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棒了，这主意真是天大的好事！我们都伸长了耳朵仔细听着。我们老板建议自助餐的价格定在十九元九毛五，顾客可以吃到所有种类的牛仔炸鸡、土豆泥、薯条、沙拉和罐头水果。我们还纳闷儿：他为啥不把价格定为二十元，凑成个整数呢？那样听起来实实在在，我们算账找零钱也容易。彼德解释说这也是美国市场的定价方法。“这就是市场心理学，不能用几分钱让顾客感觉是二十块钱的高价位。”他解释了半天，我们还是似懂非懂。总之，夏皮洛先生对开设自助餐简直着了迷，他说即便这样不能吸引到更多的顾客，光是自助餐这个名词就能帮助牛仔炸鸡店扬名，等于做了广告。
彼德倒是不怎么起劲，但是架不住我们都说自助餐是好主意，肯定能使我们炸鸡店出大名。我们当然知道这肯定是赔本生意，我们说它好是因为我们想吃牛仔鸡。夏皮洛先生小气得要命，我们如果自己买炸鸡他从来不给一分钱的折扣。他说公司的规定就是不给员工打折。但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店里买炸鸡的时候，不是要我们给他们大块的鸡胸脯，就是让我们在价钱上打折。我们不敢破坏店里的规矩，不免让亲友觉得没面子。现在可好了，机会来了。我们一分钟也没耽搁，立刻在全城各处贴条子，散布下个星期自助餐开张的消息。整整一个周末，我们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骑车跑遍了木基市的大街小巷，就是要让我们的每一个亲戚朋友和熟人都知道这件事。
星期天晚上下了两尺多深的大雪。第二天早晨全城交通陷于瘫痪，但是我们全都准时来上班。夏皮洛先生担心这么大的雪会把顾客困在家里。我们安慰他说，木基人可不是猫冬的熊瞎子②，他们一定会来的。他还是不放心，把帽子的护耳放下来包住下颚，走到门外一边抽烟一边看街上的人扫雪。雪片和白色的呵气在他的帽子周围飘动。这么冷的天我们都穿了狗皮裤子或者棉裤，他只是在牛仔裤里穿了一条毛裤。外面的雪地反着寒光，北风吹得电话线上下翻动，像疯鬼一样发出呜呜的呼啸。
满友朝夏皮洛先生的方向努努嘴，跟我们说，“看见了吧。在美国当个老板也够受罪的。你得成天操心你的生意。”
“我看他是害怕了。”我说。
“他今天总算干点儿事情了。”说话的是个叫费兰的胖乎乎的姑娘，圆圆的脸上长了两个讨人喜欢的酒窝。她和我们还不一样，连高中都没念过，因为考了两年都没考上。
自助餐的台子设在店里的一个角落里。每个不锈钢方盆里都堆满了炸鸡。慢慢有顾客进门了。看到有十几个客人坐下吃起来，夏皮洛先生的脸色放松了。他不停地用手搓着腮帮和耳朵，一定是刚才在外面冻得够呛。他躲进办公室里喝咖啡去了，根本没有想到这十几个人只不过是高潮前的序幕而已。雪后的太阳渐渐升高了，人们来得也越来越多，我们做的炸鸡和薯条根本供应不及了。店里的人声越来越吵，也越来越拥挤，顾客人数已经超过店面能容纳的限量。我们的老板却很开心，他被这热热闹闹的场面感染，在办公室里吹起了口哨。他戴着双光眼镜③在看英文的《中国日报》。
我爸爸和叔叔就在第一拨进来的顾客里面。他们俩吃完的时候已经快走不动了。他们走了以后，我那个在供电局工作的哥哥带了他的六个小伙子同事一块来了。他们在衣兜里都掖着汽水和白酒，这样就不必买我们店里的饮料。他们进来以后二话不说就朝自助餐的台子扑过去。你看他们吃的那个狼虎啊，就好像这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给他们记了数——平均每个人吃了至少十二块炸鸡。走的时候，每个人手里还拎了一根鸡腿或鸡翅膀。白莎的家人也来了，包括她父亲、叔叔和婶子。满友、京林和费兰的亲友也都来了。那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在木基没有家，但是她们俩的同学倒来了十几个。在后面角落的一张桌子上坐了五个人，从他们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扁脸上看得出来是彼德家里的人。其中还有一个怀孕至少七个月的年轻女人。她是彼德的姐姐，看来她肚子里的孩子也需要营养。
