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北京城阳光和煦，金风送爽。
从河北省一个名叫西柏坡的山沟里搬入中南海的毛泽东一早就起床了，站在碧波荡漾的湖边，看着远方的天空，它是那样的高远，那样的辽阔与深邃，黎明的太阳将金灿灿的阳光洒在不远处的白塔上，古老的白塔焕发出一种犹如神灵赐予的金色光辉。
乾坤已定，江山在握，新中国领袖毛泽东做了一个深呼吸，将那清新甜润的空气吸入肺腑。
他昨天已给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讲了，决定去莫斯科会一会远方的朋友斯大林。
江青知道后要求陪同前往，毛泽东说：“这是党和国家的事情，得政治局开会定，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江青是个聪明人，在毛泽东身边这么多年了，知道毛泽东此话的真正含义，也就不再提起此事。嘴上不再提出并不等于心里不想，她只是将这个愿望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几天之后，中央的决定让江青感到不安起来。
毛泽东首次出国，中共高层非常重视，经过研究，决定让孙维世担任毛泽东随行人员中的翻译组组长，同时兼管访问中的一切机要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位子。
孙维世曾在苏联留学，而且是毛泽东亲笔批准的，她在苏联不但学习文化，同时也参加了著名的苏联卫国战争，到过苏联的很多地方，了解那里的情况。同时她又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是周恩来夫妇的女儿，小时候就跟毛泽东熟悉，是毛泽东家的常客，在当时翻译人才奇缺的情况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孙维世也是最适合的人选。
孙维世，怎么会是孙维世？江青心中感到不安，同时也有几分妒忌。没有办法，谁叫自己没有去苏联留过学，谁叫自己不懂俄语，更何况毛泽东早就讲了，这是中央的决定，不是他个人的意见。
周恩来对于让孙维世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有些不放心，毕竟孙维世还年轻，虽然在苏联留过学，但那时只是一名青年学生，从没有参加过重大的国际活动，更没有与国家元首交谈的经验。
毛泽东出发前的一个晚上，周恩来、邓颖超特意给提前到达莫斯的孙维世发去电报，一再地叮嘱她要好好工作，因为这是中苏两国首脑的会见，关系到两国之间的交往，也是世界瞩目的大事，要注意保密，不能小孩子一样随便说话，不能出一点的差错，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孙维世根据张闻天的通知，提前结束了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的活动，住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等毛泽东一行人的到来，周恩来夫妇嘱咐的话她一句句都铭记在心。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
关于毛泽东此次出访苏联前后的情况，汪东兴在他出版的《汪东兴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一九四九年八、九月份党中央召开政协会议时，毛主席给我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的指示。由我具体负责毛主席的保卫工作。毛主席对我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作宣传。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商量着办。”我和他们几个人研究后决定，为确保毛主席此次出访的安全，派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由我负责毛主席的专列组织和身边保卫工作。
毛主席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三部分组成。前卫车由五个车皮组成，上驻五十个士兵和一些铁路工作人员；后卫车也有五个车皮，除有五十个士兵担任警卫外，还有毛主席给斯大林七十寿辰准备的礼品等。主列车由十个车皮组成。我安排了一个连兵力在前几个车皮内作警卫，我、叶子龙、李家吉同毛主席坐一节公事车。毛主席乘坐的公事车内共有四个房间：毛主席用中间的一间，我们几个人用后面的两间，前面还有一间会客室。陈伯达、师哲同用一节公事车；滕代远、罗瑞卿同用一节公事车；其他人都乘头等卧。主列车还包括餐车、行李车等。
……
出访前一天，毛主席向我们宣布了三条纪律：
一、此次出访为秘密行动，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
二、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党政军领导两人来车上看望，其他人不要来；
三、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陈伯达、师哲、叶子龙、陈秉忱、沈剑心、李家吉、田树彬和我一行由中南海丰泽园出发，至北京西直门火车站登上去苏联的火车。到车站送行的有刘少奇、朱德、聂荣臻、李克农等同志。
从汪东兴的日记可以看出，由国内出发的时候，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中没有孙维世，也就是说，孙维世没有跟毛泽东同车前往苏联。
