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生活挤占了我们的精神空间，把现实生活中的生存状态缩减得越单纯，越能使心灵开放、自由和充实，越能使人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变得敏锐，越能扩充我们心中对生活表达感激的空间。外界生活的俭朴将带给我们内心世界的丰富。在简朴的生活中，我们将能更加敏锐真切、深透地理解自己的生活，我们将为日出日落、莺飞草长而无限欣悦，我们将感受到我们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处，倾听风声雨声，仰望万里星空，从大自然吸取不竭的生命力。我们将走出封闭的自我，把自己的爱洒向我们的亲朋和同胞之中，创造一种真诚、温暖、友爱的生活。那时我们将发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不过是现代生活的纷繁芜杂造成的假像。我们一旦走上简朴生活的轨道，人与人之间的心墙将会在瞬息间土崩瓦解，我们将重新体验博大的人类之爱，发掘出更有意义的新生活。
智慧的人决不会劳碌
“闲人”，在这个讲究效率、节奏的时代，几乎成了一个贬意词。我们刚懂事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辛勤劳作是人的本份，追求闲逸则是可耻的。这种观念在我们的意识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现代人已不能坦然地享受悠闲，而必得给自己像钟表一样上足发条。“我忙着呢！”“我没有时间！”这些话从人们嘴里吐出来是那么心满意足，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忙人”是重要的人，忙碌的生活是有价值的，闲适的生活是生命的浪费。
然而，这种“工作是美德、悠闲是罪过”的观念并非是“古已有之”。相反，古代的圣哲们称颂悠闲更甚于工作。亚里斯多德认为休闲与工作相比是一个更高尚、更神圣的目标，工作也许是为了糊口，为了体现自我的价值，而休闲却没有什么目的，休闲本身就是它的目的。在中国古代，儒家标六艺之教，其中礼乐射御四项都有休闲意味，只书教两项才是工作。孔子说修养，在“居于仁”之后即继以“游于艺”，老子“顺其自然”、“万物与我齐一”等思想道出了闲适境界的底蕴。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有段话将悠闲的审美趣味说得精妙无比：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
古老的宗教都把“安息日”当作天赐之福。《圣经》的《创世纪》中，上帝在工作了六天后在第七天休息了，不仅犹太教和基督教徒一直恪守着这一天赐的模式，而且非教徒也选择了这样的安排。
过份地抬高工作的地位而贬低悠闲的价值，恐怕是数千年来富人们为了使穷人永远甘于自己的奴仆地位而制造的理论，这种观念在大工业时代得到了强化，因为机械文明的运转需要无数劳动力像“工蜂”那样去兢兢业业、拚死拚活地工作。而这些观念又都来自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现代人的一举一动都要寻找一种外在的目的，不相信有些事情没有本身之外的目的。
我曾突发奇想，一个人在临近生命终点时，追思他的一生，他会为什么而欣慰，为什么而悔恨？他会悔恨自己没有在流水线旁呆更久的时间、没有在办公室处理更多的文件，没有在课堂上做更多的作业吗？我想这是不可思议的，恰恰相反，我相信他会怀念逃学中度过的那些充满嬉戏和恶作剧的快乐时光，他会珍惜假日里和家人的一次痛快的淋漓的旅游，他会回味着春天郊外的踏青、夏日傍晚的散步、秋日湖畔的垂钩、冬日雪后的小酌……
悠闲，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林语堂先生曾对中国的悠闲思想发表过一番高论。他说，从中国人的观念看，用智慧来享受悠闲的人，便是受教化最高的人。因为劳碌和智慧在哲学的观点上似乎是背道而驰的，智慧的人决不会劳碌，太劳碌的人也决不会成为智慧的人，所以最善于优游岁月的人便是最有智慧的人。
林语堂先生引述18世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舒白香的话揭示了中国人的悠闲哲学的精髓：时间之所以有用，乃在时间之不被利用。“闲暇之时间如室中之空隙”。
想一想如果我们的住房堆积得象库房一样拥挤，那么我们会感到多么憋气。所以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总希望能住得宽敞一些。屋里要宽敞，周围的环境也要宽敞。居住在密集的楼群中，我们成了“现代穴居人”。所以我们需要宽阔的绿地、广场、公园。我们的身体需要空间，我们的精神同样需要空间。悠闲，就是我们的精神之空地儿。
