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比人强，在新闻传播中也是如此。每一个期望获得成功的记者都要依据具体的情境作出积极的、个人化的反应，否则，神话与梦想就不可能变成现实。记者为此要具备多种素养，其中也包括多种有价值的采访方式方法，并能将它们灵活而又自然地结合进具体的工作中去，以应对世界上最为变幻莫测的对象——人性及其变化。
《法院的失序》这组报道获得了1987年普利策新闻奖“调查性报道奖”。在获奖者自述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整个采访工作的回述文字：
[获奖者自述]
别那样做，那纯粹是浪费时间。
1983年，当两位记者被分派去调查费城法院系统时，《费城问讯报》新闻编辑室的反应大都是这样。一些记者认为选题太大，无从下手。还有人说，没人会告诉你实情，至少要调查的东西找不到书面的材料。对一家报纸而言，进行这样的调查是不同寻常的。数十家报纸都作法庭报道，但它们的关注点都在法官的判决方式上。《问讯报》则与它们不同，它雄心勃勃，因为除了法官的判决方式，几乎整个费城法院系统都属于它的调查范围。《问讯报》则想要检验大多数人所熟悉的这个司法系统，去揭露隐藏在法庭幕后的事实：金钱频繁地渗入、律师和法官做秘密交易、迎合政治权贵、对庸才和渎职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撰写这样的系列报道有一个要求：任何事件都要掌握第一手材料，要么是详尽的档案，要么有白纸黑字的记录。不允许使用来源不可靠的材料。
新闻编辑室的设想是美好的。但有人提醒说，这种事做好了当然会推动实质性的改革，但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一开始时，只有两个人相信报道计划会取得成功。一个是策划编辑乔纳森·纽曼，他与威廉·马里莫共同采写的一组有关警察暴行的报道获1978年普利策奖。另一个是执行主编小尤金·罗伯茨。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一报道计划是典型的罗伯茨式的风格，即如果想取得成功的话，就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花费多少时间他都不在乎。正如都市新闻主编史蒂夫·赛普洛所说的那样：“他考虑的不是花几个月或是几年，他认为即便花上1000年也值。”
实际上，计划执行起来并没有花那么多时间，但也花了3年之久。从1983年4月到1986年1月，3名记者参与了此事，他们是H·G·比辛格、丹尼尔·R·比德尔和弗雷德里克·N·图尔斯基。他们采访了200多人，费城120位法官中也有一半接受了采访。他们在审判室里待了无数个星期，仅仅作旁听和观察；他们翻阅了大量的文件和记录，还查阅了有关部门编制的工资单，以及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内部备忘录。这些都是从未公布过的。
《问讯报》1986年发表的系列报道《法院的失序》触动了公众神经。从1月26日到1月31日，在文章见报的6天里，有200多个读者打来电话祝贺报道成功，并提供了他们自己所了解的法院失序情况。
当然也有反对者说，不应该搞这样的报道。
比辛格、比德尔和图尔斯基顶住了各式各样的巨大压力，用实际行动进行了反击。他们之间也有争论甚至争吵，但在报道看起来遥遥无期时，他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把 工作进行下去。其中的一些报道，有如妙笔生花，可以说是 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让人惊叹不已。这都是他们共同 努力的结晶。
在报道进行期间，他们也走了不少弯路，这并不是因为 他们天资笨拙，而是因为要想证实在某个特定的场合确实发 生过不合法的事，这相当困难。光是导语他们就写了无数 遍，一遍遍地写，又一遍遍地揉了扔掉。在市政厅9层那间 没有窗户、散发着霉味的屋子里，他们翻阅一页又一页的法 庭文件，有时翻看上百小时也写不出一个字来。
随着案头文件材料一寸一寸地减少，系列报道开始成 形。它像所有最终得以发表的调查性报道那样，通过艰苦卓 绝的工作和坚定的信念，报道最终成为研究这一事件的 文献。
最初的几个月，比辛格和比德尔对那些极为熟悉法院的 律师们进行了非正式的采访。通过这些采访，报道获得了关 键性的突破：当时的费城地方检察官爱德华·伦德尔乐意为 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材料。伦德尔还允许记者与市检察官 们自由交谈，并查看该办公室的许多刑事卷宗。
完成这些采访后，比辛格和比德尔对法官进行了正式采 访。两位记者感到，大部分法官都竭力维护这一系统。但是 让人兴奋的是，也有不少法官谈起司法系统时并不引以为 豪，而是对发生在其中的一些事情大失所望。
一年后，比辛格和比德尔就报道的进展向策划编辑纽曼 提交了详尽的备忘录。备忘录包括25个法院失序的个例。 它们没有被完全证实，有的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证实，这 就是后来发表的系列报道的提纲。
