”出自《庄子·达生篇》中的一个故事：
纪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
这就是木鸡的故事。庄子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遇到磨难时要坦然面对。李秉在经营三星的50年里，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在人生的苦难与曲折中，为了坚守自我，守护自己的家庭、事业，需要的也许就是“木鸡”这样的心态。无论对方如何威胁、挑战，都要像“木鸡”一样泰然地面对，这就是李秉的处世观。“木鸡”精神也给李健熙带来了启发。
事实上，李秉传授给儿子的“倾听”和“木鸡”这两个教诲，值得今天的许多企业家和领导者们借鉴。
就任三星会长
1987年，78岁的李秉去世。三星马上召开了社长团会议，推选李健熙副会长为三星集团第二任会长。会议中三星物产会长申铉发言：“李秉会长的去世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悲痛，但是三星不能一日无主。由李健熙副会长来继承三星是前任会长之意，而且副会长是能够真正理解、践行前任会长遗志的最佳人选。”他的提议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赞同。
1987年12月，李健熙新任会长的就任仪式在湖岩艺术厅里举行。当时参加仪式的有三星社长团、高管层以及职员代表等1 000多人。李健熙在就职宣言中说道：“伟大的三星创始人离我们而去，但我们不能沉浸在悲痛中一蹶不振。我们应当意气风发地踏上新的征程，谱写三星历史的新篇章，完成创始人未了的夙愿。”在这次仪式上，李健熙从资格最老的三星重工业社长崔宽植手中接过了社旗。当时李健熙45岁。
1988年3月，即李健熙就任会长3个月的时候，三星迎来了创立50周年的纪念日。在这次庆典中，李健熙宣布要进行二次创业，要把三星发展成世界一流企业，加大对社会的贡献，进一步将三星打造成满足国民需求的全新企业。在当时宣布的二次创业精神中包含着自律经营、重视技术、尊重人格等9条应当着力贯彻落实的核心原则，其中还包括集中力和行动力。
自律经营指的是遵守组织纪律，做好本职工作，对结果负责的经营态度。具体说来就是：第一，成为业务第一把手；第二，重视基层；第三，培养人才。
重视技术是指在当今技术决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时代，公司要认识到技术是经营的核心要素，要确保技术达到世界水平。重视技术要做到三点：第一，以顾客为先；第二，实行新经营；第三，要有“匠人精神”。
尊重人格就是要把人看作宝贵的资源。对内，要认识到三星的每位职员都是经营的主体，而不是经营的手段；对外，要为顾客以及全人类做出贡献。尊重人格的经营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对话经营；第二，有活力的经营；第三，共存经营。二次创业原则在1999年重新定义的经营理念以及三星人的精神中也有提及。
李健熙在就任三星会长后，对父亲李秉的“top-down”（即上头指示，下头做事）的经营方式进行了大幅度整改，并引入了二次创业的革新经营模式。为此，他首先找出了三星存在的问题。他认识到，管理部门的失职是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李健熙最先从秘书室入手，找出问题，并对秘书室进行了重组。他发现，管理部门的权限过多，给一线生产部门的运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在此，有必要举个反映二次创业时期三星所存在问题的事例。
三星在日企业法人兼技术顾问根据三星集团所存在的问题，向李健熙会长提出了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三星电子存在着严重弊端：浪费、没有计划、不能精益求精，甚至连微观和宏观概念都区分不清楚。”
该报告所指出的问题，第一，是三星的技术开发水平；第二，是经营者的态度；第三，是员工的工作态度，即员工工作态度不端正。其他问题还有：单纯地学习日本企业的技术；电子技术的开发水平低下、推广速度缓慢，难以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企业；技术研究所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看到这份报告后，李健熙会长感到无比震惊。
