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半道，撞见罗清浏老爸拉着罗清浏往猪场去，罗清浏手里捧着一小碟梅花糕。于是，那三口子也统统折回“祠堂后”，一副要把官司打到底的样子。村长就敲钟，召集大家到猪场大院开会。这就是判案。兄弟姊妹闹事，都是要找外人评理的，猪场的能人没一个姓罗，和谁也不沾亲带故，诸如这样的小案子，他们常常几句话就能平了。判案就成了猪场的副业。
原来，罗坎有三个公共茅房坐落在高坡子上，对着路口，可以一边拉屎一边看风景，且男女共用。家家都是亲戚，兄弟姐妹都是从光屁股—块儿长大的，男女之事并不像城里人那么诡秘。但是，要有人就此把事儿造大，多半可以借题发挥。至于罗清浏老爸有没有捏人家媳妇的大腿，这样的事其实是天知地知。不想把事儿造大，就没事。可那媳妇被丈夫逼着点了头，而村长又决定凡有伤风败俗的事都要严管，罗清浏老爸就活该被重判，定为监督审查三个月。监督审查期间，停止罗清浏老爸参加村委会的权利，还要贴一张告示，叫大家和他划清界限。罗清浏老爸倔头倔脑说不服。茅房就是那么造的，女人来了他想不看都不行。女人就坐在旁边，不当心碰一下，怎么就叫“捏大腿”？
这个“不服”把人们一下子难住了，整了罗清浏老爸，这以后怎么办？总不能不让女人上茅房吧？
于是，猪场的几位老兄头对头，商量了一分钟，就把案子里最困难的问题给解决了。他们决定：从此以后把张礼训订阅过的旧报纸，在几个茅坑墙根上放一堆，上茅坑的人拿一张报纸在手，没人的时候赶蚊子，有女人走来遮着脸。从此是非不就没了？
这个决策后来让罗坎人非常敬佩，凡去那几个公共茅房拉屎，连手纸也不用带。至于分放报纸的工作，当场就交给了小孩子罗清浏。这个决定在村民大会上一宣布，挤在猪场院子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兴奋。
罗清浏老爸被村民们监督了三个月，一上茅房就有人看他拿不拿报纸遮脸。弄得他走到哪儿都提着张报纸，一有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就把脸放在报纸后面。他闷头闷脑在水田里苦干了三个月。到了第三个月末，大家觉得罗清浏老爸可以刑满释放，回到罗坎大家庭来了。他已经用拼命劳动挣回了大家的信任和同情。
就在罗清浏老爸被解放那一天，“江湖”上来做生意的外地人突然说：在城里给罗清浏家找到了一门远房亲戚。罗清浏老爸的腰就立马硬起来，走到哪儿都赶上其他人高了。就连那家跟他吵架的凶狠男人也来主动招呼他一块儿下水稻田，还把牛借给他使。罗清浏老爸也聪明，在关键时候把烟斗递过去了。于是，两家人就又像兄弟一样，蹲在树阴下呼噜呼噜地喝粥，还把自家腌的韭菜花往对方碗里夹，互相吹捧说：你媳妇腌的比我媳妇腌的香。好得恨不能把自己媳妇的大腿送过去给对方捏一把。
以后，不仅罗清浏，而且他的老爸也成了我们猪场的常客。罗坎的结构也慢慢有了一点点小变化，当年，祭拜“业华祠堂”里的祖宗被定作是封建迷信。于是，再多跑几步，到猪场去，就成了罗坎人日子里的新生事物。动不动就会有农民和江湖上的人跑到猪场来，找先生们评公道。这样，慢慢地“村部”就和“祠堂后”分了工：婆媳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村部”，有重大纠纷就上猪场。猪场的那几位老兄除了养猪，又有一点儿像陪审团里的角色。他们说话不多。张礼训说：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但是，他们若说了，罗坎人定信以为真。就是村长和村干部也没有对先生们出言不逊的。罗坎那个地方，规矩很大，我爸常说：知识分子有好新癖，喜欢自己整自己，结果，什么都给你砸了。文化倒是农民在守着。
