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刘少奇提出，土改中，在不动富农土地的原则下，具体政策不要定得太死。他认为，如果大量出租土地，自己种50亩，出租50亩，这就是半富农半地主。他指出还有一种情况，假设有一个人，40亩土地完全出租，这就是小地主，土地要没收；可是另一个人，有90亩土地，出租40亩，自留50亩。如果后者的40亩不没收，那与前者比较，就有些不公平。经过七届三中全会、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最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土地改革法》第六条中，对新的富农政策是这样规定的：“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土改后长期保存富农经济的思想。他指出：“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
长期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决定发出以后，不仅稳定了富农，减少了土改阻力，而且还孤立了地主，保护了中农，使土改顺利推进，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建国初期的土改运动，经过各方面的充分准备，于1950年冬季开始，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50年冬至1951年春，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北约1.28亿农村人口的地区在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斗争的基础上进行第一批土改；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华南、西南约1.1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第二批土改；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3000万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区进行了第三批土改。
到1953年春，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至此，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被彻底废除，实现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性转变。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并在政治和经济上翻了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建设开辟了道路，为新中国这轮新太阳的升起积累了财富基础。同时，土改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建立和巩固了农村的基层政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土地改革以后，政府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大规模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1950银元之战与米棉之战
建国初期，我国在财政经济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一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赤字。二是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物价飞涨使整个社会经济陷入混乱和动荡的局面，人心波动。这是我们党从推翻国民党政府到掌握全国政权过程中所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
帝国主义者曾预言中国人民不向他们乞讨将无法活下去。资产阶级讥笑“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一些不法资本家还试图在经济上和我们较量。我们的朋友中也有人对我们的治国能力表示怀疑，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显然，在这种形势下，能否迅速消灭财政赤字，稳定物价，关系到解放后全国大局的稳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以及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
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必须果断地采取坚定而有效的措施来克服财政经济的困难，以向世人表明：我们有能力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也有能力领导人民治国安邦。
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的较量。当时作为投机市场领导力量的官僚资本已经被我们没收，但大批的私人投机资本还继续存在，成为破坏国民经济的主要因素。它们趁着国家财政经济还有暂时困难和社会主义经济力量还不十分强大的机会，凭借着在市场上占有的经济优势，扰乱金融物价，疯狂地追逐暴利，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就必须狠狠打击破坏性最强的投机资本。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没有采取简单没收的做法，而是按照经济工作的特点，采取行政手段和经济措施相结合，并以经济措施为主的方针，把政治手段和经济措施巧妙地结合起来。
首先，打击金融投机资本。在旧中国，由于通货贬值、物价飞涨，投机倒把就成为官僚资产阶级追逐暴利、掠夺财富的主要办法。币制的不稳，使黄金银元外币充斥市场，于是滋生了一批专门从事金银买卖的投机分子。他们以银行钱庄为据点，专门以倒卖金银为业，兴风作浪，扰乱市场，常常成为物价波动的先导。解放后，他们不顾人民政府的警告，利用国家物资短缺和人民币立足未稳的机会，继续进行金银投机活动，使金银黑市市价一日三涨。这种资产阶级的金融投机主要在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从上海解放到6月9日，短短的13天中，黄金上涨2.11倍，银元上涨1.98倍，物价随之上涨2.7倍以上。买卖活动中也大都使用金条银元，使人民币的通货地位和信誉受到严重的冲击。对此，各阶层的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
为了打击金融投机活动，稳定市场，各地党政部门一方面发动广大工人、学生开展宣传活动，揭露金融投机的危害性和投机破坏分子的阴谋，另一方面严令禁止金银的流通使用和私自买卖，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对非法的金银投机活动和机构，则严加取缔。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与支持下，经党中央批准，派公安部队包围并占领了金银外币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并法办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要投机奸商238人。其他各地也先后逮捕处理了一批投机分子。经过这一打击，金银投机活动基本被制止了，市场得到了初步的稳定。
其次，打击不法资本家对粮食、纱布等重要商品的投机。“银元之战”败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并没有受到重大打击。那时，物价不稳定，粮食和纱布往往代替货币充当筹码，成为囤积的对象。于是投机资本家又把眼光转到粮食和纱布上，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捣乱市场，先后掀起了四次全国性的物价大涨风，其气焰极为嚣张。为了反击投机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在陈云的亲自主持下，部署了全国性的统一反击行动。陈云起草的中财委给各地党委的指示强调指出：应在这次行动中给投机资本家以“教训”。
这次反击的特点，主要是运用经济措施，依靠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挫败投机资本。做法是：调集大量商品，选择有利时机，集中抛售，平抑物价，打击投机。陈云认为，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不可缺少的手段。他提出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掌握棉纱以稳住农村，从而遏制投机资本家乘机兴风作浪的方针。当时，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建立起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并拥有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机构，控制着大份额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为我们战胜投机资本，控制市场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党和政府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这一优势，给投机资本以毁灭性的打击，有效地平息了他们掀起的涨价风。如1949年11月，当投机资本家掀起涨价风，活动异常猖狂之时，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和其他主要物资，经周密准备，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于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按国营牌价大量抛售，到26日就使物价下降，稳住了市场。