此外，三星电子设计中心的产业设计顾问福田指出了他在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并提交了多份报告书，但都被部长压下。这一次，他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将三星电子存在的问题一一列在报告书中，直接提交给了李健熙会长。李健熙在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无意中读到了这份报告。
“现在是一个注重设计的时代，然而三星员工却淡然置之，只顾追赶潮流，而且对工业设计和产品设计都分不清楚，在没有产品计划书的情况下就展开生产。三星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
看完这些，李健熙被激怒了，一股无名怒火直冲上来。他这才意识到原来平时秘书室长、本部长、社长向自己报告时说的都不是事实，自己并不知道三星运营的实际情况。为此，他感到无比的愤怒。
后来，他要求日本技术顾问们将在三星工作期间发现的问题以及感受写成报告，并提交给他。他得到的信息如下：
1. 员工自身都很优秀，但是在研究方面没有什么成就。
2. 三星人有着“第一”的自满心理，没有创新精神。
3. 韩国企业不懂得未雨绸缪，问题发生之后才想到用钱去挽救。
4. 三星的管理者们都是急性子，只注重结果。
5. 即便是生活在日本这个富裕国家的劳动者们，也会为了生计辛勤地工作，研究者们也经常工作到深夜，而三星就不会如此。
6. 庆幸的是韩国有年轻的力量，充分挖掘他们的潜能正是经营者的责任。
把日本技术顾问指出的问题进行整理后，李健熙要求科长级以上的管理人员通读这份报告。
事实上李健熙在1988年就宣布了要进行二次创业，但是还有许多根本性问题亟待解决。1991年，李健熙结束美国的访问后，又顺道访问了日本的松下公司。他在那里买了一台新款的松下磁带VCR，将它拆开来分析后发现，这台VCR的画质、鲜明度、屏幕分辨率、启动时间等各方面都比三星的优秀。更令人吃惊的是，这款VCR不仅性能卓越，零件的数量也比三星的少30%。李健熙立刻叫来集团秘书室长李洙彬，问他韩日间的技术差距为何如此之大，今后如果市场开放，该如何应对索尼、松下产品的冲击，但是秘书室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对策。
为了解自己几年来下达的指示是否得到执行，李健熙对此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下达的指示达284项，其中得到执行的只有一小部分。
看到三星的弊病，李健熙扼腕长叹。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社会因电脑的迅速普及而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但韩国的企业文化仍停留在执行top-down方式的“明治时代”，即集权体制时代。企业经营就好像一场足球比赛，选手和教练需要上下一心才能取胜，而在韩国企业，只有教练一人在奔跑，这就是当时三星所存在的问题。
三星新经营的漫漫长路
1993年，李健熙从2月初到8月初，在洛杉矶、东京、法兰克福、伦敦、大阪等地陆续召开了大规模的马拉松会议。相关社长团、任员、领导人员、海外派驻员工等1 800多人参加了会议。
当时平均每天的会议时间达8小时以上，很多时候甚至长达16小时，与会者们经常以汉堡包代餐。平日里李健熙会长的风格就很另类，而这次会议让熟悉他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会议中提出的新经营政策，充分体现了三星自我反省和改变现状的极高热情。
这次海外经营会议具有重大意义。李健熙以此为契机，提出了新经营哲学的综合体系。下面是关于这次会议主要内容的介绍。
洛杉矶会议：1993年2月，李健熙连续4天在美国洛杉矶召开了关于“电子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的评估”会议，会议中对世界各大品牌的电子产品与三星产品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23名相关的公司高管参加了会议，他们对美国这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市场进行了调查，掌握了三星产品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中所占的位置。这次调查让与会者切身感受到了三星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实际地位与他们期待的地位之间的差距，并意识到了危机的紧迫性。