按照这一提纲，报道中有一部分会涉及法官幕后的贪赃 枉法行为。另一部分揭露法官是怎样为亲信在法庭中谋取职位的。还有一部分探讨律师向法官捐赠竞选献金对公正判决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与此同时，图尔斯基的调查也使报道有了迅速发展。有一天，图尔斯基在法庭里看到一件奇怪的事：一名辩护律师向法官申请重审。这本来很正常，但律师的理由却是：由于自己辩护不力，因此要求重审。这名律师所犯的错误即便是法学院新生都不会犯。毕业于法学院的图尔斯基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通过对大约50个人的采访以及查阅大量卷宗材料，图尔斯基查出，一些最为繁忙和最有声望的辩护律师在他们的当事人没有胜诉时，当场就以这样的理由要求复审。这样的案例有29个。
如果律师说的是实情，他们会因为严重的疏忽而受到惩罚；要是他们是撒谎，以此来帮助当事人，他们同样应当受到惩处。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律师因此而受到公开的惩罚。
如果对该报道还持有疑问，那么该报用电脑对律师向法官送出的竞选献金所作的研究将会使这些疑问烟消云散。首先，比辛格和比德尔获取了1979年到1984年间法官竞选中所有的竞选献金记录。《问讯报》随后用电脑对这些记录进行分析，以确认到底有多少是由律师送出的，以及什么时候送出的。这样，他们就一件件地证实了哪个律师在什么时间向某位法官送出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竞选献金，而后又在这位法官任承审法官时出庭辩护。
据《问讯报》确认，经市法院审理的案件中，辩护律师与法官存在着这种关联的有55起，其中71％的被告都胜诉。这占了经市法院审理的被告胜诉案件的35％。
1985年4月，即计划开始两年后，写作开始紧张进行。3名记者写了许多草稿。在纽曼和助理执行主编史蒂夫·洛夫拉蒂的指导下，他们特别注重使文章尽可能清晰、生动。
1986年1月，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连续6天，《法院的失序》在《问讯报》头版刊载，引起了司法监督机关的重视。
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对成为众矢之的的费城法院系统采取了非常措施，实行行政监控。州司法部长办公室也开始进行一项调查。另外，还由3名法官组成了一个调查组，复核所有那些因律师声称自己“辩护不力”而要求重审的案件，并向州纪律委员会提交报告。在这个系列报道中，提到一名法官，他把自己审理的一宗性犯罪中被指称的强奸未遂事件的受害人称为“丑八怪”，如今他已经不再参与审理该案。
《法院的失序》引来了大量的评论，但莫过于州长罗伯茨·凯西写给比辛格、比德尔和图尔斯基的信那样精到：
“《费城问讯报》再一次证明了自身是全国主要报纸之一，而且是调查性新闻报道的真正领袖。你们使人眼界大开的系列报道警醒了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费城司法系统的改革是刻不容缓了。”
——H·G·比辛格、丹尼尔·比德尔、弗雷德里克·图尔斯基
可以看出，为了完成这组揭露费城法院系统问题的文章，记者们做过个别的面对面访问、现场观察、交叉访问、隐性访问……他们在报道需要的综合压力下，自如地调动了各种各样的采访形式，并以复合策略使之结成硕果。
历史的丰厚正来自它的多姿多彩，也缘于它的灵敏睿哲，这是包括记者在内的实践者们所无法逃开的一种游戏情境。它要求我们具体地掌握与运作每一种存在样态，并使它们自由放纵，充分发挥历史性的作用。因为，选择或者说最终以什么方式操作，往往是偶然的伟大抉择。
这里的空间的确显得丰富而又复杂。
由性质与工作方式而言，有案头采访与实地采访两大类。前者更多的是在既有资料基础上的一种工作，后者则是田野式的、强介入的采访。
由工作的主体及其构结而言，有个人完成与群体协作完成的划分，有个人直接完成与委托完成的归属。
由工作手段而言，有口头采访、书面采访、电话访问、网上访问等。
由准备程度与耗费时间而言，有即兴采访、蹲点长期采访、交叉系统采访等。
由采访的公开度而言，则有公开采访与隐性采访等。
由采访的复杂程度而言，有一次性采访和反复性采访等。
由采访的媒介思维而言，有报纸采访、广播采访、电视采访等。
由采访的切入口而言，有直接采访、迂回采访等。．
在具体的采访实务中，记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借着“环境”的压力，选择其中的某些样态，借着它们特殊的制式与规则，深入事件，游弋纵横。调查是寻觅天机的工作，想象人性与社会停止奔腾是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是学习如何在激流中掌好舵。
一、案头采访
许多新闻事实要来自于第一手采访，这是最为基本的常识。然而，也不要忽视了另外一种极为有效的采访方法，那就是通过案头已有资料的相互关系，挖掘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意义。
这种采访方式十分灵活，在广播、电视媒体中使用频率较高，例如“据××报纸报道，××地方……”就是常见的报道形态。
