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韩信和张耳二人率军定赵下燕之时，楚汉双方在荥阳、成皋一线的争夺战达到了高峰，项羽亲自指挥作战，汉军屡遭重创，形势十分危急。韩信和张耳一方面亲统赵军南下进驻修武（今河南获嘉），与驻守荥阳、成皋的刘邦大军成犄角之势，并确保河内（今河南焦作地区）之安全；另一面又往来救赵，抵挡项羽所派出的渡河攻赵的轻骑兵。虽然李左车向韩信建议按兵不动，让部队在赵国休整，劝降燕国，燕国倒是劝降了，但部队在赵国并未得到休整，一直处于战斗状态。
当年5月，项羽猛攻荥阳，形势危急，荥阳城旦夕不保，为了赶快逃命，刘邦上演了一幕金蝉脱壳的大戏。刘邦的部将纪信假扮刘邦从东门去向项羽投降，项羽信以为真，停止进攻，刘邦则趁机从西门逃走。项羽发现自己上当后，大怒，活活烧死了纪信。
刘邦逃出荥阳，进入函谷关，收聚兵马，再次向东，与英布一起沿途收集残兵败将，来到成皋。项羽听说刘邦在成皋，马上又率兵包围成皋。眼看成皋守不住了，刘邦又逃出成皋，与夏侯婴一道渡河逃至修武。修武是韩信大军驻扎的地方，但刘邦并没有直接去找韩信，他和夏侯婴住在客馆。当然，韩信也不知道刘邦来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刘邦和夏侯婴自称是汉王的使者，骑马驰入韩信军营。此时，韩信和张耳尚未起床。刘邦来到韩信的帐前亮明自己的身份，让卫兵不要出声，卫兵一见是汉王，当然不敢出声。刘邦悄悄走进韩信的卧室，把韩信的官印和兵符拿到手，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里所说的“夺其印符”。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交待一下“印符”。
印，就是官印；符，就是兵符。在古代，将军带兵打仗一定要有两样东西，一是将军印，二是兵符。将军印是表明你的身份的，但只有将军的身份并不一定能调兵，要想调兵还必须有兵符。兵符通常是一个雕刻成老虎形状的东西，所以也叫“虎符”（当然，也有雕成其他兽形状的），兵符雕刻好后，要从中剖开，一分为二，带兵的将领拿一半，最高决策者（通常是皇帝或保留有军队的诸侯王）拿一半，皇帝或诸侯要委托某位将领调兵，便让使者把自己的这一半拿到军中，把带兵将领的那一半拿过来对一下，对上了就叫“符合”，于是，该位将领就拥用对这支军队的指挥调动权。换句话说，只要两半“虎符”合在一起，那么拥有这两半虎符的人就有了调兵权。
现在，刘邦拿了韩信的官印和兵符，就有了对韩信这支军队的指挥调动权，更何况他是汉王，韩信还是他的部下，谁还敢不听他的呢？于是，刘邦走出韩信的卧室，传令升帐点兵。韩信这才醒来，发现自己的官印和兵符不见了，大惊，一看刘邦正在升帐点兵，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不得已，他只好站在诸将的行列等侯刘邦的发落，他以为刘邦可能要对他采取什么非常措施。因为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一位三军统帅被以这种方式剥夺印符，他心里非常不安。
但是，刘邦并没有对他采取什么非常措施，而先是对他来了一通表扬，说韩信自拜将以来，定三秦，收韩魏、破代郡，平赵国，不战而降燕国，功莫大焉。随后，刘邦又向诸将大讲了一通当前的形势及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大概是这个意思：正面战场上楚国攻势甚猛，敌强我弱，所以有荥阳、成皋之惨败，现在前方兵员严重不足，需要补充战斗力量，所以，这支有着光荣传统和坚强战斗力的军队，理所当然应该担当起抵御强敌的重任。同时，为了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必须开辟新的战场以牵制楚军，而此时开辟新战场的最好方略，莫过于攻下齐国，因为攻下齐国就意味着直接威胁楚国的后方。而且如果汉军攻齐，楚军势在必救，这样，正面战场的压力就大大减轻了，这样一来，一则可以使前方的将士得到休整，提高战斗力，二则可以进一步将项羽陷于三面作战（西有刘邦，北有彭越、赵王张耳，东北有来自齐的威胁）、疲于奔命的境地，将其拖累、拖垮，直至拖死。话讲到这里，刘邦就开始下达军令：赵王张耳负责守卫赵国，务必加强境内治安，并继续征发赵地子弟兵增援荥阳、成皋防线；解除韩信对燕、赵军的指挥调动权，拜韩信为赵国的相国，并率领曹参、灌婴等部，另外招募新军，前往攻打齐国。
为了安慰韩信，刘邦大概还说了“将军此次伐齐任重道远，当勉力为之，不负寡人之望！”不过，不管怎么说，刘邦以这种无赖的方式收缴韩信的印符，韩信心里肯定是不痛快的，多少对刘邦有了些看法，也许这也是他打下齐国后要让刘邦封他为“假王”的原因之一。
先前，李左车的建议虽然被韩信采纳了，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除了不战而降燕国外，其他的建议韩信根本无法照办，也许这也正是改变韩信命运的一个分水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