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地标、事件、风向标：
太湖治水、青藏铁路、三鹿奶粉、就业、就学、择校、高考体制、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小区改造、拆迁、上访、市政交通、饮用水、城市绿化、医疗卫生、洪灾、冰冻、汶川大地震、安全生产、城镇基本医疗保障、减负、老年化、人口素质、出租车调价、汽油价格、春运、和谐心声
2005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指的是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
前世今生
中国农村当前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无法规模化经营，也就无法发挥集约化的优势。”
曾经有专家专门做了个测试，专家只问了两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是：“中国农作物与美国农作物总体那个更便宜”，对于这个问题大概三分之二认为中国的会低于美国的，支持的理由是“中国农民的劳动成本远远低于美国”。而事实上是：美国农产品的总体价格要低于中国。当专家告诉受访者：“美国的大豆和玉米的到岸价格比中国的产品价格还要低15个百分点！”时人人都很惊讶。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的农作物总体成本要低于中国”，对于这个问题，绝大部分人的回答是：“美国是规模化生产。”其实规模化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且不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其实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建立在规模化基础上的集约化。
中国农业要进入规模化经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子？按照中央的政策则是“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农民参与”。也就是将土地流转后，集中在少数企业化经营的公司或者类似实体的手里。
今天，“土地流转”一词风靡全国，但是要真正理解其意义，必须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有一个了解。
历史上，我国农地都是可以流动的，那时候不叫流转，叫买卖。在土地作为主要财富的传统社会，土地流动意味着对应的财富分化。可分化到底有多大，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的问题。有两种制度在同时影响土地配置的变化，一是土地的交易，一是遗产的诸子均分，在这两种制度相互作用下，土地集中与分散的趋势谁更占优，其实少有人做过准确统计。所以，史上才既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形容，又有“千年田八百主”和“富不过三代”的说法。
但是，若将皇室及官僚豪强利用权势占地的因素考虑进来，肯定会加大分化的现象。明清以后，这种现象又随人口猛增，人地矛盾加剧而更加强烈。20世纪初，阶级理论传入，更是将其上升为一种解释社会矛盾的理论。而且，传统租佃经济的盛行虽说与人多地少、土地稀缺有关，却总易让人感觉病态和伦理缺失，于是，土地革命也成了中国革命中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是改变传统中国农地配置的一个历史转折。经过土改，新中国实现了亘古未有的地权平等。然而，在实现平等的同时，却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平均主义分地原则让本就因人口增加而加剧的土地细碎和零散化现象进一步突出。纵观历史，秦汉以前一般农户有“五口百亩之家”的说法，暂且不论古今亩制变化，那时一般农户占地之宽松，由此可以想见。到了清末，情况已大为恶劣，人多地少，人均占地可能就只有两亩多了。土改又使土地进一步细碎化，农户占地规模之小，在世界上实不多见，从而极大地妨碍了规模化经营。且小农不像地主，余粮不多，为防灾害，他们惜粮不售，结果，土改完成的1952年本是一个丰收年，可大小城市却普遍感到缺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台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随之提速。
大集体的失败以及其后的土地家庭承包，一方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将土地细碎化问题再一次暴露出来。且此时农村人口远超1950年代，农民家庭生死嫁娶也需要调整土地，所有这些都使矛盾进一步加剧。如果任由这种情况继续发展，总有一天，我国农地将因为这种无限细碎化的趋势而从根本上丧失正常的生产功能。
农地无法发挥生产功能，承载在它上面的其他功能（如为一些专家反复强调的保障功能）又从何体现？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央自1980年代中期起即强调土地流转，以逐渐重建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也只有在同样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
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土地流转之所以没有实施和推广，原因是：规模化经营必然会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丧失劳动机会，大量的劳动人口需要安置，而据估计这个数量不会少于1个亿的劳动人口，加上这1个亿背后的家庭人口，估计将接近4个亿。这正是经过了十多年讨论而中央迟迟不敢下决心的根本原因所在。