除了汪东兴的日记，孙维世六姨任均对此写得更加清楚，她在出版的《我这九十年——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一书中回忆：“其实，我们都清楚得很，维世根本就没跟毛泽东一起坐火车。那之前，维世先去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然后到莫斯科，奉命在中国驻苏大使馆里住了很长时间，等毛访时做翻译工作。毛上火车时，维世早已经在苏联了。”
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满洲里，斯大林派来的专列早已在那里等候了。斯大林派来迎接毛泽东的特使是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他登上毛泽东的专列，然后又陪同毛泽东一起下车再登上苏联派来的专列，并亲自为毛泽东安排好办公和住宿的车厢。这位副外长告诉毛泽东，虽然这列专列的服务员已经全部换成苏联的了，但餐车里做饭的仍然是中国厨师。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开进莫斯科北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等代表斯大林前来迎接。孙维世随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访问苏联，并接手担任翻译组组长和机要秘书的工作。
斯大林将自己的第二别墅“姐妹河”作为毛泽东访苏时的住所，这座别墅离莫斯科27公里，位于莫斯科的西南郊，四周高墙耸立，树木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由于平时来人很少，院子里难免显得有些？冷清。
毛泽东走进卧室，里面是一张宽大的卧床，他用手按了按，发现床垫竟然有弹性，原来这是斯大林专门为他准备的一张席梦思（弹簧床），不由皱起了眉头。
跟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李家骥见此赶紧问道：“主席还有什么要求？”
毛泽东说：“你能不能想法将这个床上的垫子给我换掉？”李家骥忙解释说：“这是现在最新式的床垫，是带弹簧的。”毛泽东说：“我不要这玩艺儿，你给我弄个木板的来。”
在外做客，应是客随主便，李家骥感到非常为难，认为这样的事不好向主人提出来。可是，毛泽东却又坚持要换，而且态度非常坚决，并提了如果苏联方面不给换那就让他去找中国驻苏大使馆想办法。
李家骥于是量好床垫的尺寸，并将毛泽东的要求通知了大使馆。下午四时，大使馆将床上的木板按要求送来了。
1949年12月16日下午6时，孙维世一行陪同毛泽东走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毛泽东一行。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门口，两个历史巨人的手第一次握在了一起。
这两位国家元首过去总是通过电报往来，可说是神交已久，但从未谋面，当他们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双方一时都显得有些激动。
斯大林问毛泽东，这次到苏联来有什么要求。
毛泽东用那口中国湖南的乡音说，这次来苏联嘛，主要是听听批评，学学经验。至于要求嘛，无非是要点“好吃”的，再要点“好？看”的。
斯大林听完苏方人员的翻译后对于毛泽东这种东方人的幽默感到不太理解，就问道：“要吃？要看？”
于是，斯大林便安排工作人员给毛泽东烤俄国最好的面包，还有黄油和土豆烧牛肉，可毛泽东说不好吃，还赶不上延安的小米饭。
接着，斯大林又安排毛泽东到苏联的很多地方去“看”，莫斯科红场、“阿芙洛尔”号巡洋舰、沙皇的王宫、列宁格勒……一个一个地让毛泽东“看”个够。
这样一下来就是好几天，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到处打听，也听不到一点有关中苏之间实质性的消息，也无法了解到毛泽东每天的具体行踪，于是外界便传出各种各样的猜测与谣言，有的甚至说毛泽东这次到苏联后，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
苏方人员得到这些消息后大惊，将情况反映给斯大林。
当苏方的接待人员柯瓦廖夫来请毛泽东外出参观，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时，他便生气地说，我这次到苏联来就做了三件事，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拉屎，别的嘛，是身上多长了几斤肉。
斯大林听后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外界为何会有这样的猜测？这个毛泽东，要“吃”要“看”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吗？
斯大林决定再与毛泽东会见一次，当面问一问他到底还有些什么？要求。
两位巨人就上次毛泽东提出来的“吃”和“看”，进行进一步的？商谈。
中方的翻译人员在来回的翻译中发现斯大林没有完全理解毛泽东的幽默，于是便对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吃”和“看”进行了一番解释——“好吃的”除了吃之外，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希望苏联能在民生问题上给中国以援助。新中国刚刚成立，多年的战争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灾难，现在是天地更新，百废待举，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医治战争的创伤，这需要苏联老大哥伸出援助之手，给予中国无私的援助，帮助中国建设一些新的项目，使中国人民尽快地摆脱贫困，走上同苏联老大哥一样的富裕道路，人民安居乐业。“好看的”就是希望中苏之间能签订一个条约，在国家安全的问题上给以援助，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看到希望。开国伊始，新中国就遭受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封锁与包围，他们妄图孤立中国。为了生存和创造一个和平建设的空间，希望苏联能与中国订立一个同盟互助条约，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苏友好关系。
