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地标、事件、风向标：
山西长治（创办农业合作社）、石河子（“军垦第一犁”）、《土地改革法》、增产节约运动
1949农民进城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中国革命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历经磨难的中国共产党终于迎来了“雄鸡一唱天下白”的大好时光。中国向何处去？怎样创建人民自己的国家？这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在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的途中，毛泽东曾对周恩来等人这样说过：“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此时，全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和北平一样，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中国共产党进驻北平之前，就在西柏坡召开过七届二中全会，集中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二中全会，可说是城市工作会议。”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会议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二中全会号召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二中全会还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这些曾一直被国民党嘲笑为“土包子”、“共匪”的人，正努力地做着化蛹成蝶的准备工作。
为进一步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先后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等文章。《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明确指出：在渡江南进和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
中国共产党人为“进城赶考”，进行了28年浴血奋斗，牺牲了2000万烈士。共产党为“进城赶考”，必须准备一张最好的答卷。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建设一个新世界、开始新的万里长征的新视野和新境界来面对未来。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起到了历史性的、决定性的作用。农民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把中国共产党从农村送到了城市，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执政党。当时农民生产的粮食只有2900亿斤，而全国人口达5亿多，其中脱产的军政公教人员900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进城是不可能的。
那么，农业经济能否成为建立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制约，虽然在一定领域内已经拥有较为先进的大机器生产，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业，但广大的农村经济和手工业生产仍然处于小生产状态。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小生产的比重依然占国民经济的80％以上。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根本不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新中国政权。
蒋介石的政府虽然腐败，不够有效，但却在动荡中勉强运转了20年，这段时间被经济学家们普遍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快速成长的时期，这个群体的主要部分分布在以南京、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城市。蒋介石生性多疑，但对城市技术官僚仍抱有某种尊重，拒绝加入党派的精英人物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翁文灏都构成了政府中的一部分。国民党政权解体后，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林林总总的城市阶层，关系到新政权的稳定和牢固。城市的中间力量对新政权仍然充满陌生，共产党对这些人的底细同样捉摸不透，他们并不清楚这些旧政权的组成部分是否能顺利被改造，并有效率地为新政权服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到1949年，共产党干部还不是城市型的，300万国民党旧职员中的绝大部分必须继续用来为新中国的新事业而奋斗。
作为南京市新政权的第一任市长，刘伯承上任不久，便召开了南京生意人和资本家碰头会，给这些诚惶诚恐的商人们吃了定心丸。他坦诚地讲道：“共产党明确声明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然而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知道目前的革命还只是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和90%以上的人民交朋友。我们只反对那些占不到10%的反革命分子。”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并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只能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受中共中央委托，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人参加的财政经济会议。会议确定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新解放区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针，并就统一财政经济，控制市场物价提出了措施和步骤。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正是这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农民式”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光彩中国。
1949国营经济
19世纪后期，清政府洋务派大官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开办的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是中国官僚资本的雏形。以后北洋政府由外债支持建立的一些官办企业也构成官僚资本的一部分。1936年以后，近现代历史文献中使用的官僚资本一词，主要是指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发行公债、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
1936年底，四大家族对全国金融业垄断地位的建立，是官僚资本形成的标志。国民政府的建立是官僚资本形成的前提条件，官僚资本是国民政府统治的经济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官僚资本极度膨胀；解放战争时期，逐步瓦解崩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没收官僚资本，把它转化为国营经济，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是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条件和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是一个贫穷落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但是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集中在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
