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的构成
（1）说理的核心———论点论点也叫论题，它是主体对所论述问题提出的主张、看法和表示的态度，也就是被证明的对象，主要解决“证明什么”的问题。它总是以判断的形式出现，明确表示主体对所论述问题的肯定或否定、赞成或反对。论点在整个论证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因为证明的目的就在于证实论点的正确；没有论点，也就没有必要议论。论点既是论证的出发点，又是论证的落脚点。论点决定着选取什么样的材料作论据；也决定着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论证。
（2）说理的依据———论据论据是用来证明论点的依据，是说明论点的理由和材料，主要解决“用什么来证明”的问题。一个论点是否成立，与论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论据确凿可靠，论点才站得住脚；论据充分、全面，论点才能有强大的说服力。所以说，论据是论点的基础，论点是靠论据来支撑的。作为论据的材料，大致有两个方面：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前者指有代表性的人证、物证、典型事例、历史资料、统计数字等；后者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一般原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科学定律、原理、法则，和已被证实的公理、假说以及成语、警句、格言、谚语等。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有理走遍天下”。将摆事实与讲道理这两种论据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用，就可使说话既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又可增强论辩的理论深度和力度。
（3）说理的过程———论证论证又称论证方式或论证过程，就是用论据来说明论点的过程和方法，主要解决“怎样来证明”的问题。论证的过程，就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逻辑推理的过程。一篇讲话，只有正确、新颖的论点，确凿、充足的论据还不行，还必须通过富有逻辑性的论证，恰当地揭示出论点和论据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做到观点和材料的有机统一，这样的讲话才有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
说理的类型
（1）分析法说理
分析法就是通过分析问题和剖析事理，来揭示论点和论据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以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的方法。
譬如，唐朝宰相魏徵，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说辩家。他辅佐唐太宗17年，进谏数百次，多为唐太宗所采纳。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代正处在太平盛世，群臣奏请太宗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以显文治武功。惟独魏徵一人反对，认为此时封禅不妥。他向太宗进谏时对此事作了如下分析：“陛下功业虽高，但恩泽尚未及全国；国家已太平，但物资还不丰富；外邦虽已臣服，但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祥瑞虽多次出现，但法网还嫌紧密；年成虽说不错，但仓库还是空乏。所以，我认为不可举行封禅。”魏徵一口气列举了五个事实，说明“不可封禅”的理由，颇具有说服力，使得本来打算接受群臣奏请前往泰山封禅的太宗沉默不语。魏徵见进谏初步奏效，接着又说：“一个刚刚病愈的人，就让他扛上一石米日行百里，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我们的国家刚刚治好战乱的创伤，元气还没有恢复，就急于向上天报告功绩，当然是欠妥当的。”太宗见他说得在理而进一步动摇。魏徵接着又说：“再说，东封泰山，万乘千骑，要耗去大量资财。若再遇上灾荒，风雨骤变，不明事理的人横生是非，那更是悔之莫及！”魏徵的三段谏词，层层深入，步步递进，环环入扣，最后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唐太宗三思后，欣然接受了他的进谏，停止了封禅。在这段说理中，魏徵运用了分析矛盾的方法。他首先提出五个问题，剖析这些矛盾中潜伏的不利因素，然后又以形象的比喻增强说服力，最后又回到现实中分析利弊得失，层层递进有如剥笋，说理透彻深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显示了分析法的特点。
（2）举例法说理
举例法是一种列举事例以说明道理的说理方法。它通过对事例进行阐释分析，归纳总结，用事实及其蕴含的真理来证明自己持论的正确性。这种举事明理的方式有理有据，理据统一，能产生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量。
比如李燕杰在题为《国家、民族与正气》的演讲中，一开始就提出论点：“爱国主义就是对于祖国的热爱，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接着，他选用了六个事例证明上述观点：
（1）举世闻名的波兰音乐家肖邦出国携带一个装满祖国泥土的银瓶，他病危时要求朋友把伴随他多年的波兰泥土撒在他的墓穴之中，而把他的心脏带回波兰；
（2）大音乐家贝多芬坚决拒绝为侵略维也纳的拿破仑军官演奏。
（3）我国古代诗人屈原九死未悔的爱国情怀。