谁都看得出这自助餐是赔本的买卖，但是我们并不在乎，仍旧把鸡肉一块一块地炸出来，把盛沙拉和土豆泥的圆盆装满。我们隔一会儿也到自助餐台子拣一块炸鸡拿回到厨房吃，因为今天不会有人登记炸鸡的数量。我们终于自己也能吃个够了。我喜欢炸鸡蘸酱油，就在鸡块上淋了不少酱油。我们几个员工在柜台下面藏了一个酱油碟子。
到了中午的时候，附近农贸市场的小贩也听说了炸鸡店今天有敞开肚皮吃的好事。他们蜂拥进来，个个吃起来像饿狼一样。这些人都是从郊区来做买卖的农民，做梦也想不到城里的饭馆会干这样的傻事儿。
彼德在店里没怎么露面，他早上到税务局去了，下午又到银行去取我们的工资。到了四点钟他回来的时候，看到自助餐消耗了这么多的材料，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我们一共炸了二十箱鸡肉和十八袋薯条——这是我们平时三天的消耗。夏皮洛先生这时候刚好从办公室里出来，彼德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洋老板好像也慌了神儿。彼德建议立即停止自助餐服务，夏皮洛先生的脸红了，喉结上下蠕动着好像在大口咽什么东西。他说，“我们可以再看一看，现在还不知道是否出现了亏损。”
那天晚上为了结算当天的收入，我们提前二十分钟关门。算出来的结果让每个人都吃了一惊：不算我们的工资，我们仍旧亏损了七百多元。
夏皮洛先生的脸都气歪了，但还是坚持把自助餐再延长一天。可能他是要表明这个店里是他说了算，不愿意承认自助餐是个馊主意。我们倒是正中下怀，因为大家都还有一些亲友没能来。
第二天，夏皮洛先生坐在他办公室外面的一把椅子上看着顾客吃自助餐。他就像一条肥壮的恶狗，满脸怒气地盯着顾客。一会儿摇摇头，一会儿发出几声干笑，一会儿又脸色阴沉得眼皮都直哆嗦。我爸爸工厂的几个熟人进店里来了，有两个人甚至想当着我们老板的面跟我聊天。这可把我吓坏了，三言两语打发了他们，生怕夏皮洛先生看出来他们认识我。幸好他听不懂中文，啥也没觉察出来。
我父亲的同事走了以后，一个身穿米黄色夹克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个人高个子，约莫有三十多岁。他交完了钱，把皮帽子放在桌子上，就走到自助餐台子前装了一盘子的鸡大腿和鸡胸脯。他正要回到自己的座位，夏皮洛先生拦住他问，“你为什么又来了？”
那人刚好懂一点英语，他友好地对夏皮洛先生笑笑说，“我是第一次来这儿吃饭。”
“你刚才吃了足有几十块炸鸡和土豆泥，怎么这么快就又饿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人的脸色变了。
彼德走过来，但是他也不敢确定这个男人是否曾经来过。他转身问我们，“你们知道他是第二次来吗？”
还没等我们回答，那个人火了。“我他妈的来了一百次了，怎么样呢？老子掏钱了。”
满友笑了，告诉彼德说，“刚才是有个人和他穿差不多的衣服，不过那不是他。”
“没错。”我也插话说。我认识刚才来的那个人——他是我父亲单位的一个会计。现在发火的这个人确实是第一次来，因为他腰里还别着一个传呼机。他很可能是个计程车司机，要不就是做生意的。
彼德向那个人道了歉，让人家安心吃饭。他向夏皮洛先生解释了事情的原委。我们这位洋老板已经有点心神错乱了，他看着哪个顾客都长得差不多。“我怎么能分得清呢？”老板说，“我看他们都是一个模样——都是中国人，每个人都能把一头牛吃下去。”他像个小伙子一样开怀地笑起来。
彼德把他的话翻译给我们听，大家都笑出了声。