斯大林一边嗞嗞地吸着烟斗，一边认真地听着中方翻译用俄语所作的解释，听完之后高兴地说，哎呀，原来是这样。
很快，善于外交的周恩来从国内赶来，中苏双方进入了实质性的？交谈。
孙维世没有想到，起初两次会谈都谈不到一起。双方的会谈从战争问题开始，焦点是中苏条约。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了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屈辱协定。毛泽东此行目的之一，是要废除这一不平等条约。
会谈中，毛泽东再次提起《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但斯大林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在斯大林看来，如果改动其中的一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
毛泽东要废除，斯大林要维持，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
1949年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大寿。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特意安排他坐在身边。
12月22日，毛泽东要求再次与斯大林见面。两天以后，在斯大林的别墅，两人举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这次长达五个半小时。他们谈到了越南、日本、印度、西欧等许多国际问题，但对于中苏之间的新约，斯大林依然只字未提。
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一气之下，他索性闭门不出，躲在别墅里“睡大觉”，并冲着苏方的接待人员柯瓦廖夫发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
柯瓦廖夫将这些都进行了反映，最后斯大林权衡利弊，改变态度，终于同意周恩来赴莫斯科，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毛泽东的首次访苏之行得到了圆满的结果。
孙维世与著名翻译家师哲等人一起，在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维辛斯基的会谈中，出色地履行了翻译职责，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出访的任务。
2月17日，孙维世陪同签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毛泽东、周恩来打道回府，列车从莫斯科出发，徐徐地向着东方的中国开去。他们沿途还参观了苏联的许多地方和企业。26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满洲里，苏方人员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礼物——两辆小轿车转到中国火车上。
从1949年12月16日至次年2月17日，毛泽东在苏联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国事访问，签订了对当时冷战格局以及中国未来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中间签署条约的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以及两国元首的态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重要的机密，经历了这一重要历史性条约签署全过程的孙维世是知道的。
北京火车站，孙维世跟在毛泽东等人的后面走下火车，站在月台上的江青看见了，快步走过来拉着她的手，一边走一边向她问起这次出访的情况。
周恩来早已对此有过关照，中苏会谈涉及国家的核心机密，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在没有得到组织允许的情况下，不得对外传播会谈的内容与会见的情况，对于江青的热情，孙维世只得应付，并不断地将话题岔开。
江青见孙维世不肯谈一路上的情况，就伸出手去搂着她的腰，表现出很亲热的样子，要她谈一谈一路上（毛泽东）主席的情况。
孙维世说：“这些，你可以自己去问主席嘛！”
江青一听就明白，这话实际上就是不愿回答自己所问的事情。
就这样，两个人跟着出站的欢迎队伍一直走到停在外面的汽车跟前，无论江青如何向自己“套近乎”，孙维世对于毛泽东、周恩来这次出访的情况仍然是只字不提。
江青为什么要如此接近孙维世，如此想方设法地与她“套近乎”，她到底想从孙维世那里了解些什么？到底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别的无端猜忌，江青的心中究竟想了些什么？随着江青的离世现在都已无从了解了，但这次出访与后来江青等人将孙维世想方设法地迫害致死，也许还是有一点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