东京会议：1993年3月和6月，李健熙在东京召开了两次会议。3月，以李健熙为首的46名集团最高经营者相聚在日本。继洛杉矶会议之后，为了找到日本竞争力的源泉，这些公司高层们用两天时间对被称为世界电子业“麦加城”的秋叶原商业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通过分析市场动向，了解日本形成世界竞争力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基础建设，清楚地认识到了三星以及韩国企业所存在的问题。
日本的社长团和高层主管们参加了这场从1993年6月1日至5日召开的东京会议。会议中强调了要通过整理录音资料、记录文本，反思过失，并决心以重视质量的信念打造三星高质量产品的形象。
法兰克福宣言：继东京会议之后，1993年6月，李健熙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大规模高层主管会议。将会议地点定在法兰克福，是为了让高级管理人员们亲身感受德国统一后的面貌以及欧盟形成后的世纪性变化，并在此构想三星的未来。三星未来的构想就是通过借鉴、学习欧美各国先进的经营哲学，从而将三星哲学体系化。由此可见，李健熙会长意在跟随时代的发展步伐，将各国优秀的经营哲学和经营方式融入三星。
李健熙在会议中强调了品质在重视信用和形象的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性。他指出，哪怕只是一个劣质产品，也会像癌细胞一样扩散，最终侵蚀整个公司，这是经营上的不法行为。他在法兰克福提出了“三星产品的质量就是三星的形象”的宣言，并将此当作三星改革的信号弹。为了使宣言内容被大家所熟知，李健熙还对员工进行了专门的教育。
三星以法兰克福宣言为基础，对李健熙在海外的指示进行整理，确立了三星新经营体系。1993年9月，三星新经营实施委员会对新经营哲学进行整理，并出版《三星新经营——改变从我开始》一书。4年后，又对新经营宣言的一部分内容进行了完善修订。
新经营哲学要求人们通过认清现实和自我反省来改变自己的想法——与其埋怨他人，不如先自我检讨。同时也要求企业员工具备人性美、道德美，注重礼仪规范、行为规范……企业则要实施品质经营，实现国际化、信息化、复合化，提高国际竞争力，成为21世纪服务人类社会的一流企业。
李健熙时代与三星宪法
三星的改革是出于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和紧迫的危机意识。李健熙会长说：“作为集团的会长，我需要对18万三星员工负责，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我意识到了危机的紧迫性，它让我寝食难安。”他还多次强调：“三星如果运营不当，会面临危机，沦为三流企业。”
李健熙会长能够认识到这样的危机，是因为他比别人预先感知到了“世界末日的地壳运动”。他具有远见卓识，预见了21世纪前夕的风云巨变。在20世纪最后7年的时间里，新经营政策是让三星成长为一流企业并生存下去的最后机会。
在新经营哲学中，变化的基本要素是人。每个职员都要具备人性美和道德美，注重礼仪规范和行为规范。如果员工行为不端正，组织内部的利己主义、权威主义、道德缺失等问题得不到纠正，三星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流企业。三星将人性美、道德美、礼仪规范和行为规范称为“三星宪法”，并强调要以此作为改革的基础。
李健熙提出“转变应当有统一而明确的目标，自上而下，从我做起，先易后难”。改变三星，首先要从会长、社长、专务等高层管理者开始。李健熙强调，改变要从简单的、力所能及的开始。比如，一天睡9个小时的人将睡眠时间减少到8小时或7小时，但这并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到的事，我们可以每天缩短一分钟，长期坚持就一定可以达到目标。
三星提升竞争力的方案主要从注重品质经营、国际化、复合化、信息化4个方面着手。李健熙强调品质的重要性，例如“劣质是敌人”，“劣质是恶的根源”，“劣质是癌症”，“必须有这样的觉悟：出现三次劣质产品就得辞职”，“做买卖的听说自己出售的是劣质商品，能不生气吗”，“3万人制造，6 000人维修，这种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集团是无立足之地的”。他甚至还说：“质量要做到满分，哪怕产品数量为零。”可以说，三星新经营提升竞争力，就是要将三星人的“品质”与经营品质提升到全新的高度。
竞争力提升方案的第二项就是实现“信息化”，即通过提高电脑的使用率，构筑全球信息网络，提高竞争软实力。李健熙为了实现信息化，首先构筑了获取信息的基础设施，积极使用CAD（计算机辅助设计）/CAM（计算机辅助制造）/CAE（计算机辅助求解）等平台，加强弱势产品的企划能力。他还强调，公司需要加强在电脑方面的资金投入，在建立办公系统的同时，大幅度增加电脑操作、软件开发方面的人才，构筑与世界接轨的网络，从而获取各方面的信息。
