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4月初，“小Y”不再在隔壁编字典了。李敖送了一组笔（一枝钢笔、一枝原子笔）给她：
“小Y”，最后一声嘁邻居的：
这不算是季子挂剑，但总算是我久已心许的一点小礼物。这种Parker75型的钢笔不能刻字，所以我先把一个美丽的名字，刻在象牙上。
钢笔，我已替你装好一次你喜欢的墨水；原子笔，我代你换成红色，虽然用红笔写信的日子，已经消逝，但“以备不时之需”，也是好的。
“走这道楼梯的日子”，到底已近尾声。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些什么。我只清楚地知道，我不会再站在第四扇窗前，第四扇对我来说，不再有窗，也不再有窗外。恰像那失去小白驴的朋友，我回到了寂寞，又回到孤单。
你，不再是邻居，而我，却是被留在隔壁的守夜者。你的离去，使墙和空气，完全不同。我承担的，是一切你留下的触忆，你给了我属于我的一切，带走的，只是一片彩云。
写这封信，几次被泪水搅乱，我奇怪今晚我竟忍不住它。你也奇怪吧。“Y”，一个对你“板脸”并说“我不对女人太好”的肉食者，竟也有这样的时候。
敖之1967年4月7日（28）
这一阵子他的情书之多，堪称罕见：
想我吗？一边走一边哭的“小Y”，还敢再嘴硬说不想我吗？我不像你那么“虚伪”，我干脆承认我好想你好想你，我的“姨太太”（指我的小汽车）也好想你好想你。你的眼镜，你的桥牌，你的“欲之上”……都还在“姨太太”那里，一切都没有变，唯一变的，只是不再见到我身边的人。在1516216，我曾跟我身边的“小Y”有着多少甜蜜的回忆，曾有多少亲近，多少抚摸，多少许诺与欣喜，多少欣喜与哀愁。如今，这些，都转变成“两地书”，唯一不同的是我不会称你作“广平兄”，你不是“兄”，因为你没有资格（缺乏“且”），还是让我来称你作“小Y”。……我不该在乎过去别人怎么称呼过你，不是吗？因为过去的“小Y”并没有“开始”，而我，现在正写“创世纪”。（1967年4月10日）（29）
你说：“……你得答应，不要为了生我的气，或别的原因而不给我写信。”我好喜欢你这样说。其实，“小Y”想想看，我怎么会不给你写信呢？写信似乎已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连锁——唯一你批准的连锁，我不会再失去，在你我之间，你收回的，业已太多，只剩了这么一点了，好像只剩下台湾，什么时候，才是我“反攻”的日子呢？（1967年4月11日）（30）
你居然有这种逸兴，居然看起坟来，居然想起了埋骨之地。你说我可活到60岁，那时候你51岁了，要不要comediewithme？也许我们不能“生同居”，但又怎么一定说不可能“死同穴”呢？青山绿水之间，皇天后土之侧，如果你我死在一起，又有什么不好？至少那时候，你真正达到了“与鬼为邻”的境界，我也真正享受到“倩女幽魂”。怎么样，“小Y”，你赞成也未？（1967年4月12日）（31）
……我是反对婚姻的，起码赞成试婚制，你如果结婚，别忘了要先试试。JeanHarlow不就是没先试婚，结果碰到个阳痿丈夫吗？要知道丈夫是不是阳痿，我看还是先到我身边来吧……（1967年4月12日）（32）
……设法多给我一点吧，我的“小Y”，多给我一点温暖和爱，我被你放逐得快死了，乘风而去，像一首“蝶恋花”，你难道真的要我先在“佳城”中等你？anddieforbeauty？有一天我死了，不要忘了用你的头发陪我，为我殉葬，我睡觉都需要它，何况是长眠？别忘了。“小Y”。我跟你的同在，你的长发，跟我同在。（1967年4月12日）（33）
显然的，“小Y”是又惩罚李敖又十分宠李敖的：惩罚他，为了他常在“欲之中”而非“欲之上”，而自己在这方面非常矜持，以致要离李敖而去好多天；宠他，为了他的一封信，剪下自己全部长发送给李敖，并在李敖生日时做卡片过来，把自己的小照片，暗嵌其中。（34）
最后，她自己终于放松了一点，答应跟李敖进浴室，但不肯脱光，只是宠李敖，像个古典女奴般的，为李敖洗遍身体，当她显然漏洗了什么，李敖提醒她，她背过脸去，还是为李敖的它轻轻地洗了。（35）
有一次李敖和殷海光在“美而廉”相遇，细心的李敖发现他气色不好，后向好友一打听，原来是他的胃病并没有请医生，这很是让李敖惊讶，忙去信殷海光：海光老师：
好久不见。十几天前托晓波买点礼物送你，收到了吗？
上次在“美而廉”相遇，我就感到你的气色不好（很久不见，所以感觉特别尖锐）。前天听平景说，你的胃病并没有请医生看，我颇惊讶，我以为你请了医生，没想到你竟对你的身体这样不科学！
我看还是由我来吧！我昨天跑到宏恩医院，替你约好的看病时间如下：
下星期二（18日）上午10点照胃部X光。
下星期四（20日）上午10点请台湾有名的胃科大夫李承泌医师诊断。
你治胃病的一切费用，由我承担。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所以我愿意“请客”，以我们的关系和了解、你自然不可推辞。
你在星期一（17号）晚上10点以后，就不能吃任何东西，也不能喝水，直到第二天照X光以前，千万不要吃喝（照胃部X光，一定要十二小时的“空胃”才能批照）。我准于星期二（18日）早上9点半来接你。一切面谈。“但愿人长久”。保重第一，一时的被诬谤被戴红帽子又算得了什么，只要我们留得青山住！
敖之
1967年4月14夜5时10分（36）
