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道学得很，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一部分房子分租给一家房客，房客中有个小女儿，大家叫她小妹。我当时最大的特怖（taboo），就是别人说我和小妹有什么什么关系，我立刻大发脾气，并且破口大骂。姊姊们知道我这一弱点，所以吵架的时候，故意说我是‘小妹丈夫’来气我。我呢，就用‘大连太太’来报复（大连是大爷亲戚李德邻的儿子，是个极顽皮又厚皮的小男孩）。有时候，和姊姊们如有什么谈判或协议，为遵守诺言起见，双方都以‘大连太太一小妹丈夫’做赌咒，姊姊失信，就是‘大连太太’；我若失信，就是‘小妹丈夫’。我一点也记不起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小妹丈夫’过敏症，也搞不清为什么变得如此道学。”
“1941年爸爸开始任太原禁烟局长。”
“爸爸在1941年去太原上任，五六岁的我也去了太原。”
“太原禁烟分局办公地点在柳巷，我们住在帽儿巷禁烟所内，确切说是禁烟所外面一个单独跨院，由一个圆形门洞进去是院子，右手有两间房是用人居住的地方，正面上几阶台阶就是卧室和客厅了。”
“在太原住了一年，使我印象难忘的还有：
一、对鸦片烟，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禁烟局的鸦片一堆一大操场，都是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像去了砖窑似的。我想任何毒枭，都不会比我看过更多的鸦片。
二、爸爸的日文秘书于秘书在局里的一个同事婚礼上，在喜棚中搂住一个‘女招待’亲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招待’，后来时代变了，‘女招待’也变成了历史名词了。”
“四、我到太原最高点玩过一次。”
“五、我在太原参观过一家做香的工厂。看到香是从机器里一根根挤出来的，很好奇。”
“除了太原以外，我有一次同爸爸去了榆次的太谷。”
“太谷是山西最早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我记得参观一家医院，医院中有一架人体骨骼，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骷髅。”
“山西对我的最大影响不是地，而是人，是一个山西人，名叫温茂林。他是我家的男用人。他长得两眼有神、两腮无肉、中等身材、中年岁数、穿着裤脚缠绸带的黑棉裤，留平头，一派典型中国淳朴农民打扮。我到山西以后，茂林就来了，负责照顾我的一切，整天同我形影不离。茂林的话不多，粗识文字，脾气很憨，我做错了事，他会怒目指摘我，可是我很喜欢他。”
“敖弟每天由男仆温茂林陪着，温茂林是山西人，性格耿直，眼中只有小少爷李敖，对别人不大合群。”
“茂林后来跟我们到北京……”
“有一天，爸爸把几只中国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门了。我跑过去看，发现茶碗四周都画着光着身的男人女人，这时茂林走过来，声色俱厉地向我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弄得我莫名其妙。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原来我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宫画。”
“茂林喜欢鸟，我也大受影响，养起鸟来。”
“北京旧家的纨绔子弟，常常出门卷着白袖子、提着鸟笼子、叼着烟、迈着八字脚走路，一派腐败堕落的模样。我那时太小，这不到种水准，不过鸟倒养过几只……”
“这种严‘男女之防’，后来发展到连茂林都吃我不消——当茂林同女用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竟在旁边监视，不准男人同女人讲话！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讲了几句，不料我却从桌子底下跳出来，对他大声申斥一番，我的古怪与任性，由此可见一斑。”
“对小少爷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当名医关颂韬诊断敖弟阑尾炎炎须动手术治疗的时候，温茂林向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说：‘动刀开膛还了得？’等爸爸信任关大夫的诊治方案，同意手术切除敖弟的阑尾时，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比任何人都动真情。”
“大家七嘴八舌，使爸爸很为难，幸亏关大夫说：‘开个刀没关系，如果不是，缝起来就是了。’于是爸爸决定开刀。”
“说也奇怪，听到开刀的李敖忽然说他的肚子不痛了，就连诊断闹尾炎重要手段压痛症状也突然消失。专家关颂韬当然不会上小小的李敖的当。”
“手术是在南池子东华医院进行的……”
“我住进东华医院，开刀那天，医生把哥罗仿按住我鼻孔，叫我跟他数数字，我跟他数到三十多，才麻醉过去。”
“手术是在南池子东华医院进行的，症状已转成腹膜炎，伤口不能马上缝合，而是每天换纱布引出脓水，李敖很坚强，任凭换药一声不响，受到医生不少称赞。”
