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深圳暂住人口突破100万；
1990年，深圳总人口超过200万；
与深圳一样，在东莞、广州、上海、北京等一些外来工集中的城市，每4个人中，就至少有3个是外来工。在建筑的工地，在大的工厂与小的作坊，在酒店和饭馆，在娱乐场所和小小的发廊，我们可以随时看到他们。每一座沿海城市稍微富裕的地方，都将成为民工们梦想开始的地方。这些外来工开始是奔向珠江三角洲，继后又发展到长江三角洲，再扩大到整个沿海城市，于是，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在中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涌动了起来，奔流了起来，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建设力量。
农村改革的成功是“民工潮”形成的根本性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行，农户在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获得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寻求就业和收入的权利；另一方面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由长期短缺变为供求平衡、丰年有余，改变了粮、油统购统销制度，基本上能够满足进城就业农民食品供给，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沿海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体制改革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民工潮”形成的重要拉动力量。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乡镇企业及沿海地区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吸引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主要因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外商投资、个私经济等非国有经济部门快速成长，进一步扩大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并显示出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的多向性，和市场配置人口资源的多样性。
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民工潮”始于1980年，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的目的地，体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特点。乡镇企业发展成为计划部门的有力竞争者，对计划部门形成冲击，局限于特定观念，改革没有珍惜难得的农村城市化的大好机会。1988年，出现大抢购，乃至于发生挤兑之后，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首当其冲影响的是乡镇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失去资金支持以后，90年代初期一度出现了不太景气的局面，接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民工潮开始退热。
小平南巡讲话后要求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1992年突然出现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第二次“民工潮”出现。第二次“民工潮”同第一次不同，这次的目的地是城市。但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一系列问题，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吸纳，社会排斥”，农民工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
90年代中后期，伴随香港回归，港澳台制造业开始向广东大规模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也使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这些因素都促使了第三次“民工潮”的出现，而且，自此开始进城民工的数量持续稳定提高。
1992年在城市的外来民工4600万，1994年增加到6000万。此后，流动农民工的数量每年以800万至1000万的速度增加，目前在城市的农民工的总数有1.2亿。第三阶段的流动农民工群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他们不再是暂居住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居住的时间也在不断地延长，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农民工维权意识觉醒，开始诉诸法律和舆论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第三阶段的农民工所处社会环境也有了改观，人们开始认识到农民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认识到他们是现代化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旁观者等。
那么，“民工潮”到底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中国“民工潮”的正面作用、巨大贡献及其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同大包干一样，先由群众创造，后为“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所肯定，进而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的认可。
1.外出打工开拓了现阶段我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渠道。据统计，2000年，全国农民的工资性劳务报酬占其纯收入的比重已达到31．1％，许多地方把外出务工列为劳务经济目标考核。外出打工仔、打工妹“一年土，二年洋，三年盖上新楼房”，“一户打工，带动一村；外出一人，致富一家”已成为许多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
2.“民工潮”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按照我国现有的耕作与经济发展水平计算，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约有2．7亿人，乡镇企业和城市二、三产业已吸纳“农民工”约1．2亿人，还有1．5亿劳动力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将农业中富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不会减少农业产出量，却可以带来国民经济产出量的增长，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如果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种种障碍能逐渐清除，就能为每年经济增长率贡献2到3个百分点。
3.“民工潮”实现了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增加了国民经济积累。据测算，1995年农民工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差距就达到7381元。如果以9546万农民工（劳动部和统计局，1999年）来计算，农民工一年为国民经济提供的剩余积累就达到7046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专家估计，国企职工比农民工的工资高32％，这还不包括他们所有的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物质福利，如果全计算进去，国企职工的年平均收入比农民工约高出127％。这也说明，国企和外资企业大量招纳农民工的利益所在，也说明农民工得不到国民待遇的歧视所在。
4.“民工潮”培育和积累了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必需的人力资本。“民工潮”的出现，在工业社会的熏陶下，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另一方面使农民增长了见识，积累了从事经营活动的经验，培育了市场经济观念，塑造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原动力。
5.“民工潮”是传播先进文化和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渠道，促进了农民的现代化。终年风尘仆仆的“打工仔”、“打工妹”回到农村时，不仅带回了打工的收入，更带回了先进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引导农民更加关注信息社会的动态，更加注重科技文化知识学习、子女教育培养、少生优育等，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政治文明的跃迁。
1983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明确表露过这样的意思：“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3个月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更完整地叙述了他的思想，“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
以后，邓小平又在多种场合、多次提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每次提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就会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带动大家一起富裕，共同走富裕之路。
1983年，改革进入第六个年头，从年初开始，就彰显出它与前两年的不同。此时，一批不甘贫穷的人已经开始实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行动。
1983年7月，义乌县政府投资58万元建造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专业市场。当时，在浙江中部和南部的穷乡僻壤，闻名全国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威名已经在广袤的中国大地快速传播。
统计显示，在1983年前后，温州的家庭工业已有十余万户，从业人员40万人，温州的10万购销大军奔波于全国各地，在浙江的穷乡僻壤日渐形成400多个商品交易集散地。
涉及更深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在这一年也有了新的进展。
同时，对外开放也逐渐放松了尺度。9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终于出台，对外资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及经营活动进行明确的规定。于是，在成功者的榜样下，一些日后富起来的人已经开始了他们创业路上的摸索。
这年秋天，后来成为中国首富的刘家兄弟办起了他们平生第一个实业，日后名噪房地产业的王石则当起了“倒爷”，赚到了第一桶金。同年，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走向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此形成一个时代的命题。官方的评论称，“这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在解决动力、途径和实现根本目标等问题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1984年1月25日，邓小平同志来到深圳渔民村视察。渔民村前村长邓志标对邓小平同志视察那天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我们接到通知，在村委会门口迎候。车队过来后，小平同志第一个走下车，面带笑容朝我们走来。我告诉邓小平同志我叫邓志标，卓琳同志马上说：‘五百年前我们是一家人啊！’大家都笑了起来，气氛马上活跃起来了。”
邓志标说，邓小平同志与他们交谈了一阵村民致富的情况后，就去参观村支书吴柏森的家，参观时一位中央首长说：“这么高档的房子，在北京只有部长级干部才有资格住，全国都要达到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邓小平同志想了一下说：“起码要70年。”
参观后邓小平同志问吴柏森有什么顾虑没有，吴柏森回答：“唯一的顾虑是怕党的政策变。”邓小平同志笑了起来，说：“党的政策肯定要变的啊。不过你放心，党的政策只会向好的方向变，不会向坏的方向变。”据了解，邓小平同志之所以选择渔民村，是因为它是特区建立后最早富裕起来的万元村。当时的万元村是个什么样子呢？仅以村支书吴柏森的房子为例。邓志标说：“吴柏森的住房是两层楼，每层60多平方米，两室一厅；楼房四周有花园，门口是喷水鱼池；家里有两喇叭录音机、电风扇、黑白电视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产生贫富两极分化怎么办？
一位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就已经意识到了贫富不均的问题，从“两个大局讲话”到“南方谈话”，侧重点已经从强调“先富论”转向强调“共富论”。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举行，提出了“全面小康”的概念，注重缩小地区、城乡、各阶层之间的差距，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发展。一年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把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拓展为“共同富裕”。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首要目标，是在21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步。
◆记忆重大经济事件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中美建交。
1980年，中共中央为刘少奇恢复名誉。建立经济特区。
1981年，叶剑英发表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被称为“叶九条”。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