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料，我在试图复原那天的场景。他们一行被绑缚在两根结实的十字交叉的木桩上。绳子多半是细麻绳，被水吃透，越是挣扎，越是吃紧。疼痛可以让人拼命去拗坠麻绳，用麻绳之痛来转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5页。
刀口的纵深之力。毕竟手臂是人体最能吃痛的部位。但肉尽骨显，受刑者却无法自行折断骨头。疼痛一直在骨头上慢慢地锯，这种毫无声音的疼痛，以锥子般的钻凿力，成为较量的平面。大剂量的血，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学徒，不停地擦拭先生的泼墨！他一错再错，只好不再跳出来瞎忙。血渐渐少了，一种奇怪的麻木感成了泼墨的知音。所以，血顺着石达开的腿向凹地流淌，乱如蛛网。刽子手像展开游身八卦掌身法一样在东蹿西跳，尽量不沾湿鞋子，后来渐渐就不行了。大血管一当被切断，血会决堤，冲他个猪头狗脸。
抵御疼痛需要极大的体力。1912年1月12日，彭家珍勇掷炸弹炸断良弼左腿后，鲜血直涌的良弼突然产生了庆忌惜专诸的奇怪感情——不但要厚葬彭家珍，而且在德国医生开始为自己做截肢手术时，他拒绝使用麻药——他想当一回庆忌。他是被痛死的。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怀着一线生机，那么，无论是多么大的疼痛，在“阀门原理”的瓶颈制约下，疼痛如突然收缩的河流，只有少量河水可以快速通过。在生机的牵引下，感觉阈急剧下降，起到了极大的“麻痹”作用。问题在于，凌迟之下的石达开绝无生机之念，只能求速死。速死而不能，脱去皮囊之累而不得，就像山陵的坡度跟血一样在慢慢降低。身体回归土地的过程中，横亘着无垠的锋利山丘。那么，怀着最大的绝望，去接受绝望安排的所有议程，就成为唯一合理的解释了。
绑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像一头摊开的蜘蛛。血在地面编织着狰狞的构图，他的双眼被头皮覆盖着。残肢就像神话人物刑天一样，身体上突然睁开了无数双眼睛。
所有太平天国军人，都可以默诵洪秀全的《克服困难诏》：“神爷试草桥水深，如何吃粥就变心？不见天兄舍命顶，十字架上血淋漓……”钉十字架的耶稣，如果目睹自己的兄弟，用接受120刀的缓慢方式步己之后尘，“天兄”会说什么？《新约》当中，耶稣曾5次提到以“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作为配当他门徒的必要条件。
洪秀全：《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1页。
受苦并不一定是受死，而更是受辱，门徒必须是准备好不被理解、被人歧视、除了甘于放弃信念之外承受所有苦难的人。如果说，钉十字架就象征自我否定和甘愿受苦，那么，绑缚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没有自我否定，只有血肉淋漓的奉献。
交出自己，是为了6000多名兄弟免于死亡，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啊！这种感觉真正落到了他身上。当他也许能够明白，在自己最为痛苦的时刻，恰恰是爱如渊海的时候。身体里的深渊，既是痛的渊薮，也是爱的大本营。这种爱一旦放大——不是一种形而上的假想出来的痛，而具体为一种真实的生理疼痛。
希腊作家卡赞扎斯基在《基督最后的诱惑》里，描写大天使加百列降临基督时总让基督生不如死，像是癫痫发作。就意味着，精神上没有准备妥当就要在肉体上受难，总是一般人的本能。曾仕和为什么呼叫？我想，不是他不勇敢，而是他没有做到绝望的准备。肉体受难就是精神再生的前提，或者说，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你在靠近上帝或完成成人礼时，绝望之痛或阉割的痛苦就必然出现。疼痛与爱是身体必然遭受的两种空前的感受，受难者是以疼痛来承接爱的活水，付出爱就必须获取疼痛。这就像烙铁的两面，以铁青的高温，在肌肤上愈合刀口——俨然履行着仁者的工作。
那么，扛起这所有的痛苦，那是理所当然的。绑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是否看见了十字架的亮影？在烙铁激起的青烟里，“让死荫显为光明”。他，什么也不说了。身体不是迷宫。身体也不是仙境。鲜血汩汩，在忍耐疼痛的自控力之下喷薄而出。痛激发了一种生存的本能，那是对生命的本能屈服。锯子锯的是骨头，而不是灵魂。另一种穿透了灵魂的痛，却在历史的长河里，屈身为桥。无论是怎样的圆凿方榫，石达开已经实现了一种荣耀：他彻底交出自己，吃完了自己的身体所匿藏的痛。他没有被疼痛毁灭，疼痛使他拔升，在浑身凉意中，明白自己33年的人间历程，在阳光突然穿越头皮的最后时分，已经成了！
