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创造，归根结底是生命自身的创造，正如柏格森所言：“若在所有的领域中，生命的胜利是创造的话，那在与艺术家和学者的不同，无论何时，无论是谁都能追求到的创造中，人的生命才有存在的理由。难道不应这样认识吗？这种创造是自我创造。由于人们努力，从少数中引出多数，从无引出有，不断地给丰富的世界增添些什么，而使人格显得更为高尚。”
我们如果不是把工作仅仅当作养家糊口的“生计”，而是把它当作创造生命的艺术，那么，我们就能在最平凡的工作中享受到生命的欢喜。
罗素在说到人类的幸福之源时，认为从一种伟大的创造性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是生活能够提供的最大快乐。他比较了创造性工作和破坏性工作的差别：在破坏性工作中，如同在建设性工作中一样，也存在着一定的快乐，这是一种更为狂暴的，同时更为短暂的快乐，然而它却不能给人以深深的满足，因为在那种结局中，几乎没有什么使人高兴的东西。你杀死自己的对手，他一死，你也无事可做了，如此一来，因胜利而得的快意满足便很快地消逝了。相反，当创造工作一旦完成，人们会久久凝望着它，欢喜不已；而且这件工作并非完美无缺，因而不会使人们无事可干。所以说，从创造中找到的乐趣，要比从破坏中找到的乐趣，更为浓厚持久，因为你一旦充满了仇恨，你就不能像别人那样在创造中轻而易举地获得快乐。
当一个人把创造性带到工作中时，他就会永葆赤子之心，像一个小顽童那样把工作当作一场无休止的智慧游戏。
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加州大学物理系教授费曼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轻松愉快的“科学顽童”。
费曼是教授出身，许多人认为，教书是一种机械的重要工作，没有多少创造性可言，而费曼却不这样看，他总在琢磨有没有更好的介绍方式？有什么相关的新问题？你能否赋予这些旧知识以新的生命？如果你真的有了新的想法，能从新角度看问题，你会觉得很愉快。
费曼把他的研究当作一种享受，他有个口头禅就是“享受物理。”还在上高中时，看到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流逐渐变少，他就好奇地想，能不能研究出它的曲线？后来他发现这并不难。他的研究总是随兴之所至，而不去考虑它的重要性，它对核子物理的发展有多大意义，因为他是觉得好玩才做物理，什么时候想玩就什么时候玩。
一天，费曼坐在餐厅里，旁边有些人在玩耍，把一个餐碟丢到空中。碟子冉冉升起时，他注意到它边飞边摆动，边缘上的校徽也转来转去，而且校徽运动的速度比碟子转动得快。
费曼开始了他的工作：着手计算碟子的运动。结果发现当角度很小时，校徽转动的速度是摆动速度的两倍，刚巧是2比1，而这是从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式推算出来的。他想，“有没有更基本的方法来处理这现象，例如从力或动力的角度来了解为什么刚好是2比1？
他记不得过程细节了，但最后他计算出碟子上各质点的运动，以及所有加速运动怎么互相平衡，使得速度比刚好是2比1。
他跑去告诉他的同事贝特：“嘿！我发现了些很有趣的现象。当餐碟这样转时……是2比1，原因是……”他告诉了他加速运动等等。
贝特说：“费曼，那很有趣，但那有什么重要？你为什么要研究它？”
费曼答道：“那没什么重要的，我只是觉得好玩而已。”贝特的反应并没有使他泄气，他下定决心要随心所欲地享受物理。
他继续推算出盘子转动的方程式。随后他思考电子轨道在相对论发生作用的情况下如何运动，接着是电动力学里的狄拉克方程式，再接下来是量子电动力学。他来不及细想事情的究竟，只是在“玩”，事实上是在工作。一切是那么水到渠成，这些题目玩起来是那么轻松自得，像打开瓶盖一样，所有东西都毫无阻塞地流出来。他差点产生抵抗之心了！他做的毫无意义，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后来他获诺贝尔奖的原因全部来自这天他把时光“浪费”在一个转动的食碟上！
费曼沉浸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甚至比沉浸在热恋中的情人还要狂热，如果不是其中有着创造带来的巨大愉悦感，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一次，正在研究贝塔衰变理论的费曼一直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他努力计算，得到很多互相吻合的结果。他在专心思考，外面很黑很静。突然，窗口上映出一张雪白的脸，他在惊惧中大叫起来。
原来这是他的一位女友，她为他度假回来没跟她打招呼而生气。费曼请她请来，向她解释他刚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理论，正忙得不可开交，并说：“请到外面去，让我把它完成。”
她说不打扰他，就在客厅坐坐，但却并没真的坐下来，而是蹲在角落里。他忍无可忍。在这样的时候，他必须继续计算下去，他正在进行的重大发现要比那位女士更重要。他总算让那位女友离开了他。
当费曼投身于科学研究的时刻，常常是深夜饿极了才想起吃东西的。曾经有很多次被警察拦住——有时想得连走路都没法走，还得停下来澄清一些事；有时也会伸双手，自言自语地说：“这跟这的距离是这样，然后会那样……”警察看到了便过来盘问。
