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不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女儿，同时也是许多革命前辈的女儿。在延河边那一排排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家里，她一有时间就会去串门，由于天性活泼，所到之处必带去欢声笑语，大家都很喜欢她。
这天孙维世走近毛泽东家的窑洞，门是开着的，她不敢打扰，就跟警卫员在外面说话。
说话声音被毛泽东听见了，他放下手中的文件，问道：“外面是不是维世在说话呀？”
警卫员答：“是的。”
毛泽东说：“这小孩子有什么事吗？让她进来吧。”
孙维世说：“毛伯伯，没什么事，只是随便来走走。”
毛泽东说：“好吧，那你就随便进来吧。”
孙维世说：“不打扰你呀？”
毛泽东说：“不打扰，我正有事要找你呢。”
孙维世走进窑洞，坐在毛泽东的对面，开口就问：“贺（子珍）阿姨呢，怎么不在家？”
毛泽东说：“你的贺阿姨啊，到国外留学读书去了。”
孙维世大吃一惊：“出国留学？”
毛泽东说：“你想不想留学？到时也可以送你去呀！”
孙维世虽然经常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家里去，不过大都是串串门，与这些领导人的家属和孩子们说说话，有兴趣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玩耍一下，然后吃上一顿饭就走了。对于这些领导人工作和家里的事情，她遵照周恩来夫妇的教导，从来不过问。
毛泽东见孙维世这个平时活泼的孩子一下沉默了，就说：“好了，我们谈谈别的事情吧。我正想问你呢，听说你最近参加演出了一部很好的剧，在里面演了个资本家的大小姐，是真的吗？”
一说起演戏，孙维世就有说不完的话：“是的，这个剧叫《血祭上海》，演了好几场了，很受延安军民的欢迎。”
毛泽东说：“那好呀，什么时候我也去看一看。”
孙维世摇着头说：“你那么忙，哪有时间来看我们的戏。”
毛泽东一边伸手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来，一边对孙维世说：“这孩子，难道不相信毛伯伯的话？”
孙维世拿过桌子上的火柴，将火柴划燃，凑过去帮毛泽东点烟。
毛泽东一边幸福地吸着香烟，一边直夸孙维世：“多好的孩子，多好的孩子。”
蓝蓝的烟雾在窑洞里轻轻地飘散着，毛泽东十分认真地说：“吸了你点的烟，我再告诉你，再忙，时间总会有的嘛，到时我和你爸爸一起去看你们的戏。”
听说毛泽东要去看戏，孙维世一下子跳起来，高兴地说：“欢迎毛伯伯来看我们的演出。”
提到延安上演的《血祭上海》这部戏，当然得谈到江青。
对于当时的延安来说，首先需要的是军事人才，可是江青不懂军事，也不懂种地，更不懂工业与贸易，她只会演戏，这是她唯一能依靠的一把利剑，她要用它开辟出一条路来。
令江青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获得了一个跟孙维世同台演出的机会。孙维世这次与江青同台演出，完全是来自于那场纪念上海淞沪抗战六周年的纪念活动。
1937年11月，江青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第12期班学习。当时，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以东数里的桥儿沟一座天主教堂里。
这年年底，延安各界都在积极准备即将到来的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的活动，文艺界更是特别忙碌，准备了一个话剧《血祭上海》，讲的是上海军民同心抗日的故事。里面的几位男演员很快便找到了，可是女演员却让人为难，特别是剧中扮演资本家小老婆和大小姐的演员，找了好几个都感到不合适。
有人知道江青和孙维世在上海时当过演员，便推荐了她们俩。
就这样，因为“革命的需要”，到了延安后的孙维世和江青再次登上舞台。江青扮演剧中的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剧中的大小姐。
1938年1月28日，《血祭上海》在延安公演，立刻引起轰动。除了感人的剧情之外，人们最难忘记的是剧中演资本家姨太太和大小姐的两个演员，在舞台上她们扮相清丽，步履轻盈，举手投足都充满令人神往的韵味。
江、孙二人在解放区一剧成名，成了当时红都延安最靓丽的两朵花。人们不再叫她们的名字，都叫她们“姨太太”和“大小姐”。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要看这部话剧，孙维世当然非常高兴，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剧组。
毛泽东说话算数，几天后便与张闻天、凯丰、罗瑞卿等去观看演出，感到非常满意。
《血祭上海》在延安公演了整整二十天，盛况空前，场场都是人山人海，四周的树干上都爬满了看演出的乡亲。
《血祭上海》在延安演出所引起的巨大反响，说明这部话剧在反映全民抗战方面取得了胜利，特别是毛泽东等人观看演出，更是对这部话剧的肯定，这立刻惊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
为了庆祝演出的成功，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在延安“中央饭店”设宴招待该剧所有演职员。说是“中央饭店”，其实就是几间不起眼的旧瓦房。房子虽破旧，但宴请的气氛却很热烈，毛泽东、张闻天、凯丰等中共领导人亲临宴会，并举“杯”（说是酒杯，实则是土碗）向演职员祝酒。
毛泽东举着盛酒的土碗，一桌一桌地给演职人员敬酒，并提议乘这次演出成功的东风，成立鲁迅艺术学院，为全民抗战培养文艺人才，提议由张闻天来担任院长——因为“闻天同志是文学家嘛”！
张闻天一听，立刻放下手中的酒碗，大声提议，要毛泽东来亲自兼任这个院长。
庆功宴会上立刻一片欢呼。
江青从人群中挤到毛泽东的面前，起劲地对此表示赞同：“我同意由毛主席来兼任这个院长！”不知是谁大声说了一句：“‘姨太太’的话代表了我们大家的心愿啊！”立刻引起一片笑声。
其实，江青也明白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根本不可能来当这个校长。事实也是这样，1938年3月14日，“鲁艺”首届学员到校。4月10日举行“鲁艺”开学典礼即学校的成立大会，校长还没有定下来，只是任命沙可夫为副校长，负责主持日常工作直到1939年3月，国共合作出现紧张局势，中央在讨论“鲁艺”的工作时，罗迈（李维汉）曾提出由洛甫（张闻天）来任校长，这与毛泽东开始时提出的人选相同，但后来却决定由康生来任这个校长。但康生一天也没有到校去上任。到了1939年5月15日，重新任命赵毅敏、沙可夫为副校长，校长人选仍是空着。后来到了1939年11月28日，中央才任命德高望重的吴玉章任校长，周扬任副校长，主持主常工作，宋侃夫为党总支书记兼政治处处长。
吴玉章自任命后也很少到校，具体工作均由周扬负责。何以这所解放区的著名艺术学院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任命一名正式的校长，成了一个谜。对于演这个戏，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原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时曾说过，就是这个任白戈写了这个戏，让我在延安出丑，于是任白戈便倒台了。
与“姨太太”江青不同的是，“大小姐”孙维世继承了父亲的遗风，性情刚烈，疾恶如仇，习惯于埋头做事，不喜张扬，她没想到江青会在庆功宴会上这样出风头，感到很不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