“祠堂后”在罗坎村不仅有政治地位，而且有灵气，连猪都能教成士兵。不信？张礼训的典故里说：孙子能把吴王的三千美人训练成士兵，我们怎么不能？古人能做到，我们要做到，古人做不到，我们也要做到。倘若猪场五百头猪成了五百个士兵，那《孙子兵法》都得重写。
在我的记忆里，“祠堂后”猪场红墙上写的标语是：“农业学大寨，科学养猪好”。现在看，那前一句是“中学为体”，后一句是“西学为用”。为了这个目的，老戴、老耿、小耿和张礼训都睡在猪场，我和我弟弟也睡在猪场。我爸是场长，猪场就是我的家。不臭。我们的猪讲卫生，懂礼貌，一窝一圈，喂食在屋里，拉屎到墙根的小洞口。清浏河接过一条水管，猪场的家伙们先洗澡后洗猪。虽说养猪是体力劳动，文人的脑子闲不住，那么多聪敏脑袋窝在这么一个小山村里，还不想着点子干点儿流芳千古的事儿？大胆假设之后，就是小心求证。老戴、老耿、小耿管猪儿们的“条件反射”，张礼训管它们的“思想教育”。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进我们猪场就跟进军营一样。猪儿亮灯吃饭，摇铃拉屎，排队散步，让人都不忍心吃它们。猪的聪明我是从小就知道的。我养的小猪崽子是学龄前儿童，“军营”里的那一套还不会，但人家就已经会抱着奶瓶喝米汤了，粉红的小鼻子顶住我的肚皮，就跟我生的一样。
“祠堂后”猪场的奇迹，又让罗坎的农民惊讶不已。罗坎的猪几千年都是在屎坷子里吃，屎坷子里拉，啥时候成人啦？于是，猪场就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希望之星。罗坎人要是抱怨穷日子不好过，会说：“活得不如猪”或者“还不如投胎到‘祠堂后’”。我长大以后，读到伊壁鸠鲁讨论猪的幸福，脑袋里理解的猪全是我们猪场的。它们是胖乎乎的富农，优哉游哉地吃，优哉游哉地睡，天塌下来不管，肉体上无痛苦，心灵上无烦恼，活上那样一辈子，不是很幸福？突然有一天被人一刀宰死，那不是它们的错，是它们的命。至于杀它们正义不正义，到死都不是它们想的问题。这样的世界多容易，我们猪场那群成了人精的富农猪，是七十年代撒在罗坎的希望种子。
我记得在那样一个贫穷却到处长着“美梦”的时代，罗坎村还有一个大案子，发生在罗清浏家的酒席上，也是到我们猪场判下来的。
罗坎人都沾亲带故，一家婚丧嫁娶，一庄子人都能蜂拥来凑份子吃酒席。人家出了你的份子，下次该你出的时候，你也不能不出。从村长到孤寡老人，大家日子过得都差不多，份子可大可小，送一捆柴也可以算是份子。酒席也可大可小，有钱就吃肉，没钱就吃花生，吃什么都叫吃酒席，永远也吃不完。小孩子在野地里玩得好好的，说被拉回去叫人，就被拉回去，舅爷、叔爷、姑奶、姑父一圈叫下来，头顶被人拍得生痛：这娃儿懂礼。
那天，罗清浏跟我在七个牌坊那里打赌；牛跑得快还是猪跑得快。罗清浏十一岁，上小学。他刚从山上砍了一捆柴，说要砍一千斤，卖了交学费，读书识字。我们俩坐在柴堆上，屁股底下像有一堆汉字，后背还倚靠着那个贞节寡妇的牌坊。心里很踏实，以为日子永远都会这样，再过下去就自然到了人人平等，家家富裕。后来，罗清浏被他老爸召回家去见人。
农民的酒席，猪场人一般不去，我爸说：“去一家，就要家家去。反不如谁家都不去公平。猪场本来也走不开。”结果，家家请客，过后都会使唤女人或小孩子送点食物来。那些梅花糕、麦芽糖、韭菜炒小藕、莲子糯米粥是对猪场参政的报酬，对我，却都是长久热爱罗坎的理由。所以，那天罗清浏被拉走后，我就一路采一些野花儿，跟在后边往“祠堂后”走，等着他家酒席散了，罗清浏能给我送点什么吃的来，并没想到罗家去凑热闹。我心里是小孩子常有的那种无缘无故却又清澈如水的快乐，从第一个牌坊走到第七个牌坊，似乎觉得有一种水稻一样整齐的秩序，在罗坎的空气里，一排一排，密密地张开，绿色的。后来，我远远看见他们父子二人走进他家的白墙，突然又被人从院子里推挤出来，接着，吃酒席的人蜂拥往外逃，嘴里叫着：“猪吃人！”