关于国际化，李健熙强调：“国际化，简单说来就是堂堂正正地站在世界舞台上，成为竞争中的赢家。”也就是说，通过对国际市场的分析，制定世界战略，在世界各地建立生产基地，有效地利用国际资金和技术，将信息网络国际化。并且，在国际化进程中，不能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要有“保护地球与环境”、“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意识，力争成为公认的“全球优秀企业”、“国际一流企业”。同时要打开心灵之窗，努力接受异国文化。
李健熙还提出要通过复合化来提高竞争力。复合化这个概念复杂难解，它适用于行政、都市、产业、企业、福利等各个领域，就是有效地使基础建设、设施、技能、技术、软件等各要素间相互融通，相互促进。并且这种复合化较之一般的综合效应以及类似的概念，有广度和深度上的差异。
技术的复合化，使得电子产业、半导体产业、机械产业、汽车产业等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其界限也逐渐模糊。随着设计产业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将来的汽车产业也许不再是机械产业，而是一种时尚产业。尖端产业也是如此，医疗器械正向着光学、精密、电脑、胶卷等相结合的复合产业方向发展。代表性的复合产业，如宇宙工学、能源产业，在未来的竞争中也离不开产业间的融合。
改革难于革命
1993年，李健熙进行了三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涉及的人数达299名。其中，从理事职位到副社长职位这一层次，高层主管中升职的有260名，被调职的有34名。这次大规模人事改组是对践行以质量为先的新经营的一次铺垫，目的是在整个集团中营造改革的氛围，提升组织的活力。
这次人事改组的另一特点是管理层任员的换届与辞退。管理层的晋升制度更为严格，而一些海外业务经验丰富以及具有技术背景的人得到了重用。
在对秘书室进行重组的过程中，李健熙任命三星综合建设的社长为新秘书室室长，并将秘书室人员从200名裁减到100名，这与李秉时代每年增加秘书室人员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李健熙还将秘书室原来的5个经营组减少到两个，总共由11个组组成的秘书室现在变成了8个组，同时各组的负责人也由以前的专务级领导换成了理事级领导来担任，而新经营等集团政策的实施则由社长团共同负责。
李健熙会长为了实现三星的实质性转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第一项措施就是“朝七晚四”制度，即上午7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过去大部分韩国企业都是实行上午9点上班，下午六七点下班的制度，朝七晚四制度比传统的上下班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
三星的朝七晚四制度不仅是在韩国，在全世界的企业中都是罕见的，这项制度体现了思想上划时代的转变。直到现在，那些以三星体制为典范并积极借鉴的韩国企业，仍对三星的这一制度表示赞叹。朝七晚四制度的实施，首先是提高了业务效率，职员们下班后能够有时间进行锻炼身体、学习语言、参加协会等自我开发的活动。同时，还可以避开上下班高峰期，达到节省时间的效果。这一从根本上改变固有观念的举措，为员工们自我提升提供了时间。
后来，浦项制铁、起亚集团、晓星集团、双龙集团、大学教育保险、保宁制药等企业纷纷效仿这一制度。这种经营革新刮起一阵新浪潮，深深影响了韩国的企业文化。
在改革进程中，李健熙还进行了一次发人深省的讲话，他说“除了妻儿，一切都要变”。这要求三星人摆脱旧习，彻底地转变意识。他还强调，为了进行彻底的改革，首先要从自身开始，即“改革，从我开始”。
1993年，这种革新性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之“停产制”的效应，61%的员工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取得各种资格证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业务方面也逐渐简化了报告程序，改善了会议风气。