“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割下后为了清脓，插入两条皮管，不能封口，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时已经腿软得不能走路了。”
“病好后，茂林陪我到关大夫家谢谢他。”
“关大夫家庭院很大，他知道我喜欢鸟，特别送‘李局长的少爷’名鸟一只。”
“我是1942年七岁的时候进新鲜胡同小学念一年级的，当时我在家娇生惯养，胆子很小，初次上学，颇不习惯，所以由茂林陪我。他站在教室窗外，跟我保持膈窗遥望的照应，我一边听级任老师上课，一面紧张地看着茂林，心有二用，绝不大意。”
“一年级级任是位姓师的女老师，戴着没边有眼镜，和蔼可亲，人也漂亮。那时没有什么幼儿园，一念书就是小学一年级……”
“我记得第一课只有三个字——‘天亮了’。”
“我那时候已在家里先背过《三字经》，也看过《小熊逃学》、《小狗回家》等儿童书，我的程度，已经不错了。”
“有一次，我在校门口向一位男老师敬礼，一边敬礼一边大喊老师早，男老师那天大概有什么毛病，忽然当面责怪了我，我大为伤心，回家大哭。五叔查出那男老师原来是他学生，跑去骂了他一顿。这件事我五十多年后还能记忆，我相信办教育的人对小孩子的态度，真不可不小心。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我们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给，给多少吃多少。但外祖母很偏心，大姊和三妹回家（指外祖母的房间）后，还会分到额外的。敖弟占了是男孩的便宜，有时外祖母会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窝里。”
“连着两个暑假，妈妈带着我、敖弟和六妹去太原。”
“……在太原期间，我曾随俞松涛秘书去看日本相扑表演。”
在《李敖回忆录》P16中有：
“在太原住了一年……于秘书带二姐和我去看……”
在《李敖快意恩仇录》P22—25中有：
“山西风光是二姐同我的共同的回忆……在太原期间，我曾随俞松涛秘书看……”
（彦按：此俞松涛秘书就是于松涛秘书。）
“三、日本的国宝——相扑团到太原来表演，于秘书带二姐和我去看，看到一个个特大号的大胖子角力赛，发现他们虚札与赛前动作N多，令人好笑。那天台上台下，全场都是日本鬼子，现在回想起来，日本侵略中国，他们派来的鬼子们可真不少。那天是我生平看到日本鬼子最多的一次，印象奇劣。”
“在太原的两个暑假有几件事给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太原的公园里看到过两件怪事……二是公园里有一头牛生着五条腿，其中四条和正常牛一样，能走动，第五条腿则长在脖子下面，偏向前方，粗细和其他腿差不多，很挺直并且照样的蹄子，不过第五条腿稍短些不能着地。”
《李敖回忆录》P16
“在太原住了一年，使我印象难忘的还有……六、我在太原公园里还看过一条怪胎牛，这牛有五只脚，脚从脖子下伸出来，真是无奇不有。这件事，我完全忘记了。四十多年后，我在天母侨大木器行看家具，看到一张五脚大会议桌，中间有一只脚，我突然想起太原那条牛！人的记忆，真不可思议啊！”
《李敖快意恩仇录》P22—23
“山西风光是二姐同我共同的回忆……在太原的公园体里看到两件怪事……二是公园里有一头牛生着五条腿……”
《李敖快意恩录》P4
“二姊的六万字最惊人的，是她那细腻的记忆。这种细腻，纵使跟你的记忆不合，你也难以驳倒她。”
（彦按：在时间上，我是参考《二姊给李敖的回忆》上的资料来处理的。）
“敖弟小时候皮肤较黑，有点儿对齿，发音的时候舌头也不那么利落，还有几分眯着眼，说话的时候喜欢嬉皮笑脸地盯住人看。那种神态直到今天我看他笑还能捕捉到童年的影子。”
“1943年暑假过去了，开学前爸爸妈妈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
“我非常兴奋又有机会和爸爸一同乘火车……”
“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日本穿军装的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丝毫没有笑容，但却非常冷静。记得爸爸还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看样子是遭到拒绝，爸爸终于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
“外面正下大雨，我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我们一家人。我一下子长大了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们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的走着。走到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我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敖弟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