原来，罗清浏家五百斤的大种猪，突然从猪圈里跳出来，发了疯一样向吃酒席的人扑来，撞翻了桌子，撞倒了村长的侄女侄孙，踩断了侄女的一只胳膊，撞掉了侄孙两颗门牙。于是，不一会儿当事人和受害人都跟着村长到红墙猪场来找几个先生评理了。这种时候，作为猪场的小孩，我是很自豪的，觉得世界上的战争都能在猪场停止。
受害的那家人说罗清浏的老爸想当村长，故意养出个猪八戒欺辱女人，吃人孩子。罗清浏老爸说：“没有的事。村上多少人家的猪都是这只种猪的后代，若这只猪会吃人，咱村子就是高老庄、白骨洞了。”
农民们或在猪场院子里蹲着，或在墙根下蹲着，还有妇女倚着猪圈的半截红墙一边纳鞋底一边看热闹。猪场的几个先生都坐在长木凳上。村长站着：“不要胡扯。清浏爹你说清楚猪是咋疯的，都喂了些什么，弄得要吃人。”罗清浏老爸说：“我家猪不吃人。它就是见不得扫帚。您那侄孙举着扫帚在院里走，猪就急了。”村民们就笑：“鬼话，还有猪见不得扫帚的事？那猪识家什啦？”村长说：“你家的猪伤了人，你不给个说法，大家伙儿放不过你。把你送进县上局子里，可就不是这么说事的了。”罗清浏老爸急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学着猪场先生训练它来着。没训练出真本事，就训出了这个扫帚疯。”
就在村民们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老戴、老耿、小耿、张礼训已经把案情搞清楚了。他们说：“条件反射。你训练猪的时候用扫帚打它了吧？”
“不打怎么训？”
罗清浏老爸如实招了。人家原来有了雄心，也想把自家的猪训练成士兵。猪不去粪坑拉屎，用扫帚打，猪不等亮灯就吃食，用扫帚打。四年打下来，就把猪训练成了“扫帚疯”。
“科学是打出来的吗？”村长语重心长地说，“若打能成事，不要猪场啦，办成刑房得了。科学也是你这样种田人碰的？”罗清浏老爸嘟嘟囔囔地说：“孝子不都是打出来的？越打越孝顺。”
结案。村民们给罗清浏老爸两个选择：一是，杀了种猪设席，给全村人赔不是，猪头给村长侄女；罗清浏给村长侄女家捡三个月牛粪，跌打损伤一百天，至人家膀子好了为止。二是，把种猪贱卖给猪场，钱分三份，一份给村里公积金，一份给断了胳膊的女人，一份清浏老爸自己留着；罗清浏给村长侄女家割三个月的猪草，至人家膀子好了为止；至于侄孙的两颗牙，就算了。奶牙，迟早要掉，村民也就不追究了。
罗清浏老爸在两个惩罚中选了后者。罗清浏听说他要给人家割三个月的猪草，脑袋后面小辫子一甩，跳起来就说不公平。他爸的邪猪撞了人，他凭什么要去割猪草。割猪草这活儿可不像到茅坑发放报纸那么神气，还累人。
村上的人说：“你和你爸还分家？”
罗清浏小脾气还挺大，站起来就要走。张礼训一把拉住他，要做“思想工作”。才说了一句：“子为父隐，木兰从军，割股啖母，说的都是小孩子要替家长分忧。”被罗清浏胳膊一甩，推了一个趔趄。
这下风声急转，大家都从罗清浏家的猪转过来说罗清浏的不是。公平是一村人定的，不是你一个小孩子说了算的。结果，倒还真的成了棒打出孝子，罗清浏的老爸当众抄起扫帚就打罗清浏，嘴里骂着：“打死你这个小杂种，当奴才的命还敢翻天！”有人嘴里说别打，也有人说要打，大部分人等着看热闹。一扫帚打下去，罗清浏头上肿起一个鸽子蛋。