就这样的，在1967年4月20日，李敖把殷海光推到台湾最有名的胃科李大夫面前。李大夫对李敖说：“我佩服殷先生，也佩服你李先生，李先生郑重托我，我自然尽力。”
他为殷海光做了彻底的检查，检查期间有说有笑。然后对李敖使了一个眼色，就走出去了。李敖跟殷海光聊了一阵，借故出来，李大夫拉李敖到一边，满脸严肃地说：“百分之百的胃癌！百分之百的胃癌！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医生？”
李敖问他：“能拖多久？”
他说“这次若不来看病，几个月里就没救了。”
李敖又问：“现在有救吗？”
李大夫说得开刀才知道，现在就立刻办住院手续。（37）
于是，殷海光立刻被“当场收押”，李敖把他安排进病房，把同来的朋友都支使出去。
李敖先说了些轻松的，然后轻描淡写地说：“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你这位忧郁哲学家啊！竟得了胃癌。罗素要听说你得了这种不哲学的病，他会笑死了。现在决定开刀抢救，你应该准备在开刀以后，好好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我相信那是一部有价值的书。你有生命危险，来日无多，我本来不该告诉你，但我一想，你看了这么多书，若连生死都看不破，那书也白看了。所以我决定告诉你，使你有所准备，免得做错了安排，浪费了时间。”
殷海光听了李敖的话，很镇定，也很从容。他感谢李敖以强者对待，说一切就照李敖说的办。
李敖走出病房，叫朋友去陪他。
他朋友出来说：“殷海光一见到我，就哭了。”
殷海光在强者李敖面前不得不示强，但李敖一走，他就垮了。（38）
李敖在4月14日给殷海光信中所说的“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的话，其实是骗人的，他不愿殷海光知道他的经济困窘而不安。
事实上，他当时已被官方完全封锁，很难靠出版社维生。他的维生之业，其实是做旧电器买卖。（39）
市面上品质好的冰箱冷气等电器台湾不能生产，都靠美军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他和朋友合作化名“OK李”，整天登英文报兜来旧电器，然后转卖。转卖时候，他都亲自参加搬运，与苦力无异。
有一次，卖一台冰箱给大导演李翰祥，正在参加搬运的时候，被李太太看到，她说：“怎么大作家做起苦力来？”
李敖说：“大作家被下放了，正在劳动改造啊！”
为了坚守原则，不同国民党合作，他在谋生上的辛苦与心血，一般人是完全不清楚的，他也无须让他们清楚。
从外表上看，他满有钱的，因为他知道在现实社会中，“充阔”比“装穷”更容易混，“‘充阔’至少可以贷得到款、贴得了现、借得着钱，‘装穷’则全无用处。大家都说他有钱，可是谁知道他还在做苦力呢？”（40）
他不但没有钱，在财务上的窘迫，甚至非常严重。殷海光被宏恩医院“当场收押”“立即检查”的时候，院方立刻要3000元住院保证金，他就掏不出。经他和会计小姐挤眉弄眼，终于同意他先开一张空头支票做抵。等他出去找到3000元后换回。（41）
殷海光开刀以后的第二年，一天下午，殷师母以焦虑的声音打电话给李敖，希望他再送殷海光到贵族医院检查一下。李敖同意了，好在这次检查无新结论，殷海光很快就回家了。（42）
本来李敖还常去看他的，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令李敖极不高兴。据朋友告诉他，有一次很多人在殷家，有人说了诬蔑李敖的话，殷海光明明知道那是诬蔑，却闷声不响，还点了头。
他朋友很气愤地告诉了李敖，李敖认为至少在殷海光家里，殷海光应该仗义执言的，怎么可以这样？李敖生气了，就不再去殷家了。有什么事，他都叫朋友去办，当然他还是关心殷海光的。（43）
1968年2月29日晚上10点半，柏杨突然打电话给李敖，很神秘、很急迫地说，无论如何要李敖去他家一趟，于是李敖就去了。
柏杨请李敖到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李敖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被“约谈”的细节，并说自己出了一点麻烦。李敖只觉得怪怪的，怪他为什么老是问这些问题。
到了12点，李敖打算告辞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柏杨老婆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15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静，最后柏杨才向李敖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李敖意见。
李敖说，看来国民党来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李敖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2点，就回家了。
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李敖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44）