（4）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囚时写下的与祖国生死与共的悲壮诗句。
（5）19岁学生舍安平写的情深意笃的爱国诗；
（6）一位归国华侨的不凡经历及爱国志向。这六件事，从古今中外的不同侧面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爱国主义是一种伟大而崇高的心灵之美”的观点，非常有说服力。
（3）直驳法说理
所谓直驳法，是指在说理时以确凿的事实或无可辩驳的道理作论据，以直接证明对方论点或论据的错误，从而驳倒对方的方法。比如：
抗日战争时期，在一次国共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国民党代表指责说：“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为什么共产党要加上‘革命的’形容词！”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当场反击说：“你们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没有读过《建国方略》这部书吗？孙中山在这部书的开头就说：‘余所著之三民主义乃革命之三民主义。’可见，我们只是把‘之’字改成了‘的’字，有什么不对？”对方哑口无言。
直驳法说理的成功，关键在于抓住对方主要论点和论据的漏洞，有的放矢地用事实加以批驳、揭露，使对方不能立足。
（4）类比法说理
类比法是利用事物的相同属性或相似点，进行比较、对照，由个别推出个别的说理方法。比如，有位县长在干部会议上谈到工作方法时说：
“我们办事情，要分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不能不顾实际，乱抓一气。也要防止犹豫不决，错失良机。《应谐录》上有这样一个故事：一群大雁在空中飞翔，哥哥拿起弓箭，瞄准大雁，刚要射箭，他转头对弟弟说：‘如果射中了，煮了好吃吗？’弟弟说：‘不飞的雁是煮了好吃，飞着的雁是烤了吃好。’一个要煮，一个要烤，争论不休。只好去请一老伯调整。老伯说：‘一半煮一半烤好啦！’两个人赶快回到原地准备射雁，可是大雁已经飞得无影无踪了。希望我们大家要吸取这样的教训。”
县长在这里巧借故事来说明办事不能“犹豫不决，错失良机”的道理，十分有力且有趣。
类比法说理要注意的是，所比之事所包含的道理一定要与自己的观点相吻合、相贴切。不能牵强附会，也不能搞机械类比，强词夺理。杂文家刘征曾嘲讽过“机械类比术”的诡辩者。他说：“施行此术，要巧于强抢硬扯，随心所欲地作荒唐的类比。你长胡须，耗子也长胡须，你就是耗子的本家；你在床上睡觉，臭虫也在床上睡觉，你就是臭虫的同伙；你咳嗽，刺猥也咳嗽，你就是刺猥的应声虫；你为了杀鸡而磨刀，十万八千里外爪哇国的一座古庙里有个强盗也在磨刀，你就是与强盗狼狈为奸，图谋杀人越货，你也是一个江洋大盗。如若不然，何其相似乃尔！”这是对进行机械类比的诡辩者的有力针砭和讥讽。我们在运用类比时，不可堕入机械类比的泥坑。
（5）归纳说理
归纳说理是通过若干个别事例，概括它们的共同属性，综合它们的共同本质，从而得出一个反映普遍规律的结论的说理技巧。其特点是从个别到一般，符合人们认识活动的规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通常总是先认识许多个别的特殊的事物，然后再逐步扩大到一般的事物；由认识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进一步概括出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亚里士多德在《论辩篇》指出：“归纳法是有说服力和简单明了的，从感性认识的观点看来是比较方便和简单易行的。”所以在说理论证中运用得比较普遍。例如，吕元礼的《祖国———母亲》的演讲词中有这么一段话：
历史上，多少中华儿女像热爱自己的母亲那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屈原抱石投江，为的是祖国；文天祥慷慨悲歌，为的是祖国；陆放翁留诗示儿，为的是祖国；谭嗣同面对刀俎，脸不变色，“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念念不忘的也是祖国；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就义时，慷慨悲歌“恨不抗日死，留着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视死如归，甘洒热血，所报者还是祖国。为了祖国，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儿女献出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
这里就运用了归纳说理的技巧。在这段话中，“多少中华儿女像热爱自己的母亲那样热爱自己的祖国”一句是论点，下面列举归纳的根据，用屈原、文天祥、陆放翁、谭嗣同、吉鸿昌的英雄事迹来证明论点的正确。运用归纳说理，一要事例典型，二要事例真实，而绝不能任意罗列材料，将个别情况当成普遍真理。必须认真分析各个事例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从就事论事进到就事论理，结论才可能是正确的，否则就犯“轻率概括”和“以偏赅全”的错误。
（6）演绎说理
演绎说理是根据公认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普遍原理，去推断个别事物，从而得出新的结论或新的观点的一种说理技巧。演绎说理与归纳说理正好相反，其特点是从一般到个别，也符合人们的认识活动规律。因为，人们认识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又可据此继续认识其他的个别事物，找出其特殊的本质。演绎推理又叫三段论证法，通常由三个判断构成：一个用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一般原理、原则，叫大前提，这是演绎推理的根据；另一个提出所要分析的那个事物及其某一方面的属性，指出它同这个一般原理、原则的联系，叫小前提；第三个表述所要推出的结论，其公式是：所有Ｍ都是Ｐ，