充满创造力的人是不喜欢把自己局限在一个领域内的，他总是不断地开辟新的工作领域，尝试新的生命体验。
谁会想到，费曼这个在上中学时只会画直线的人竟在功成名就之后开始学画，当画家，甚至去卖画。
费曼有位叫左赐思的画家朋友，他们彼此间常为艺术与科学的问题而争论不休，最后他们决定轮流上阵，费曼教左赐思科学，左赐思教费曼艺术。虽然他打赌说左赐思没办法教会他画画，但他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强烈的渴望：用画笔表现对这个世界之美的感受，这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情感。他想到，世间万物虽然各行其是，却被同样的物理定律所管辖，大自然真是太美妙太奇幻了。他要通过绘画，和他人沟通这种情感。
他并没有教会那位艺术家科学，但他自己的画艺却是日臻进步。终于有一天，他的作品参加了画展，而且被一位女孩子买走了。
这位女孩和她的先生来参观画展，被费曼的《太阳磁场》深深地打动了。女孩提议买下来，她的先生却决定再考虑一下。等他们回去后，她突然想起几个月后就是先生的生日，所以又返回展览会场买下这幅画，决定在生日那天给丈夫一个意外的惊喜。这天晚上，她先生下班时终于发现，他想买下这幅画，逗她高兴。但等他回到展览会场一看，却发现画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费曼从女孩的故事中了解到了艺术的价值：艺术能为人带来快乐；你创造的东西可以令人喜爱到得则喜，失则沮丧！他更明白了卖画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让真正想要这幅画的人可以把画买回家，是让那些得不到这幅画就很难过的人能拥有这幅画，他觉得这真是太有趣了！
他决定开始卖画了，为了不让别人只因觉得物理教授画画稀奇才买他的画，他还特意取了个笔名。一位给他当模特的女孩自愿作他的经纪人，在当地最高档的布洛克百货公司展出了他的画，虽然最后连一张画都没有卖出去，但费曼却认为这是他的一大成就：他的画居然在布洛克百货公司展售！不谈别的，单单能因此而告诉别人他在艺术领域也曾有过巅峰时期，就够有意思的了。
这位堂堂的大教授还不甘心，居然要尝试画裸体素描，他请了一位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做模特儿。他想为她画一幅彩色蜡笔画，先以炭笔素描，然后再着色。他以轻松的心情画好炭笔素描，画的时候毫不担心会画成什么样子，结果却发现这是他画过的最好的一幅画！他打消了着色的念头，就让这幅画保持原貌。
创造性的工作就是这样，经由自己的灵感带你去任何地方，所以你在此刻并不知道下一刻在哪里，创造的乐趣大概就在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之中吧。
后来，他的经纪人给这幅画裱上了美丽的木框，镶着红条和金边，看到一幅画裱框后会变得如此美妙，费曼觉得又是一桩有趣的事。经纪人告诉他，有位女士很欣赏这幅画，他们就去找裱画商。这位女士听从裱画商的忠告不厌其烦地把画裱好，然后让经纪人把画带回去让费曼看看，她说：“我想画家本人会很高兴看到，这画裱好之后是多可爱！”让别人从他的画作中得到快乐，这正是费曼卖画的真正乐趣。
就这样，他的画作卖给了按摩院，甚至还有一幅裸画挂在了气象局办公室的墙上。
费曼还闹得不够吗？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鼓手呢！这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居然能“冒充”职业鼓手，为夜总会的芭蕾舞演出伴奏！
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而人的兴趣却是在时常流动中的，所以造成了现代人对工作的普遍厌烦情绪。而像费曼这样的人则突破了这种限制，他们像神奇的多面神，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和形象，以多姿多彩的工作创造着多姿多彩的人生。
和费曼殊途而同归，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林语堂先生则有另一种身份——发明家。
1946年，在美国一连写了七八本畅销书的林语堂，已经积攒了十几万美元。这时，这位自小一见机器就开心但却从未受过机械学训练的文豪竟然要拾起从前的梦想，造一台人人可用、不学而能的中文打字机。
以林语堂当时的声望，如果他提出一项计划，向什么基金会求助，取得一笔研究经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要自己出资、自己亲手制造，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充分享受“创造的欢喜”。
他着魔似地投入到打字机的研制中，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坐在书房的皮椅子上，抽烟斗、画图，把汉字排来排去，把键盘改来改去。