李健熙会长为了将三星产品打造成为世界上最优质的产品，致力于质量第一的经营策略，决心要使产品不合格率低于日本水平。而这种战略性的革新措施就是“停产制”。这个制度是指一旦在生产过程中发现问题，就马上暂停生产线，将不合格的产品报废销毁，把不良因素消除后，再继续生产。也就是说，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就必须中断产品的生产、出厂、销售，待质量得到改善之后，再启动生产线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最先采用了这种方式，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李健熙会长引入停产制的原因，是因为他认识到质量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在过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停止生产。现在，这条不成文的规定终于被打破了。
三星电子为防止出现不合格的产品，实施了“停产制”。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过对零增长、销售下降的担忧，然而三星仍然会在出现问题后，连续停产数日，直到问题彻底解决为止。因此，现在公司高层管理者们不再是单纯地在办公室里通过数字来了解生产情况，而要直接到现场进行考察，接受6个月的生产线相关知识培训。李健熙提出：“一流企业就是能够生产出物美价廉产品的企业。”而三星也正逐渐向这一目标靠近。
33条革新铁律
李健熙会长在三星改革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三星用语——基础建设、质量为先的经营、复合化、鲇鱼理论、世纪末变化、行为规范等。这些三星人耳熟能详的词语体现了三星特有的理念。
例如“鲇鱼论”，指的是将一只鲇鱼放入饲养泥鳅的水田中，泥鳅反而会长得更健康结实，因为泥鳅为了躲避鲇鱼的追捕不得不到处逃生。人类和企业也是如此，适当的紧张感可以使人或企业充满活力。“世纪末变化”理论指的是，在世纪末，人类的历史进程通常会发生巨大的变化。21世纪将是一个由创新技术主导、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在这个时刻，三星企业诞生了数百个用语，并刊行了用语集。
三星之所以能够成长为今天韩国企业中讲究礼仪的集团，得益于它严格的规章制度。从接电话、接待宾客的态度、交换名片的姿势中，可以看出三星的员工比任何企业的员工都要懂礼仪。这种东方国家的礼仪实际上是日本的风格。
李健熙的留学经验告诉他，日本人善于让顾客满意。“顾客满意”是日本能够在世界领先的原动力之一。三星在实行新经营政策的同时创造了新的企业文化。李健熙在亲自对职员进行的培训中，定下了许多规矩，即“知行33训”，指的是三星员工必须知道、必须执行的33条原则。下面来看看其中的几项核心原则：
第一，赋予现场负责人和服务人员一定权力。现场服务人员是与顾客接触最密切的人，要教育他们随时向上级报告顾客的不满。负责人需立即将这些报告及会议内容向社长汇报。
第二，在100名员工中找出1名扯后腿的员工，以警示全体职员。这样员工们就会打起精神，好点子也会层出不穷。
第三，重视产品质量，提升企业形象。实行以顾客、职员、合作伙伴为中心的质量经营，才能获取利润。
第四，重视顾客。顾客就是我们的上帝，然而我们是否有真正为顾客着想呢？现在你们的“雷达”对准的不是顾客，而是我。当你们将雷达转向顾客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重视顾客。
第五，21世纪是文化的时代，是知识资产决定企业价值的时代。企业单纯出售产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迎来的将会是一个向顾客传递生活哲学与文化力量的时代。要坚信设计这种灵活的创造力是企业的宝贵财富，也是决定企业胜负的重要因素。
第六，重工业是18、19世纪的产业，三星至今仍将许多精力投入其中。尽管三星是一个独立主体，但各子公司之间差距甚远。因此，所有的一切都要做到完美，该撤销的撤销，该减少的减少，该合并的合并，一切向前看，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三星的发展事业上。
第七，必须实行天才教育。两三个世纪以前，10万~20万百姓才能养活君主和贵族，而在今天，一位天才就能养活10万~20万人。开发一个软件一年就能轻易赚取几十亿美元，可以为数十万人提供工作岗位。
第八，危机往往在骄傲自满的时候降临，现在的退步就是自满的后果。
第九，改变从我开始。所有的变化都应该从自身开始，否则就什么都改变不了。要有即使别人不变，自己也要有改变的勇气。
第十，从政人员的考核是通过定期选举进行的，而企业人员则需要每天在市场上接受消费者们的考验。满足顾客不一定就能成功，但是不满足顾客就肯定灭亡。特别是那些挑剔的顾客，他们让我们知道自己从来没认识到的东西，他们是值得我们感激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