“约谈”长达27个小时，事后（3月2日）柏杨有长信给朋友，备述始末，其中一段谈到李敖：
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衣箱及冼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台湾合洼政府看成什么了？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李敖……（45）
柏杨是2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2日下午见过李敖后写的。李敖在日记上说：“早为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李敖意见，李敖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李敖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后事”。
柏杨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李敖意见，李敖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柏杨的藏书李敖一本也没收受，李敖向艾玫说：“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李敖最关心的，但是他已被国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他决定向海外设法。（46）
冤狱发生前后，李敖义助柏杨，做了一些事，他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柏杨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47）
这时，“《文星》事件”一直拖到现在官方终于忍不住了，决定对《文星》硬来，于是，3月4日，报上登出了《文星》结束启事。（48）
在《文星》宣告结束的广告海报出现后，《文星》读者为了抢购，为了抗议，也为了惜别，天天挤满了书店，买个不停，场面之大与声势之壮，也足令李敖欣慰、令他人胆寒。
3月31日，是《文星》最后一天，正赶上星期日，整日书店挤得水泄不通，其中甚至有国民党大员，也混进来买书。
到子夜12点，正式结束。这时书店门口便衣与“计程车”很多，一个特殊身份的“客人”，一直陪到最后，临出店门，还在橱窗看了好一会儿才走。（49）
《文星》的结束。许多青年为之惋惜，为之愤懑，为之泪下；一个杂志，一家书店，最后下场如此感人，也真可说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了。（50）
1968年3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了这样的尾声：
台北文化人失去了书店
治安人员的压力迫使关门
（专为《纽约时报》而作）
台北、台湾，3月16日——文星书店宣布将于4月1日关门。它的消逝，使年轻作家们、摸索中的画家和摄影家们、现代舞的献身者们以及数不尽的大专学生们，同时失去了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人们（按格林尼治村是纽约文化和新思想者的集中地）来看《文星》人物，一定认为《文星》人物太懦弱了；但在台湾，《文星》却是最勇于追求心智真诚的表征。
文星公司的首脑人物萧孟能，最近在公开场合已见不到他，所以也无法找到他发表对《文星》关门的意见。但跟文星书店接近的人们，却纷纷指出，《文星》在强大压力下关门，全是治安当局的杰作。
治安审问
接近《文星》的人说，《文星》之所以用董事投票和财务困难等作为理由关门，乃是这个坐落峨眉街的现代化书店中人和萧先生在连遭困扰和治安审问后的结果。萧先生的朋友又说：在去年一年，萧先生被治安人员请进去，至少就有过三次。
萧先生另外出版过一种月刊《文星》杂志，经常刊载台湾和世界上有关政治、社会及文艺等方面的言论，在1965年，大概出了近一百期的时候，被勒令停刊。
《文星》杂志的主编人，生长在北京的年轻作家李敖，他的直言无讳的政治观点，使他成了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李先生写过二十本小册子和书，其中却有十六本被查禁在案。
除了李先生和少数几个人外，环绕《文星》的群众很少公然涉及政治。但是他们的朝气和探索精神，却足以触当道之忌，因为当道正把台湾圈成一个故步自封“中国”的最后禁猎区。
甚至舍政治和思想的压制不谈，光看在台湾的社会，没疑问是保守的，年纪大的才吃得开，年轻人要熬到四五十岁，才盼能有机会当行，冀得一顾。
从1960年雷震坐牢，到《时与潮》杂志结束，一连串的文祸都使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常遭逮捕与迫害。文星书店的关门，重新揭开了知识分子的旧仇新恨和那年复一年的创伤。（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