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们也毋庸否认，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里，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观念里，一直是讳言“利”这一个字的。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您千里迢迢跑到敝国来，可能有什么计划使敝国获利吧？”孟子就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大王何必讲‘利’，如果现在大王说怎样使自己的国家获利，你的官吏就要说怎样使自己的家族获利，你的老百姓更要说怎样使自己获利，上上下下都争起利来，国家就危险了。”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例子，孟子认为利是不能谈的，见利就会忘义，天下就乱了。古人又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是我按照义理去做一件事，但不谋取它的利益，我只问我应不应该这样做，但不管做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成绩，这也是把功利排除在道德价值之外的。可是我们想想，做一件事，如果不能增加国家、社会、人民（当然包括自己）的利益，即使冠上最动听的名字，有何意义？如果事情完成之后没有一点成绩和功效，做了等于白做，又有何意义？难怪有心人要把这两句话改成“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不单要循规蹈矩去做，而且要做得有利益；不单要按理想去做，而且要做得有绩效。这样，语意就完整多了。
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观念问题，实际上这观念牵涉到许多重大的事情，说得严重一点，中国的文化如此悠久，各种农工商业的技术知识的获取，都比现在一些所谓工业先进国家要早若干年，但我们始终停滞在农业社会的阶段，直到近百年来才开始想迎头赶上，这未尝不是不谋其利不求其功的观念在作祟。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其原因就是认为“商”是只重“利”的阶级吧！今天，时代的潮流不同了，我们的观念也渐渐在转变，老实说应该非变不可，我们不仅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正当利益的权利，进一步认为从事工商业者，也是贡献其智慧力量于国家、社会的功臣。从前，名和利差不多是分开的，在“利”上有所得的人，常常在“名”上有所失，现在则不然，一个事业成功的大企业家同时也是众望所归的人物，只要他的私德不太差。美国政府的某些高官显爵，多的是商而优则仕的大公司的总经理或董事长，我国的国情虽还未达到如此地步，但至少省、县、市议员里面，工商业巨子已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行行出状元，事业的经营者如果埋头若干，闯出一片天地，他将不难发现“名利双收”这句善颂善祷的话，已经不是奇迹了。
死要面子活受罪
虚荣心人皆有之，死要面子则是虚荣心的最具体表现。一个人不可能不要面子，但又不能够死要面子。死要面子的人，往往却会真正丢了面子。
曹雪芹在小说《红楼梦》、曹禺在话剧《北京人》中，都以生动的笔触，真实地描写了本已败落，但仍不肯放下架子的诸多世家子弟的形象。在他们看来，如果这些架子一旦全不存在，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在这里架子实际也就是面子，可见，有些人是把面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就是他们的人生哲理。
面子当然不能不要，一个一点面子也不要的人，恐怕自尊心也不复存在。关键的问题是要搞清怎样作才算不丢面子？什么面子可以丢，什么样的面子应当保？
一句话，出于虚荣的面子应当丢，有关人格的面子需要保，不保何以处世？而保的办法则在实事求是。事实仅在，曲直分明，面子不保亦在；哗众取宠，装腔作势，面子虽保亦失。
不适当地过分看重面子，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是颇为严重的，其实，面子是中国人心理上的沉重包袱，看似薄薄的情面，其实质则有令人难堪的苦衷。