所有Ｓ都是Ｍ，
所以，所有Ｓ都是Ｐ。
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有这样一段活：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么，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先用一个直言三段论从正面论证马克思主义不怕批评。其推理过程是：凡科学真理都是不怕批评的；（大前提，因众所周知而省略）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小前提）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结论）接着，毛泽东又用充分条件假言三段论的否定后件式，从反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不怕批评。其推理过程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
马克思主义是有用的，（省略）所以，马克思主义不害怕批评。（省略）运用演绎推理，可以加强说话的逻辑力量，收到先声夺人的效果。要运用好演绎说理的技巧，关键是大前提必须正确，大、小前提之间必须有本质上的必然联系，否则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反驳技巧
反驳的意义
反驳以“破”为主，就是用事实和道理驳斥对方的主张和观点，指出其错误性。本来，“立”和“破”、说理和反驳是对立的统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你要充分阐明和论证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就有必要揭露、批驳对方主张、观点的错误、荒谬；反之，你要彻底批倒对方，也有必要鲜明地提出和论证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不过有所侧重罢了。而事实上，你证明了某一主张和观点的正确，也就意味着与其相对立的另一主张和观点的错误；驳斥了某一错误主张和观点，也就意味着与其对立的某一主张和观点的正确。所以，说理与反驳是相互依存、结合使用、相得益彰的。
反驳的途径
说理包含有论点、论据、论证三个必备的要素，反驳的途径则有反驳论点、反驳论据和反驳论证三种。反驳论点，就是针对对方的主张和观点进行批驳，指出它是错误的、荒谬的，不能成立的，甚至是反动的，进而彻底将它驳倒。双方或各方的分歧主要是主张、观点（论点）的对立，因此，主张、观点（论点）是反驳的主要对象，是反驳的目的之所在。反驳论据，就是驳斥对方论点所凭借的事实和理由，指出它是片面的、虚假的、矛盾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论点往往是建立在片面或虚假的论据之上的，因此，只要将论据驳倒了，其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论据站不住脚了，建立在片面或虚假论据基础上的论点自然也就不能成立。而反驳论据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反驳论点，只不过是从反驳论据上下手罢了。反驳论证，就是驳斥对方在论证过程中逻辑上所犯的错误，指出论据和论点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或是逻辑关系错误，因而从这样的论据中推导不出它所得出的结论。
反驳的类型
（1）直接反驳———针锋相对法针锋相对，就是抓住对方论点的要害，直接进行反驳，或引用确凿的无可置疑的事实，或从理论上进行深入透彻的剖析，指出对方论点的错误和荒谬。这有如两军相遇，短兵相接，步步进逼，“刀刀见红”。运用针锋相对的反驳技巧，首先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或胜过对方，这样才能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威震对方；其次，立论要准确，要有强烈的针对性，不仅如此，而且反击的言论还应比对方高出一筹，使说话有声有势，沛然如流，具有无可抗衡的雄辩力量。这样才能在两相对照之中，保持主动地位，克“敌”制胜。
1923年2月，夏明翰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在审讯中，他毫不屈服，与敌人展开唇枪舌剑的斗争。在最后一次审讯中，敌主审军官问：“你姓什么？”夏答：“姓冬。”敌主审军官：“胡说，你明明姓夏，为什么胡讲？”夏答：“我是按照你们的逻辑在跟你们讲话。你们就是这样，把黑说成白，把天说成地，把杀人说成慈悲，把卖国说成爱国，我姓夏，就当然要说成‘冬了’。”敌人无言反驳，继续问：“多少岁？”“共产党万岁！”“籍贯？”“革命者四海为家，我们的籍贯是全世界。我们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红旗一定要插遍全球！”夏明翰越说越激昂。敌主审军官慌了，想匆匆收场，问道：“有无宗教信仰？”“我们共产党人不信神、不信鬼，不像你们一手捧《圣经》，一手举屠刀。”敌主审军官：“那你没有信仰吗？”“怎么没有信仰？”夏明翰大声宣布，“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敌主审军官追问道：“你究竟知道不知道你们的人？”“知道。”“在哪里？”“都在我心里。”敌人用尽心机，没有丝毫效果，于是宣布“就地处决”。夏明翰昂然一笑，拿过笔，写下正气凛然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烈士面对敌人的所谓审判，采用了针锋相对的批驳技巧，坚持了自己崇高的信念，揭露了敌人的反动本质，从道义上将国民党反动派推上了审判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