今天，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及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使得实际在农村耕地的劳动力大大减少，责任田反倒成了很多农民的鸡肋，土地流转的机遇就此成熟。
2005年3月15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实施，也就是说未来中国将会走向规模化经营的道路。
土地流转的深远意义
向应镇城西村坐落在大连市金州区东部，有3个村民小组，577户，农业人口1409人，耕地总面积7000余亩。
1999年前，城西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村集体负债112万元，农民人均收入不足1200元，村干部几年开不出工资，土地上千亩撂荒，一部分农民选择了外出务工。
“地里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每亩地纯收入只有100多元钱。”城西村村主任张世栋说，“穷则思变。当时村里唯一的资源就是土地，于是我们就开始在这块土地上做文章了。”
1999年，城西村与韩国、日本客户达成合作意向，种植草莓和甜玉米，这对城西村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随之项目又遇到了新的难题：外商签订单的条件是必须保证种植基地面积不小于500亩，而且还要配套水利设施。
农民与土地，自古以来就有着依附关系，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用什么方式把农民一家一户的土地集中在一起？经过村委会反复研究，决定先搞土地承包。村委会与61户农民签订了293亩土地承包合同，加上村里撂荒的400余亩土地，村委会干部带领少部分农民，进行订单生产。这一尝试，打开了城西村发展规模种植的一扇门。经过集体经营，城西村不但还清了债务，当年还收入15万元。
2001年，城西村有224户农户，3328．4亩土地入股，正式成立大连向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确立农民股份制机制。村级收入达到20万元，人均收入达4700元。
2002年，城西村建了5000平方米温室大棚，种植蝴蝶兰。随后，1000亩大樱桃基地、1000亩科研繁种基地先后建成，花卉、蔬菜、水果成为城西村的主导产业。经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城西村成为首批挂牌的省级现代农业园区。
2008年，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4000元。现有私营企业7家，外商独资企业7家，内资企业2家，个体工商户61户。
目前，城西村的农民已成为现代农业的产业员工。进入公司的农民，虽然依旧在务农，但却认识到自己是企业的一名员工，他们不再是散兵游勇。置身于企业组织中的员工，由于不断地接受企业的组织纪律教育，生产所必需的时间观念、协作观念、诚信观念、质量观念、创新观念、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教育，不断接受企业文化的熏陶，很自觉遵守公司的章程纪律，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员工在公司内，不但享有工作权、承包权、选举权、被选举权、议事权、监督权、参与决策权、收益分配权等权利，还摒弃了过去农民身上的不良习气，变成勤劳致富、遵守纪律、讲求民主、热爱学习、追求文明的新型农民。
现在，城西村已经形成“居住小康化，土地股份化，农业产业化，生产企业化，收入多元化”的经济格局。
以地入股，土地由“死物品”变为“活资本”，从而使土地资本流动起来并能够升值。城西村的嬗变，揭示了土地在流转中转变成了黄金般坚挺的资本价值与本质。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必良教授指出，土地流转的本质，就是推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必然会促进其他要素市场包括农村资本市场的发育。
土地流转，有效激活土地要素新市场。农民贫穷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因为其缺乏必要的可自由支配的生产资料。土地能合法流转，促使了农村土地资本市场的成熟。
土地流转，拓宽农民增收新渠道。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仍沿袭着传统农业种植方式，土地分散经营，利用率低下，靠天等雨，缺乏科技投入，农产品生产不能有效地根据市场的变化而调整，农民抵抗市场风险能力弱，造成谷贱商农。虽然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拥有了土地使用权，但土地既不能流通又不能荒芜的规定困住了他们的手脚。农民们不得不长年累月地站在那小片土地上辛苦劳作以期获得温饱。土地进入市场并流转给那些种植大户和种田能手，促进了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促进了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发展，实现了土地产出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最大化，使农民摆脱因土地使用权不能流转而加在身上的枷锁。更重要的是，农村的土地会逐渐集中到种植大户手里，加上长久的承包期，无论从预期收入还是成本上考虑，专业户都会放心地加大投入。
土地流转，加速城镇化新进程。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也就是更多的农民脱离土地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当进城的农民或者不愿种地的人将土地转包甚至转让出去的时候，土地交易或抵押等能为土地拥有者提供直接的货币价值，这部分人就有了创业的本钱或者在城里买房的能力，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同时又赋予了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农民创业的压力和进城的难度会大大减小。