一代才女伍尔夫发现了这个疼痛的哑默之谜。她认为，“英语能够表达汉姆雷特的意念和李尔王的悲剧，却没有言辞来表达惊诧或头痛……陷入情网的学龄少女用莎士比亚或济慈来表达她的心声，但是，让一个受疼痛折磨的人向医生诉说描述头痛，他的言辞便很快枯竭了。”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女性来说，倾诉也许是她们唯一的和最有效的抗拒疼痛的手段。但对石达开这样的人来说，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回到受难的身体。
割完上身，接下来，就应该旋去裆中之物……凌迟一直进行入夜方结束。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铭记这一天：
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农历同治二年五月初十。西历1863年6月25日。
英国人赫德爵士（1835—1911）在其《日记》有如下一条——1863年7月27日他记录道：“长期以来，一直转战于四川省和陕西省边境的太平军大将石达开被骆秉章所俘，并砍了头，今天方得此讯。”石达开6月25日被杀，消息至7月下旬才到达京师，路途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他认为这体现了“传递的重大军情政情何等之慢！”真实的情况是，信息是连同石达开的头颅一并上路的。（有人指出，至重庆因首级腐烂埋葬，见四川大学历史系伍仕谦教授《关于巴县档案》，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这远不是赫德爵士在华倡导的电讯所能传达的。在成都处决石达开以前，清廷最为担心的，在于捕获者是否是石达开真身。清末学者黄彭年致唐炯的书信一通，近日在贵阳被发现，黄彭年的信中说：“四月廿九同方伯赴大渡河，五月廿一归寓。两奉手书，未及肃复。”又说：“方伯此行，因石逆就擒而余党尚多，是以宫保檄饬迅速前进。”可知系同治二年（1863）。这年三月，石达开率三四万之军，由云南昭通突入川西南，企图直取成保罗·布兰德：《疼痛》，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凯瑟琳·F·布鲁纳、费正清等：《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
都，不料为大渡河所阻，清军与土司步步围杀，进退无路，辎重尽失，陷入绝境。此函根据唐炯来信的内容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告大渡河之行的目的、见闻，最可贵的，是其对石达开的评价：“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传，岂不炳耀千载？如此人不为朝廷用，反使为贼，谁之过欤？”这个锋利的反问，固然体现了钦佩、惋惜之意，也暗示了对大清官员的极度失望。
因此，骆秉章在上皇帝的奏章中一再解释说：“石达开自供与洪秀全等自广西金田村起事即封伪王，及窜扰各省情形历历如绘，皆臣所素悉，语皆符合。且其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实为石达开正身无疑。”即便如此，民间对翼王离开成都的传说却有很多，充分体现了石达开在民间的深犁程度。
至于成都一些本土学者以为，当年西南战事刚平息，流散太平军甚多，赴省城道路崎岖，清廷怕途中生变，便密令就地处决石达开。而押赴省城者乃与石达开貌像之替死鬼，当市处决，警示众民。这样的推论是站不住的——置身凌迟而不发一言且神不变——这是替身能够做到的么？
死刑犯之血肉，民间往往不惜花重金予以购买治病，但石达开的遗骸格外特殊，学者们推测，后在锦江边予以挖坑深埋。所以，成都自然成了石达开的坟茔。这个他一直梦想夺取的大城，如今却成了温软的“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值得一说的是，石达开的降兵中，老弱及新加入者4000多人被遣散，剩下的2000人不久被杀。至今在石棉县陡峭深切的大渡河河谷里，有一支已经“彝化”的部落，种包谷、土豆为生，他们对外宣称自己就是太平天国“长毛”的后裔。这个铁的事实，就让“石达开在大渡河畔斩杀了二百名彝族向导，以致失去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自蹈绝地”的谬说，不攻自破。