官僚资本主要不是依靠生产积聚发展起来的，而是利用国家政权，采取经济统制、通货膨胀、商业投机等办法，掠夺劳动人民和排挤民族资本聚敛起来的。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勾结，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在抗日战争前已经形成，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企业和财产，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最高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官僚资本约占全部工业资本的2/3，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官僚资本在蒋介石当权20多年中的急剧发展，把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列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把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规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1947年10月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地郑重地向全国人民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口号。1949年4月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据上述规定，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立即将官僚资本收归人民所有。
没收官僚资本的企业和机构，是随着各个地区的解放逐步实现的。人民政府对待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与对待国民党政权机构不同，不是打碎它的组织和机构，而是改变它的生产关系，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在没收官僚资本企业时，先按系统把它完整地接管下来，实行监督生产，再逐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并对企业进行调整和改组。
解放战争初期，首先在吉林、辽宁、内蒙古的解放军占领区没收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接着在华北、华中早解放的城市中进行。1948年至1949年初，三大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接管了长江以北的官僚资本企业。随着全国解放的来临，中共中央于1949年上半年先后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详尽规定了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方针和政策。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立即接收国民政府的国家企业，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所有。
至1949年底，没收官僚垄断企业2858个，拥有职工129万人，其中包括控制全国资源和重工业生产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垄断全国纺织业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兵工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所办企业，陈立夫、陈果夫“CC”系统的党营企业，以及各省市地方官僚系统的企业等。接收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核心“四行二局一库”（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汇业局、合作金库）系统，国民党统治区的省市地方银行系统2400多家。
接收了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招商局所属全部运输企业，计有铁路2.18万公里，机车4000多台，客车约4000辆，货车4.6万辆，铁路车辆和船舶修造厂约30个。还没收了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植物油、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贸易、利泰、扬子建业、长江中美实业等10多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
为了保证对官僚资本的顺利接收，避免可能发生的破坏，人民政府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接收官僚资本的方针和政策。首先，规定了明确的政策界限，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机构和它所拥有的企业的管理机构、生产机构加以严格的区分。中共中央规定，只有查明确实是国民党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即完全官办的，以及宋子文、孔祥熙等大官僚直接兴办的企业才没收；保护民族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在官僚资本企业中，如果有民族资本家的股份，承认其所有权，不得没收；对一般国民党人经营的企业也不作为官僚资本没收；小官僚和地主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在没收之列。
其次，采取适当的接管方式，使物资财产顺利回到人民手中。没收官僚资本是在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要恢复生产，而且要严防敌人破坏。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工人开展护厂、护矿、护路、护航的斗争，反对国民党溃败时拆迁、疏散、破坏工厂，使设备、技术资料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采取“原封不动”的接管方式，暂时不打破企业原来的结构，不破坏生产秩序。由军管会统一领导，“各按系统，自下而上，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只开除原企业中少数反革命分子、劣迹昭著者和与生产无关的寄生官僚，其余人员一律留用；不忙乱地改订原工资制度，实行“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的“三原”政策。不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机构。对接收过来的工厂、矿山、铁路、邮电及银行等，如果原来的厂长、矿长、局长及工程师和其他职员没有跑，并愿意继续服务者，只要不是破坏分子，仍令其担负原来的职务，继续工作，军管会只派代表去监督其工作，而不应派人去替他们当厂长、局长、监工等。如果某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逃跑，则经工人选出代表，由人民政府委任经理厂长，和工人一起管理企业。对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也照旧保持，不任意改革及宣布废除。企业中旧的实际工资标准和等级以及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也应照顾，不得任意改订或取消。
没收官僚资本中所采取的“原封不动”的方式，只是在接管初期采取的一种过渡办法。从根本上说，官僚资本企业、敌伪企业一经接收，就转化为人民国家的财产，企业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在外部形式上原封不动，旨在把企业完整地接管过来，不打乱企业管理秩序，以利迅速恢复生产；对旧有人员实行“原职、原薪”，表明人民政府给旧企业的人员以生活出路，以避免社会秩序的混乱；不改变“原制度”，是指不改变那些维持生产秩序的制度。实质上是把反动政权同生产经营管理制度严格地区分开来，对于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机构，如国民党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及各级政府机构，必须彻底加以破坏，而不能加以利用。必须建立新的政治机构来进行统治，在旧的政治机关服务的人员应经过改造后分别地加以任用。但是对于旧的统治阶级所组织的企业机构，生产机构，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在打倒旧主人，换成新主人之后，加以保持，然后依据需要，科学地逐步地加以改组。
再次，在接收官僚资本企业过程中，人民政府紧密依靠企业中的工人群众，贯彻自上而下按系统接收和自下而上工人职员的审查和检举相结合的方法。人民政府一面责成原有企业负责人办理移交清点手续，一面广泛发动工人群众予以配合。在接收工作开始时，接收小组一般都召开企业职工大会和各种形式的职工座谈会，或深入工人各家各户宣传政策，发动工人协助和支持人民政府对该企业的接收。接收清点委员会都吸收一定数量的工人代表参加，由他们和接管人员共同审查和清点企业财物，检举揭发隐瞒和破坏行为。人民政府对工人的依靠和信任，极大地激发了工人当家做主的积极性，上海工人提出“自己当家，参加清点；人人有权，提供意见；样样要查，件件要点；认真负责，追根究底；就事论事，不讲情面；找出缺点，力求改进。”由最了解企业的工人群众参加没收官僚资本，保证了没收工作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