悠闲的境界也就是中国古代美学讲的“空灵”境界。进入纯然的悠闲状态，就是人生忘我的一刹那，美学家宗白华认为这一刹那就是美学上的“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
这就是苏东坡诗中说的：“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静中有动，空而不空，乃为“真空”。苏辙在《论语解》中有透彻的解释：
“贵真空，不贵顽空。盖顽空则顽然无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则犹之天焉！湛然寂然，元无一物，然四进自尔行，百物自尔生，粲为日星，沛为雨露，轰为雷霆。皆自虚空生，而所谓湛然寂然者自若也。”
这种“真空”，可谓悠闲之最高妙的境界。
当我们独处时，当我们进入一种沉思默想的悠闲状态中时，我们就走进了这个“真空”。此时的我们，看似一动不动、一片空白，但我们的灵魂却像一朵白云，在无边而澄明的天宇中自由自在地飘浮，此时此刻，我们的情感特别丰富、纯粹，生活中的那个为生计为琐事奔走和烦恼的自己消失了，人间的种种名缰利锁挣脱了，你心游万仞、视接千里、耳通八方，一切的障碍都迎刃而解，连周围的环境也杳然不见，你完全是你自己了，世界仿佛惟有你自己。但这又不是你自己，是所有血肉的化身，是宇宙的化身。不管以后你的生活中出现什么样的风雨，你再不是从前的那个你了。似乎没有你不可以征服的，没有什么再能征服你。你是你自己，但你又是宇宙，你和人类在一起，和精神在一起，和纯粹在一起，你得到的体验、滋润、人格力量、美的气质都是现实不能给你的，也是世俗的生活所无法相抵的。你或许会痛苦，但却苦得美，苦得有滋有味。你不再是一只装满尘俗的酒囊饭袋，你抖落了所有的尘埃，还原了人的本质，一种高贵的精神之光在熠熠闪亮。
此时此刻的你，能说是一片空虚、一片空白吗？
不！你忘记了一切，但又得到了一切！你的生命是那样真实、充盈、纯净！
悠闲滋养着人的生命力量，给人给蓬勃向上的生机。人要有生趣才有生机。生趣是在生活中所领略的快乐，生机是生活发扬所需要的力量。“宁静致远，淡泊明志”正是这个道理。宁静才能有丰富的生趣和生机，而不会享受悠闲生活的人很难宁静下来，他们满身尘劳，满脑子俗念杂念，时刻为环境的需要所驱迫，如机器一样被动地运转着，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时刻都在消耗中，得不到休养，得不到滋润，只能渐渐枯萎。
享受悠闲，并不一定需要金钱。浑身充满铜臭的人不会领略悠闲生活的无穷意趣，只有那些淡泊名利的人才懂得悠闲的真意。一个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人，必然会珍视他生命中的悠闲时刻。
享受悠闲，有时候只需要躺在床上。三十年代一位叫梁遇春的作家曾经极力赞美“迟起的艺术”，他本人当然就是“迟起艺术”的实践者：
“我天天总是在可能范围之内，尽量地滞在床上——那是我们的神庙——看着射在被上的日光，暗笑四周人们无谓的匆忙，回味前夜的痴梦——那是比做梦还有意思的事，——细想迟起的好处，唯我独尊他躺着，东侧西倾的小屋立刻变做一座快乐的皇宫。………迟起给我的最大好处是我没有一天不是很快乐地开头的。我天天起来总是心满意足的，觉得我们住的世界无日不是春天，无处不是乐园。当我神怡气舒地躺着时候，我常常记起勃郎宁的诗：‘上帝在上，万物各得其所。’人生是短促的，可是若使我们有过光荣的青春，我们的一生就不能算是虚度，我们的残年很可以倚着火炉，晒着太阳在回忆里过日子。同样地一天的光阴是很短促的，可是若使我们有过光荣的早上，我们这一天就不能说是白丢了，我们其余时间可以用在追忆清早的幸福，我们青年时期若使是欢欣的结晶，我们的余生一定不会很凄凉的，青春的快乐是有影子留下的，那影子好似带了魔力，惨淡的老年给它一照，也呈出和蔼慈祥的光辉。我们一天里也是一样的，人们不是常说：一件事情好好地开头，那就已经成功一半了；那么赏心悦意的早晨是一天快乐的先导。迟起不单是使我天天快活的开头，还叫我们每夜高兴地结束这个日子；我们夜夜去睡的时候，心里就预料到明早迟起的快乐——预料中的快乐是比当时的享受，味还长得多——这样子我们一天的始终都是生机活泼的快乐空气围住，这个可爱的升平景象却是迟起一手做成的。”
无独有偶，与梁遇春同时代的作家林语堂也认为“躺在床上的艺术如果有适当的培养，应该有清净心灵的功效”。不仅如此，“躺在床上还能让人获得思想的自由：因为一个人只有在脚趾自由的时候，头脑才能够获得自由，只有在头脑自由的时候，才能够有真正的思想。”
让我们回到童年时那些无所事事的日子。当严寒的日子或酷暑的日子我们被父母逐出拥挤的家后，我们或许对刻骨的冷风或烫人的日头还有些怵头。但我们很快就会走进“捉迷藏”、打雪仗、踢毽子、捕鸟的游戏中，当父母催我们回家吃饭时，我们才从这个游优的梦幻世界惊醒。即使我们在阳光下什么也不做，只是静静地凝视蓝天，我们也会感到一种难得的欢愉。
享受悠闲是如此简单，但又是那么不简单！