事实的表现绝非如此简单。美联社记者所撰写的《他做梦都想得到一个儿子》就是巧妙利用案头采访获得的杰作。它选用了来自《文汇报》的一则刑事案件报道和《北京日报》的另一则报道，并以巧妙的穿插联系，让材料互相挤压，显示出十分丰厚的内涵。
他做梦都想得到一个儿子
美联社北京1980年7月10日电 赵是山东省某公社党委书记，他连做梦都想得到一个儿子。
上海《文汇报》报道说，他付给邻居一位妇女150元钱，请她代寻一个男孩收做儿子。
该报在星期三的一篇报道中说，在这以后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赵把钱给了一个名叫陈桂英的妇女，她在寻找孩子的路途中违法倒卖布票，以后，又由于乘火车不买票被扣留。
《文汇报》说，最后她逃了出来，流落到上海。6月15日，她在一条大街上发现了活泼可爱的小王健。她带着拐来的孩子回到山东家乡，并把孩子送给赵。这时，赵由于非法给陈女士开通行证正在受到政府官员的审查。
赵感到孩子来历不明，于是就把这事向警察作了揭发。女士生怕吃官司，于是在6月27日把孩子带到上海，希望找到孩子的家，把孩子归还给他的父母。
《文汇报》说，孩子的双亲已向警方报案，警方正准备以拐带人口罪和投机倒把罪对她依法起诉。报纸说，孩子已与家人团聚。在此以前，这个家庭向警报告孩子走失，并在《文汇报》上登了寻人启事。《文汇报》没说赵是没有孩子呢，还是只有女孩，没有儿子。
中国的传统是儿子比女儿宝贵，这是因为儿子要赡养年迈的双亲，还负有传宗接代的重任。尽管妇女组织和计划生育工作者做了大量宣传，但是，重男轻女的偏见仍没有完全消除。
本星期三，《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农村生产队长和一个刚生过孩子的妇女的对话。：“你生了胖小子，还是个‘半边天’?”(出自宣传男女平等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
农妇：“你应当问是生了个7分还是生了个10分。你们男人干多干少一天都挣10分，我们妇女干得再多，一天顶多只能挣7分!”
这类可以称之为集纳新闻的报道的确是对记者新闻敏感及组织技巧的考验。它要求记者能从分散的报告中见出点什么，并能以简单的付出确认相关报道的真确性。
通常说来，这些报道的相关资讯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多种报道中信息一致共存，一种是信息之间有其天然的冲突。一致共存状态是较为频繁的形态，例如我们的媒体常常刊载的各地综述，或者像上例所显示的那样。相互冲突的存在状态往往为人们忽视，例如前述对有关高学历消费现象在湖北某媒体上和新华社广州分社的相关报道，就恰如其分地在混乱中显示出人才观念的混乱与迷思仍是现代化途程中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的意涵。
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可以借此途径获得成功。例如，《费城问询报》的詹姆斯·斯蒂尔和唐纳德·巴勒特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研究了几千份法院记录，对有关被告、受害者、法官的判决材料分门别类进行了整理。借助于电子计算机的统计与分析，他们发现了一个严重的美国社会问题——在犯同样的罪行时，黑人比白人更有可能被判刑。而且，当案情的受害者是白人、黑人是被告时，判决通常比诉讼双方都是黑人或都是白人更严厉一些。
这一类方法的使用在记者中仍然很少，因为它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然而，这种采访方法却可以使记者和读者均能以扎扎实实的材料为依据作出结论。
当然，这种研究的准备是相当困难的。你至少应当收集一些线索，并有把握确认此中的确有可开掘的富矿。一旦开展，你则要确认你所进行的调查具有系统性，为此，就需要埋头通读各种相关资料，在每小时的消耗中，在技术性与分析性工作中，期待着你的科学发现降临。
二、即兴采访
又称突击采访。指在记者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新闻事件突然发生，迫使记者仓促上阵完成采访报道任务的一种采访形式。这是现场采访中最有个性的采访，也是最具挑战性的采访。
即兴采访具有它独异的特征：
1．事态发生的突然性。例如地震、火灾等各种自然灾害的报道，记者不可能有时问准备、研究，只能凭直觉做出反应，靠平素积累灵活反应。另一些现象也是常见的，例如里根遇刺。凯蒂·考瑞克这位NBc“今天”节目的主持人讲过她的一次奇遇：1992年的一天，她正在白宫采访美国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没想到总统本人却突然走进屋来。“我当时对采访他毫无准备，但我知道我得留住他。”凯蒂一秒钟也不犹豫，张嘴就向总统提问。整整19分钟，凯蒂使总统纵论从“伊朗门”到税收政策等一系列敏感话题。紧张不安的“老祖母”芭芭拉不得不把她尴尬的丈夫拉出镜头——第一夫人当时的表情是真恨不得杀了凯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