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从片面追求高指标开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发出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号召后，工业和农业的计划指标竞相拔高。工业“以钢为纲”。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原计划是700万吨，经过几次拔高，改为1958年的钢产量比1957年535万吨翻一番，设想1958年超过3000万吨，1962年达到8000~9000万吨；农业“以粮为纲”。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粮食产量达到3920亿斤，比1951年增长5.9%。六七月间，各协作区纷纷召开农业会议，竞相抬高指标，并制定出大力推广深翻土地和高度密植的增产措施。接着，亩产几万、十几万斤的粮食“高产卫星”接连升空。7月发布的1958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宣称夏粮比去年同期增产413亿斤，增长69%。在“大跃进”中“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大炼钢运动成为中心内容。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会议，错误估计农产品产量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认为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因此，“要求全国各省和自治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从现在起，党委第一书记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和文教事业的高指标，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被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地泛滥开来。
但是，要完成超越实际可能的钢产量翻番的任务是相当困难的。1至8月钢产量实际只有450万吨，还有620万吨的任务要在剩下4个月内完成，这是当时采矿、冶炼、能源、运输能力所不能达到的。为了实现钢产量翻番的指标，从9月份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运动。规定各部门、各地方要把钢铁的生产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凡大炼钢与其它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它部门必须“停车让路”，首先保证钢的需要。同时，由中共各级组织的第一书记挂帅，动员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和城市居民9000万人，大办小型土法的炼钢炼铁，即所谓的小土群，在山间、田野、街道、校园到处摆弄大炼钢的战场。经过突击苦干、蛮干，到1958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但其中300万吨不能使用。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在大炼钢的同时，根据国民经济“大跃进”的需要，在地质、煤炭、电力、交通运输等方面也兴起各种各样的“全民大办”，搞起了形形色色的“小土群”。
以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打乱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1958年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大跃进”中暴露的问题有所察觉，从11月武昌会议开始，逐步压缩空气，调整经济指标，并采取了有关措施，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在一定程度上作了纠正。
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他提醒大家不要相信假话；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也破坏了。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在接着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对1959年计划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2700~3000万吨降为13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500亿降为360亿元。其它主要工业产品指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全会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但也承认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存在某种程度的失调比例，提出了1959年必须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反对浮夸，以及经济工作要尽可能接近和符合实际主张。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肯定了陈云关于做计划一定要留有余地的意见。对本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再度作了调整，钢产量中好钢定为165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360亿减为260~280亿元。会后，中共中央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钢产量指标，经过反复研究，认真分析，5月，确定1959年钢产量指标为1300万吨。7月庐山会议再次作了进一步调整：钢产量定为1200万吨，其它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在调整经济指标的同时，还采取了以下措施：注意安排日用必需品和副食品的生产，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粮食，食油销量，清理财政信贷资金，停止招收新职工等。
这些调整措施，比原来的计划指标和措施要接近实际一些，因而对缓和1958年“大跃进”所带来的种种困难，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历时三年的国民经济“大跃进”运动，使我国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的挫折，但它毕竟是党和全国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失误，是前进中的曲折，符合对于真理认识过程中的多次性、曲折性和反复性的规律。正如列宁所说：“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毛病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错误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今后的建设进程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1958短暂的田园牧歌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便是其中议题之一。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
主要内容是：1.确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相结合。2.强调小社并大社的方法，首先由原来的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3.在并社过程中，要以“共产主义精神”去对待各个小社的公共财产和债务方面的差别。4.指出人民公社目前是集体所有制，以后可以变为全民所有制，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作准备。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的社论。此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公社化。
关于在我国农村建立“大社”的思想，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已初见萌芽。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户左右。1957年冬和1958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又出现了联队、联社。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与当地的负责人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他还总结“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在山东时，当地负责人请示“大社”叫什么名称时，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万岁！”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
公共食堂大锅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