中国古籍《墨子·离娄下》中讲了这样一则故事：齐国有一位穷酸之人，娶了一个媳妇，还有一位偏房。这位先生祖上也许发达过，可现在不行了，然而他的面子可低不下来，就是在自己的妻、妾面前也忘不了打肿脸充胖子。于是他对她们说，经常有贵客请他赴宴，而且每次回来都装成酒足饭饱的模样。其实，每天他都来到东门外的一个墓地里，跑到上坟人那里去讨乞剩余的祭品。原来他就是这样参加宴会了！而每天他都跑来洋洋自得地在他一妻一妾面前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丝毫也不感觉惭愧。因为在他看来，这样才算有面子，还管什么死要面子活受罪。
面子有时还是伤害自我的导火索。
在中国古代，人们把勇敢看成有面子，所以，传说有两位勇士，为了表示勇敢，居然互割对方的肌肉下酒，最后双双送了性命。这种要面子，当然是非常愚蠢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却也司空见惯，并不足怪。
面子更是社会剧变时的晴雨表。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人类社会在不断分化，贫富差距在不断加大，许多人在社会剧变中失去了自我价值的判断，他们的心理道到极大的扭曲，因此只有借助于虚荣来满足自己的面子和虚荣心。
有些人即使债台高筑，也要挥金如土，与他人比吃、比穿、比用、比收入。当官的比轿车、比住房、比待遇、比职级；在操办红白喜事时，讲排场、摆阔气；在住房装修中，比豪华气派；在生活消费中，大手大脚，寅吃卯粮，借贷消费。其目的都是需求他人将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虚荣的情绪与他人的反应息息相关，他人反应的变化会使虚荣的情绪迅速相应调整。
从小处说面子所带来的虚荣心腐蚀了人的正常心理，破坏了人的健康情绪，成为了中国人性格中的一个毒瘤。
虚荣心会使人变怪僻而孤独。例如有一位在某研究所工作的科研人员，技术与学识上也许并不太差，但由于自尊心过强，所以，尽管年逾不惑，却仍然和同志们难以和睦相处。原因是，不管是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还是在工作方案的安排上，甚至就连日常琐事的看法和处理上，只要别人意见与自己不合，他就觉得面子受了损害，一点也不能容忍，立时发作起来，非要别人按自己的想法去办不可。否则，就会不依不饶，甚至恶语相加。因为，他觉得自己永远高人一筹，意见必然正确无误，别人只有跟着走的份儿，否则就是以邪压正，同时，也是不给自己面子。正因为他的这种毛病，所以，凡与他相处稍久的人，无不敬而远之，避之犹如瘟疫。试想，一般人在这种环境下，如何能够忍耐。
在中国乡间，邻居是时常要吵架的。吵架不能没有和事佬，而和事佬最大的任务便是研究出一个脸皮均势的新局面来，好比欧洲的政治家，遇有国际纠纷的时候，不能不研究出一个权力均势的新局面来一样。遇到这种案件的时候，和事佬的目的在于公平地解决，使权利义务各有所归，而在把脸皮向当事的双方分配一下，厚薄多少，各有攸当。至于公平的处断，虽然有它的好处，在东方人看来，往往认为是不可能的。在县衙门里的公堂上，这条脸皮均势的原则是一样的适用，一大部分的官司，归根结底，总是打一个平手，两不相亏，各不伤脸。
既然大家都有面子，所以一定要相互照顾。为了保全脸面，中国人与人相处就须十分小心了，要善于察言观色，领悟别人的话外之音，而不能过份相信自己的直觉。为了防范小人，以免砸了自己，于是大家逐渐掌握了一套很有应用价值的“会议语言”——在会议或其他公开场合向大家表白的语言，其特点是谦虚、圆滑、空泛。
谦虚的，如：我是来学习、取经的；抛砖引玉，难免有错，敬请指教；等等，其作用是避免人家说你自负、骄傲，且可做免战牌之用。
圆滑的，如：虽然……但是；一分为二；原则上同意；等等，其作用是避免任何可能的偏颇，把思想锋芒藏起来，叫人抓不到话柄。
很多人掌握了这样的诀窍：要评上先进就只有争取提名，因为在评比会上谁也不愿当面说你不够资格。所以，哪怕明明是一位差劲的候选人，最终也能获得全部赞成票。当然，事后又免不了一场背地议论，因为人们投了一张违心的赞成票，总要发泄心里的积怨。如果出现了“名额有限”的情况，那就只好另外召开秘密会议去解决“平衡”问题了。
失去健康就失去一切
拥有健康并不能拥有一切，但失去健康却会失去一切。健康不是别人的施舍，健康是对生命的执着追求。
很少有人能够彻底明白体力与事业的关系是怎样的重要，怎样的密切。人们的每一种能力，每一种精神机能的充分发挥，与人们的整个生命效率的增加，都有赖于体力的旺盛。
体力的旺盛与否，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勇气与自信心的有无；而勇气与自信，是成就大事业的必需的条件。体力衰弱的人，多是胆小、寡断、无勇气的。
要想在人生的战斗中得到胜利，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每天都能以一副体强力健的状态、精力饱满的身体去对付一切。然而有些人却以一个有气无力、半死半活之躯从事于工作，其不能得到胜利，又何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