“土地流转将开启城乡一体化的新路径。”罗必良认为，一方面通过适当的集中与合理的土地置换，可以避免农村居民点过于分散的住房方式所造成的土地浪费，推进新农村建设并化解耕地红线失守的尴尬；另一方面“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有利于提高农民非农转移的稳定性，从而有利于弱化城乡二元体制并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此外，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是农村金融服务严重滞后，而宅基地及其建筑物的流转和抵押，无疑会有力推进农村金融及农村土地的资本化与市场化。模式与规定
土地流转，具体是怎么个流转法呢？我们以管窥豹，仍然以城西村为例来探寻其中奥妙。
许新财是城西村的一个普通农民，过去，他和中国传统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侍弄着5亩玉米和大豆，遇上个好年头，年底亩收入有100多元，加上家中人口多，可以说是村中较典型的贫困户。2001年许新财把家中5亩承包田交到公司集体经营（土地入股），而如今，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不离乡、不离土，在公司打工，既当股东，又当工人；既拿红利，又领工资。
“公司每年年初给入股的每亩土地200元—300元，年底每亩入股土地又分红300元，就是说，不干活每亩净收入就有600元。而我在公司打工（开车运送蔬菜等），年收入2万多元。妻子在园区承包了一亩多地的大棚搞育种，年收入也在1．5万元左右。这在土地入股前是想都不敢想的。”许新财说。
目前，在城西村像许新财这样在家门口当上“农业工人”的劳动力有400多人，占全村劳动力（750个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全村7000多亩土地，3200多亩土地入股，由公司集体经营。
其做法是，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采取将农民承包的土地部分或全部折价入股的方式，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经全体村民代表讨论通过，市工商局审核批准，成立股份制企业。按照《公司法》和相关法律规定，成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公司管理人员4人，外聘1名教授和4名科技人员，长期工人10人，其他农工在村民中临时招用。
224户农民土地参与入股分红，集中土地面积3328．4亩，一分地为一股，考虑到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无论公司盈亏，每年每亩给予保底200元—300元地类不同，如果公司到年底还有盈利，上缴国家税金后的利润，60％用于扩大再生产，40％用于股金分红，各股权一律平等，年终一次性付给股红。2008年，农民每亩获得保底金300元，分红300元。此外，入股村民还可继续承包公司的大棚，也可到公司打工，目前在公司常年上班的农民有600多人。承包公司大棚的入股村民所得收入与公司五五分成，在公司工作的入股农民男工一年工资l5000元—20000元左右，女工工资10000元—15000元左右。
在经营管理上，根据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种植品种，采用比较灵活的经营体制，避免出现新的“大锅饭”。农户可承包经营，如10个温室和60个大棚，农户向公司交纳承包金后，由公司统一提供种子、进行技术指导、统一收购，利润按比例分成，产品由公司统一收购。
张世栋说，农民入股公司，把土地流转给集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好处：一是保证了农地用途不被改变，二是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三是提升了土地规模经营水平，四是实现了承包土地资本转换，五是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有了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公司，不但完善了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经营有机结合起来的双层经营体制，还使农民回避了两种风险，即：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公司实行的科学化管理，使返包土地的农民，在产前和产后都不再操心，只需负责生产这个环节。此外，公司还提供包括施肥、除虫甚至抗旱等技术指导。彻底把农民从个体经济的商品意识差、产品以自给自足为主、商品率极低、信息闭塞的状态下解放出来。
土地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最根本载体，农民则是最基本的人力资源。城西村的做法盘活了土地资源，也解放了土地上的农民。农民由原来靠天吃饭的单一收入，转向多元化收入。
关于土地流转的方法与规定，全国各地都在摸索，比较有名的有以下三种：
（一）重庆模式
农民以土地入股，农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控股，这种模式改革的步子是最大的，很容易形成规模化和集约化，但土地的原所有者在这样的体制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话语权。城西村就属于此种，之所以取名“重庆模式”，是因重庆地方在该操作上的名气比较大。
（二）广东肇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