我心里非常同情罗清浏。罗坎人打孩子都喜欢当众打，从来不顾小孩子的感受。罗清浏老爸明显是要打给人看，下手还不算重，有真打的，能把小孩子的耳朵给割下一块。我知道罗坎人有欺负弱小的毛病。以后，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觉得其实就连那些牌坊上说的事儿，也都是欺负弱小，没有公正可言。凭啥人家十九岁守寡就得养一群儿子？凭啥九岁的儿子要养四十岁的老爸？明明是社会或成人的责任，却都推到家庭或小孩子身上，难怪中国过去几千年也不用养老院、托儿所。如果，社会福利问题各人自家解决，那社会公正自然也是各家自己的事。要那些民法宪法干什么？罗坎人自有自己的规矩，人和人之间的位置就是这些规矩排出来的，不然，谁养人，谁被养呢？
罗清浏挨打那天，很是难堪。脖子拧着，小辫子也散了，黑乎乎的手备不住地在细长的眼睛上揉一下，眼皮一眨，就有一滴眼泪滚出来。他本来就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像一大一小两颗黑豆。那天，大黑豆里全是委屈，小黑豆里全是仇恨，最后是我爸和两耿跑过去拉住了罗清浏老爸的胳膊，告诉他：“猪场不是打人的地方。要科学育人。”先生们发了话，大家都得了台阶下。罗清浏老爸的凶器停在空中，农民们也点头称是，说：“要能把人育得像猪场的猪那么听话就好了。”
结果，小小的罗清浏还是被村长和村民们逼着写了一份检讨书，贴在某一个关于当孝子的牌坊上，让各处到“江湖”上赶集的人读。在那几个牌坊上，动不动就会贴上一些检讨书或者喜报。这是罗坎人的修身养性，罗坎人喜欢张扬自己教子有方和丰收喜讯。第二天，张礼训自家的女婿因为不肯在把旧报纸送进茅房之前，按照岳父的指示，把每一份报纸上的“张”字叉掉，引起争执，也把张礼训推了一个趔趄。同样都是“趔趄”，公平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猪场的女婿干了不敬之事，坏了罗坎的规矩，不处理，以后猪场就没有威信，如何再开口裁判是非？于是，猪场几位老兄和村长一商量，招呼村民来开会，一时呼声上下，为张礼训老先生撑腰。张老先生都不用开口，村民们就又逼着张家女婿写了一份检讨书，一视同仁，贴在牌坊上，和罗清浏的并排，风吹日晒，三个月才掉光。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罗坎是个有德性的村庄。
罗清浏老爸的种猪后来真到了我们猪场。那猪看上去憨厚仁慈，全身是膘，和别的种猪没区别。我爸说：它的种叫约克夏。若和苏联长白猪交配，能生很好的瘦肉猪。我爸还说：“你可以跟它玩，但千万不能给它看扫帚。它给训练坏了。”我七岁，农村野地里长大，我爸刚走，我就对弟弟说：“怎么样，我们拿把扫帚试试看？”我弟弟三岁，我说什么，他都说行。于是，我们两个人扛着一把大扫帚，向约克夏的猪圈走去。离着还有五米远，那猪突然上蹿下跳，蹦出猪圈矮门，向我们冲过来。吓得我们掉头就跑，认定它要把我们吃了。我弟弟跑了三步，大嘴一张，坐在地上大哭等死。因为扫帚在我手里，那头约克夏认定我是定时炸弹，跟着我紧追不放。直到老耿小耿对我大叫：“扔了扫帚！”我才明白过来，扔下手里的祸害，保下小命。
第二天，我对罗清浏说：“你家的那头猪真有扫帚疯，吃人哩。”
罗清浏说：“猪都没打成奴才，人倒打成奴才了。罗坎的规矩就是大吃小。等我长大，再也不回这个罗坎村。我当科学家去。让他们在这里东家吃西家喝吧。我恨罗坎。”
罗坎的美和规矩，甚至罗坎的怪事儿都是曲径通幽。不过，就算小孩子什么都没有，他还可以有希望长大。我们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