“最后总算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敖弟和六妹那个时候都小，依在妈妈身边倒也不哭不闹。”
“第二天清早我走进院子里，只不过是孩子，日本兵对我并不防范。几个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妈妈对日文更是一窍不通，结果用上我这个‘大翻译’了，我学到的日文只是片语之字，还会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几个鬼子兵赞声不绝。”
“爸爸看到机会喊我进他的房间，教我背诵六件事，说等有机会的时候转告徐伟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态严重不敢偷懒，努力默记在脑子里。在我数次出入爸爸那间房间的时候，爸爸让我反复背诵给他听直到无误。”
“从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幺听明白当天下午会离开榆次，爸爸妈妈知道这一消息都称赞我能干。果然那天下午我们又被解送回太原。”
“回到禁烟所，徐伟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静的态度，听我背诵了爸爸的几点嘱托，并且边听边点头。事后妈妈多次夸我‘真懂事’”。
“不太久，妈妈被允许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回北京。”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
“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我们说：‘亲启的信就是秘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刘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学生。最终妈妈回家谜底揭晓。信上只有几个字：据闻老师不日归京。”
“寥寥几个字使全家乐开了锅。接着是期盼、期盼、再期盼，总算盼到爸爸回来了，消瘦了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槎儿，面色苍白，看上去格外让人心酸。能从日本宪兵队活着出来，等于通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
“他（彦按：李敖他爸）被关了半年多，最后无罪开释。爸爸坐的是日本式牢，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整六个多月，他挨过一个耳光，他的手表，被日本宪兵要求对换，最后他回北京时，戴的是东洋烂表。”
“爸爸前后被拘留约半年，没有受过刑，只有一次一个难友凑过来和爸爸说话，爸爸受牵连挨过一个耳光。”
“爸爸最后无罪释放，王克敏对爸爸的清白，极为欣慰。他把爸爸请去，把华北禁烟总局长的职位给了爸爸，但是爸爸决心不干、决心脱离官场、决心埋下头来、研究一点问题。他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
“爸爸获释后，曾提及调他到北京总局任职，爸爸心有余悸，以身体欠佳为理由谢绝。”
“他从此成了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他遍读有关土地问题的书，作笔记。他偶尔也买一点旧书，像向乃祺的《土地问题》、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有时候，他也带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
“1943年8岁进二年级，级任是位姓崔的男老师，是个非常刻板的人，沉默寡言。永远是一袭旧‘阴丹士林’蓝布长袍，进教室后先不说话，而是拿出鸡手掸子，清除讲台桌椅，他清除的很慢、很规律，包括每一条桌面下的边，都不放过。他清理过程一言不发，我们全班也一言不发，看着他天天大扫除。”
“崔老师不久得肺病死去，来了一位女老师代他。全班恢复了活泼气氛。图画课上，我总是画汽车，女老师很欣赏我画的汽车。我对汽车的印象，是在太原建立的，那时候很少小朋友像我这样‘现代化’过，他们要画，大都画洋车，就是人力车。”
“新鲜胡同小学是古宅老屋，颇多鬼怪传说。我只有一次奇遇。二年级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左后角的最后一个位子上，突然全身似为鬼迷，神智清楚，可是不能动弹，好一阵子才过去，至今记忆犹新。”
“……常是闷声不响地调皮，有一天他将两个小青杏儿塞进自己的两个鼻孔里拿不出来，跑来找我帮忙，我真费了好大劲儿，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将青杏弄出来。”
“另有一天我们捉迷藏，敖弟藏好后无论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后惊动得大人们慌了手脚，原来他躺在盖着丝绒台布的麻将桌下两把椅子上，任凭大家声嘶力竭喊‘小敖’，他就是不吭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