这一天算下来，我们又损失了六百多块钱，自助餐终于彻底失败了。还好，夏皮洛先生没有拖欠工钱，第二天就发给我们了。这就是在牛仔炸鸡店做工的好处——工资从来都是按时发给。这可比在中国人的公司里强多了，特别是那些国营企业有时根本就开不出工资来。我妈妈在气象局工作，那里是清水衙门，客户就那么多，也不能开夜校培训学生赚钱，也没有像电力局那样令人畏惧的权力，所以经常是开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妈妈常叹气说，“我的活儿干得越多，就越吃亏啊。”
我爸爸看到我拿回家的四百六十八元工资心里感慨万千。那天晚上他喝多了，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扬着手里抽了一半的香烟对我说，“宏文呐，我参加革命快四十年了，每个月才挣三百块钱。你刚开始工作就能挣这么多钱。爸爸觉得自己真没用啊，这就是我干了一辈子的下场。”
我弟弟插了一句，“爸，您现在要退休也不晚呢。”
“住嘴！”我吼了一声。他真是个白痴，看不出来老头子心里难受。我对父亲说，“您想开点吧。您的工资是少了点，但是您端的是铁饭碗。每天您不就是喝茶看报纸聊天吗？每到月底工资一个子儿也不少拿。可我得给资本家干得累断了腰，人家的工钱是按小时付的。”
“你拿钱这么多，每顿饭都能吃高蛋白食品，你还不知足？”
我没言声，但是在心里说：我想有个稳定的工作，想和别人一样每天到班上歇八小时。我父亲还在唠叨：“你们那个牛仔炸鸡真好吃。我要是天天都能吃上牛仔炸鸡，喝上可乐，老子就知足了。”
我懒得跟父亲争论。他那天晚上是发神经了。不错，我在炸鸡店是能经常吃上口好吃的，也就是炸薯条和饼干。这样我回家来就不用吃晚饭。我这样做是为了要给家里省点粮食，可是我父亲却以为我每天吃饱了炸鸡，肚子不饿。
自从那次自助餐亏本以后，夏皮洛先生就更依赖彼德了，大小事儿实际上都由彼德说了算。公平地讲，彼德是个能干的经理，对店里的事情也尽心。他开始在城里四处拉关系，说服那些工厂企业的领导在炸鸡店举行工作午餐。这样做的效果很快就显出来了。因为是用公款请客，那些厂长经理们大方得很，经常是要上满桌子的炸鸡和点心，让他们的客人品尝地道的美国风味。东西吃不完就带回家去给老婆孩子们。我们炸鸡店逐渐在工商企业界中出了名，也有了稳定的客源。夏皮洛先生又可以每天早上躲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看杂志，甚至听录音带学中文。
·0··0·有天下午，木基师范学院院长的二儿子给彼德打电话，说想在炸鸡店里举办结婚的喜宴。我认识这个小子，花花公子一个。去年刚离婚，休掉了老实肯干的原配。现在要娶的这个娘们儿是个小寡妇，四年前放着在剧场当经理的正经工作不干，非要辞职去俄罗斯做生意。现在这两人终于决定结婚了。新郎想要把婚礼弄点外国风情，于是选中了牛仔炸鸡店。
夏皮洛先生听了有点不自在。他对彼德说，“我们只是一个速食店，不具备摆结婚宴席的条件。”
“机会难得啊，”彼德说，“中国男人攒一辈子的钱就是要花在结婚上的。”他那双猫头鹰一样的圆眼睛一闪一闪的。
“那我们就得在店里卖酒了，对吧？我们可没有卖酒执照啊。”
“什么执照不执照的。这是中国，从来没听说过这一套。”彼德有点不耐烦了。
满友能讲几句英文，这时候也插进来说，“夏皮洛先生，彼德是对的。中国男人结婚就要把钱花光，花多多的钱。”他对自己的英语口音有点不好意思，退到一边咬着指甲。
洋老板让步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布置店面，准备开办婚宴酒席。夏皮洛先生给北京打电话，要总店用特快专递运来奶酪饼、霜淇淋和加州红酒。彼德雇了两个临时工，在店里挂上彩带和彩灯。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他指挥人们在一个角落里摆上了一尊爱神小像，周围还布满了蜡烛。我们在店门口吊起一对大大的兔子灯笼，象征着即将到来的兔年。彼德要我们在婚礼这天着装整洁——一律是红秋衣④、黑裤子、绛红色的围裙。