悠闲需要有一颗纯净的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受世俗舆论的干扰，不为名利得失所惑。我们的周围有些“游手好闲”的人，他们手插衣袋，无精打采，到处寻找不花钱的“热闹”，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他们只是表面上悠闲，内心却缺乏一种悠闲的心境，总是在为无法打发光阴而度日如年、焦躁不安，人们常说“闲愁最苦”，用在这样的“闲人”身上可谓恰到好处。而一个进入澄明之境的单纯的人无论在多么纷扰的环境和多么紧张的气氛中都能保持一颗悠闲的心。
享受悠闲还需要智慧。悠闲的人往往也是宽容、大度、豁达的人。“他对各种人、各种意见都能够采取一种雍容大度的体谅的态度。尽管他发现不出什么石破天惊的真理，他也不会去附和什么荒谬绝伦的错误。他的一生走的是一条虽非熙来攘往但却平坦愉快的偏僻小路——它叫做平凡无奇之小巷，通向普通常识的望楼。从那里，他虽看不到什么宏伟的壮观，却能俯瞰一片赏心的小景。当别人都在观看东方与西方、恶魔之王与黎明之神，他却怡然自得地注意：当清晨降临于大地万物，大群阴暗的幽灵都向着四面八方仓皇逃入永恒的白昼之中。那些阴暗的幽灵，已逝的世代，尖声叫喊的博士，轰轰烈烈的战争，都匆匆过去，进入了永久的沉寂和空虚；然而，我们从望楼的窗口中，透过这一切还看到了一片青葱的和平景象，看到灯火辉煌的客厅，看到善良的人们在欢笑、在饮酒、在求爱。”（见斯蒂文森《伦敦的叫卖声》）
有无所事事的悠闲，还有忙碌的休闲。在人类的文明史上，许多重大的发明创造，并非出在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之手，而是那些“闲人”或“玩主”玩出来的。
在创造力的诸多刺激因素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常常被忽视，这就是玩的力量——玩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纯然是为了它本身的乐趣，从克服挑战中获得的快乐。作为一种人类进步的源泉，玩是与现代流行的压抑理论截然相反的。
现代流行的压抑理论是建立在下列假设基础上的：工作高于玩乐，成就高于愉悦，勤奋高于快活。在一个被这样的僵化选择统治的世界上，政界和企业界的头领们强制或者诱使不守纪律的大众担当他们必要的但却是无趣的刻板的角色。
偶然的、不可预见的机会；通向财富的奇迹般的出人意料的道路——“闲人”和“玩主”们在嬉戏中展示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沙滩排球的发明和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沙滩排球就是那些在加利福尼亚日光下嬉戏的人们发明的。它的诞生是偶然的，它的发明者在不经意之间创造了这样一个项目。起初，它是为那些打不了篮球的生意人设计的，两人组成一队，形成一种团体的氛围，并规定了严格的条件。
自从沙滩排球的第一场比赛以来，70多年过去了，如今，沙滩排球成为一项收入丰厚的产业。它的比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球迷。1976年，又成为奥运会的奖牌项目。
玩不仅仅是一种游戏，就像沙滩排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也是一门艺术、一门科学、一种仪式，它不是工作和严肃的对立面，它能够把所有这些因素融为一体。
一位荷兰历史学家说：“我们很难设想比米凯朗琪罗更严肃的灵魂，但文艺复兴的整体精神是游戏的精神。”
文艺复兴中的艺术家们创造了新的规则和新的技法：透视和光的技巧，音韵和旋律的结构，戏剧和隐喻的标准。充满了想像力的艺术创作由此诞生。
玩的精神驱使我们去实验，去冒险——有时就产生了了不起的结果。但是，创新并不像技术管理者想像的那样是可以预见可以预定的。首先你必须有点子，你必须让人们去玩。
1973年，里兹担当了SRI公司计算机实验室的经理，负责研究机器人、激光机等各种设备之间的对话以及它们与实验室主机的对话。一天，里兹要离开办公室时，发现那个叫“沙基”的机器人固执地挡在门口不让他出去。原来，是一位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程序让机器人这样做，拿里兹开玩笑。他只好想办法控制“沙基”，让它退到一边。“这真有趣！”里兹在回忆起这件事时这样说。
“有趣”是里兹的口头禅，里兹在一家开发电子货币的公司任总裁。他开口闭口就是：“我相信有趣”。
国际门户网站雅虎的创立者杨致远当时是一位爱玩的研究生。他们开始时为网上的所有信息作索引，仅仅是为了好玩。他们根本没有料到通过他们的玩，创造了一个横跨全球的巨大市场。
这些“闲人”体现了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对他们来说，“有趣”和“好玩”是第一位的，至于由此带来的巨大成就，不过是他们玩闹嬉戏的副产品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