参见《黄彭年笔下的石达开》，《贵阳晚报》2009年10月28日。
石敢当的隐喻
石达开逝世当天，经清咸丰皇帝批准，恭亲王奕忻与法国政府签署附加协议，正式确认广州圣心大教堂的建立。咸丰帝下诏：“从现在起战争必须永远停止，必须永远真诚地保卫和平。”可见，圣心大教堂也就成了和平的象征。三天后，1863年6月28日是天主教圣心瞻礼日，教堂正式举行奠基典礼，命名为圣心大教堂。此时，石达开已经融进成都平原的沃土了……凌迟一词首见于《荀子·宥坐》：“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凌迟故。”到辽代始定为正刑，一直沿袭到清末。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经晚清法学界最有名的学者沈家本奏请，颁布《大清现行律例》后才下令将凌迟、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具改斩决”。后死刑分绞、斩两种，但是各种名目的酷刑远未禁绝。毫无疑问，凌迟是超级专制主义罪与罚合唱中的高音部，但不绝如缕的凌迟仪式，从来就没有达到杀一儆百、制造恐怖、消解反抗、禁锢言论的目的。这无论如何是让发明者深感困惑的。不同的制度在近世发明出来的“思想罪”、“反革命罪”之类，也许属于福柯的研究谱系范畴，但是可以肯定，这些针对人心的罪名，高歌猛进的制度同样采取的是制造大面积身体之痛的古老方式为主要惩罚手段之余，再旁及灵魂的。提三个人就足矣：林昭、张志新、李九莲……2008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站在安顺场的大渡河畔，水流为上游的大岗山水电工程的大堤所阻，白色咆哮的水沫化为了一泓深碧，宛如碧血。我突然感到一种面对历史的虚无与脱力。1942年抗战期间，西康省政府在大渡河畔修建翼王亭及其碑刻。翼王亭碑毁于“文革”期间。1980年按原貌恢复，亭内有于右任先生《题大渡河翼王亭石室》的诗：
大渡河流急且长，梯山万众亦仓皇；遗民慷慨歌谣里，
犹说军前失翼王。
在有关石达开的各种评价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基督教浸礼会派遣来华的医药传教士、政治观察家麦高文撰写的通讯中的一段评语：“在残存的首领中，除翼王石达开外，其余状况几乎一无所闻。这位年轻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勇猛无畏，正直耿介，无可非议，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培雅德。（培雅德是法国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他率军抵御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大军入侵，勇猛无畏地捍卫了祖国的疆土）他的性情温和，赢得万众的爱戴，即使那位采取颇不友好态度的《金陵庶谈》的作者谢介鹤也承认这一点。唯该作者为了抵消上述赞扬所造成的美好印象，故意贬低他的胆略。正如翼王其他清朝官方人士以及向我们口述其经历的外国水手所声称的，翼王在太平军中的声望，驳斥了这种蓄意贬低等说法。不容置疑，他那意味深长的‘电师’的头衔，正表示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和性格。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敢作敢为的人，这可以从他曾经继承相当巨大的家产推想出来。在他们的集团尚未呈现出政治色彩以前，天就倾其所有，把全部家产投入紫荆山那遭受迫害的拜上帝会——这正是他献身革命时抱有的真心诚意的明证。”这让我猛然想起，石达开的外号就叫石敢当，这比起曾经加冕于身的“神圣电”、“电师”、“义王”之类来，要贴切得多。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石达开与其说是被一个暴虐的制度置于了凶地，不如说，他成了两把交锋的利器之间，在中国的道路正中，用自己的骨头，啃下了一块碎片……那个刽子手余宝是有下文的，他迷了心窍，状如疯魔，成天在府河旁边哀号：“我有罪，我有罪啊……”
参见《东北王内讧始末——中国起义史稿连载之十七（节选）》，《北华捷报》第35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