喜筵安排在星期四的晚上。一切都很顺利，来宾都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有教养又不疯闹。新娘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女人，穿了一件天蓝色的丝绸旗袍，头发烫成大卷花，嘴唇抹得猩红，一刻不停地咧嘴笑着。只怪她爹妈没给她生副好看的眼睛，双眼皮又紧又厚，肯定是到医院动手术拉的。白莎说这个女人在莫斯科开着两家礼品店。怪不得她在手上戴了六个闪亮的金戒指，腕子上的那块心形的女表肯定也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她手上戴了那么多的钻石金银，肯定做不了多少家务活儿，是个懒货。但是她的做派倒是落落大方，一看就知道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相比之下，她那位个子高高的新郎官却像个绣花枕头——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名贵西服，系着一条印着小喜鹊的黄领带，脚上人造革的靴子闪着亮光，缀着黄铜色的扣襻儿。他的嗓音沙哑，笑起来喉咙里好像有气泡冒出来的声音。他要是冲你一笑，脸上只看得见那张像鳄鱼一样的大嘴了。他的父母坐在儿子的对面。他们头发花白：文静寡言，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部。
主婚人站起来，简单地讲了一些祝福这对新人白头到老的吉祥话。接着，他称赞了简单朴素的婚礼。来宾鼓掌之后，主婚人转向我们的洋老板说，“我们感谢我们的美国朋友肯·夏皮洛先生。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么洁净美好的地方和如此可口的饭菜。这就是洋为中用的一个完美的典范。”
人们鼓起掌来。我们这位洋老板会说的中国话只有“谢谢”两个字。他似乎有点害羞，脸颊发红，眼睛水汪汪的，看得出他开心得要命。
新郎新娘该给客人敬酒了，我们也开始把店里的各式炸鸡往桌上端——有酥脆的、辣味儿的、烧烤式的、美国南方卡真式的，当然了，还有正宗风味的牛仔炸鸡。一个老太太打开一张折叠好的大纸巾，上面有整齐的鲜花图案。她凑近了研究好半天，舍不得用它擦手擦嘴，好像那是一块精工细绣的淡紫色绸布。有人“砰”的一声打开了一瓶香槟酒，把新娘的女傧相吓得尖叫起来，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妈耶，辣死我了！”新郎嚼着一块卡真鸡翅，响亮地吸溜着舌头。
所有的来宾都喜欢吃我们的炸鸡，但是没有多少人品尝加州红酒，嫌它不够劲儿。绝大多数女宾不喝红酒，她们想要啤酒、可口可乐或其他清凉饮料。幸亏彼德在店里存了一些竹叶青和青岛啤酒，这时候正好派上用场。我们还烧了一盆热水，为客人们烫酒。夏皮洛先生冲彼德直竖大拇指，“彼德，干得太漂亮了！”他朝每个人都咧开嘴笑，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他甚至赞许地拍拍我们的后背。
我倒喜欢美国红酒，偷偷地给自己斟了一杯，逮着机会就抿上几口。但是我不敢喝得太多，怕脸红了让老板发现。客人吃完了炸鸡、薯条和沙拉，我们就开始上奶酪饼和霜淇淋，没想到这成了整个喜筵上的一个小高潮。每个人都喜欢这种美国式的饭后甜点。一个老学究模样的教授大声说，“这才是最好的美国玩意儿！”听他的口气好像他去过美国似的。他用叉子叉起一块奶酪饼送进嘴里，使劲地叭唧那两片薄嘴唇。他好像是唯一可以熟练使用刀叉的客人，其他人都是用筷子和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