痴吗？傻吗？对于一个精于算计的人确实是如此，但林语堂看得很开：“一点痴性，人人都有，或痴于一个女人，或痴于太空学，或痴于钓鱼。痴表示对一件事的专一，痴使人废寝忘食。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痴迷的研究终于有了可喜的结果，在精研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基础上，他的采用上下形检字法的打字机键盘终于诞生了。在电脑未发明以前，他想出用窗格显示有同首末笔的办法，真是太了不起了。
林语堂亲自到唐人街请人排字铸模，找了一家小机械厂为打字机制造零件，并请了一位工程师解决机械方面的问题。这是一笔昂贵的费用，加上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他终于无力负担了。靠着东借西贷，才生产出原型。
眼看着多年的储蓄化为乌有，几乎倾家荡产，林语堂无怨无悔。当他把那台“明快打字机”抱回家时，就像从医院抱回婴儿一样兴奋。
林语堂曾把人类文明的发展归结于人类不可遏止的好奇心。“他开头就用他的双手去摸索，像猴子在闲逸时把同伴的眼皮或耳朵拨开来，捉一只虱，或竟是无意识地翻着玩玩。”“今日人类的进步大抵还需归功于那些扰乱人类的虱子。一种好奇的本能也发展出来了，使人类的灵心可以很自由地，用嬉戏的态度去探究各种题目和疾患。这智能上的活动和寻索食物并没有关系，而完全是一种人类精神上的训练。猴子捉虱的目的，不是想把它们吃掉，而是当一种游戏玩着。这便是有价值的人类学术和智识的特征，对事物本身发生兴趣，心中存着嬉戏的、闲逸的欲望想把它们了解。而并不是因为那种学问可以直接使我们的肚子不饿。我以为这是人性的特征，对于人类尊严有着极大的帮助。追求智识的方式，不过是一种游戏：所有一切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以及创立过有价值的伟大事业者，他们都是如此的。从事医学研究的人觉得对微菌所引起的兴趣比对人类更大；天文学家很起劲地记录一颗距离我们有几万万里远的星辰的动作，虽则这颗星辰对于我们人类一点没有关系。”
怀着好奇心去工作，你的工作才能富有创造性，你才能享受到“创造的欢喜”；满脑子功利思想，把工作当作一种手段，你的工作就只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林语堂先生把这种好奇心和游戏精神局限在人类智识和学术上，似乎狭隘了些。其实，哪怕是世人认为最低贱的最平凡的工作，也有许多引发你好奇心的因素，也能在你全身心的投入中自然地产生“创造的欢喜”。
把工作与快乐链结起来
为什么同等条件下，两个人的能力会有差异？为什么同一件事情，两个能力有差异的人都可以做好，抑或都做不好？为什么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会做出不一样的结果，达到不一样的效果？关键在于每个人的心态不同。
工作的人大约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消极型的人，他们把工作当作一种负担，一种不情愿完成的任务来干，所以他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多是痛苦的、烦恼的、沮丧的、满腹牢骚的、理由和借口最多的。算算人的一生大多数时间是在上班、在工作，那么可以推出消极型的人一生中大多数时间是痛苦的，沮丧的。而一个人的一生如果大多数时间是痛苦和沮丧的，那么他的人生就是失败的，他就是为失败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的人生就是悲凉的，努力对他们来说是不起作用的，因为他们笼罩在消极心态的阴影下。
第二种人是普通人。普通人在工作中是介于消极与积极之间，悲观与乐观对半的人，他们的痛苦、牢骚、埋怨没有消极型的人多。他们在高兴的时候，会做出一些优秀的事情来；在消极的时候，会像消极的人一样，对周围的工作环境、对团队、对公司或单位的体制以及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就会影响工作，达不到预期的效率和效果。当然，普通型的人要比消极型的人强，而且这部分人的比重也是最大的。
最好但又很少见的一种类型就是积极型的人。他们抱着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工作，对每件事情都有信心、自信和把握，并且有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意识，在工作中往往是优秀的。他们也有痛苦和烦恼的时候，但他们懂得控制情绪，将消极的心态很快调整到积极的一面来，这样工作就会由痛苦上升到努力，再由努力上升到享受，享受工作、享受生活。
所以关键在心态，我们只有做积极型的人，才能过上美好的人生，体味到工作的美好。
人是需要工作的。工作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源自人性深处的一种渴望。
很多人对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感到不可思议——到那时，物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本来可以尽情地享受了嘛，为什么劳动反而会成为第一需要呢？答案是：劳动创造了人类，也将成为人类展现其自身存在的永远的需求。试想，如果一个人被终生剥夺了劳动的权利，那与被判无期徒刑有什么两样呢？这就跟如果人类能够不死，生命也将随之失去光彩是一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