投机资本家不得不把抢购囤积的商品吐出来，赔本出售。这次行动给投机资本以毁灭性的打击，有相当一批投机资本家破产，显示了共产党搞经济工作的能力。上海工商界人士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米锦之战）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再次，严格市场管理和加强金融管理。运用行政力量加强市场管理和金融管理，是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控制和稳定市场不可缺少的措施。在陈云和中财委的具体指导下，将足以带动市场物价的主要物资置于政府的指导与监督之下，集中进行交易；政府对交易市场实行整顿，建立管理机构，审查交易员，实行凭证入场制度，场内一律现金交易，禁止买空卖空和场内转帐；保护国营商业的牌价不受私商破坏，成为市场上的领导价格，对没有牌价的商品则采取议价、核价制度；对投机倒把扰乱市场者，严加处理。同时国家加强金融管理，收紧银根；征收税款，收缴公债款，要求资本家按时发工资而不准关厂；公家的钱只能存放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对取缔和限制投机活动，控制物价涨风，起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人民政府还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健全税收机关和加强税收工作，开展折实存款，回笼货币，以紧缩通货，稳定物价。陈云在1949年12月2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报告，并具体起草了《公债和钞票的发行计划》。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陈云的精心指导下，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这期间虽发生了四次物价涨风，但政府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每次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加以平息，把物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之内，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进入1950年3月后，全国市场就完全稳住了。这样，在建国后仅仅半年时间内，就克服了重重困难，把物价稳住，把市场控制住，树立起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打击投机资本、控制市场、稳定物价的几番斗争，我们都取得了胜利。但这胜利是暂时的，还不能从根本上防止物价的波动。因为当时的财政经济没有统一起来，收支脱节，中央财政缺乏坚实的基础，随时有出问题的可能。
同时，还有一个严重的情况是收支脱节。公粮和税收等收入大多由地方人民政府掌握和管理，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而支出则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收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统一调度困难重重。因此，要从根本上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就必须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平衡收支。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颁布了由陈云亲自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而后，政务院陆续发布了《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关于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的决定》、《关于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拨的决定》、《关于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的现金管理决定》等一系列重要决定和法令。它们奠定了我国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的雏形。
上述各项决定和法令的基本精神是节约支出、增加收入、统一管理、缩小赤字，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
其主要措施是：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除中央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农业税、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税收，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这样就使国家收入中主要部分的中央收入，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使国家财政收支有可能达到平衡。
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即重要物资，如粮食、棉花、纱布、工业器材由中央统一调动，把主要物资由分散状况集中起来，变为有效的力量，使国家有可能在国内互相调剂，保证重要物资在市场上供求平衡，从而有效地制止投机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
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在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样既减少市面上的货币流通量，又增加国家能够运用的现金，从而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这三个统一的共同结果是，避免了人力和物力的分散和浪费，达到了集中使用的目的，保证国家财政收支、物资供求、现金出纳三大平衡。这是我国财经工作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由于统一了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的现金管理和转账制度的实施，使原来留在机关和国营企业中的现金和流通领域中的大批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回国家银行，缩减了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加了国家能够运用和控制的资金，从根本上扭转了通货膨胀的局面。从1950年3月开始，物价呈下跌趋势。6月以后，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使物价下跌趋势停止，基本上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并建立了人民币的信誉。人们开始改变“重货轻市”的心理，愿意把钱存入银行，银行存款逐步增加。据统计，1950年5月国家银行存款总额比同年2月增加了4倍。从5月以后，银行存款总额是经常在市场流通货币量的3倍以上。金融市场趋于稳定，人民币真正成为计价手段和流通手段，而金银外币价值开始下跌，外汇牌价也不断降低。1950年3月以后的几个月中，人民银行收兑了流通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各种外币的75%以上，外币在我国金融市场上的破坏作用逐步趋于消失。
在统一财政经济工作过程中，逐步确立的中央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经济体制，对当时整顿旧中国混乱不堪的经济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外，中央人民政府还成立了全国编制委员会，收缩军政。公教人员编制和开支，人民解放军和政府工作人员继续实行低薪和供给制，以节约财政开支。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在很短的时期内收到巨大成效。到1950年4月，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而支出相对减少，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已不需要依靠增发通货来弥补财政赤字。物价随之回落，并趋于稳定。以后国家的财政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这表明党和人民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剧烈波动的金融物价稳住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斗争的胜利，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这一胜利，迅速改变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对比，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权，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以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从经济上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