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碳排放主要包括自然排放和人工排放。由于自然排放的CO2主要由自然生态系统所平衡，对生态环境和气候无影响，因此，碳排放主要是指由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排放，是指人类活动中各类能源的消耗所导致的碳排放量总和。人只要是活着就需要呼吸，就要呼出二氧化碳，就要有碳排放，人口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2011年10月26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全球100多个城市共同发布了“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在这份最新的报告中，人口基金会提到，10月31日预计是全球第70亿人的诞生日，届时全球人口将再创一个整数纪录。1798年，着名的人口问题专家马尔萨斯称，如果人口到达一定临界点，人类将面临大饥荒等危机。不过，由于科技能力和工农业水平的发展，马尔萨斯预计的全球粮食危机并没有大规模出现。但科学家们称，这并不意味着地球的承载力无限。以生活标准计算，如果每个地球人都能享受发达国家普通人的饮食的话，地球的最大承受力只有20亿人；而如果按照每天维持最低生活必需的食物标准计算，地球可以承载120亿人。随着人口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人口问题也日益严重。
一方面，随着人口的迅速膨胀，对资源的巨大消耗使得人类本身逐渐成为一种影响地球的物理力量。美国学者尤金·林敦（Eugene Linden）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文章《世界醒来》中深刻地指出：“人类本身已经变成一种地球物理力量，对我们星球运行规律的实质性体系造成了影响。受过教育的人长期以来了解核武器具有灭绝陆地相当部分生命的潜力。近几十年来已经越来越清楚，人类依照经济发展目前规律继续发展，也能够不经意地造成同样的恶果”，“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告诉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他们正在认识到他们生活的改善不仅仅是更多的消耗，而且与土地、水和天空的健康状况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迅速膨胀，处在生物链顶端的人类已经成为一种影响地球的化学力量。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大量的人口向城市聚集，人类作为生物链的重要构成部分，也影响着生物链的节点逐渐向城市聚集，进而使城市逐步成为生物链的重要节点。城市成为生物链的重要节点必然引起生物的聚集，而生物作为化学元素的主要载体，其聚集则会引起相应化学元素的聚集，进而影响地球化学组成。同时，随着自身的变革与科技进步，人类运用强大的技术力量大规模地改变自然界的面貌，地壳深处大量的化学物质被采掘出来，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的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化合物被合成出来，它们中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被散布到环境中，进而也影响着地球化学组成。
人口增加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尽管不同时期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分布对碳排放会有不同的影响，但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收入和消费模式一定的情况下，毫无疑问，人口总量越大碳排放越大。人口总量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较多的人口会对能源产生越来越多的需求，因此能源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越来越多；二是快速的人口增长导致了森林破坏，改变了土地利用方式等，这些都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历史数据显示，全球人口增长与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的增长是同步的（陈靖，2011）。
Anqing Shi（2003）应用IPAT 模型，使用1975年至1996年全球9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人口总量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测算得出该阶段全球碳排放对人口总量变化的弹性系数为1.42（Anqing Shi，2003）。1980-2011年，中国人口总量从9.87亿增长至13.47亿，增幅为36.50%，年均增长率为1.01%。受益于国内计划生育项目的实施和人们生育意愿的转变，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自1987年以来一直呈逐年下降态势，但人口增长的绝对量依然很大，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人口周期性变动的影响平均每年仍净增700多万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必然会使得与之相对应的能源消费发生增长。鉴于中国人口还将保持20多年增长态势的事实（联合国人口署，2007），从保障居民基本生存与发展权益的角度出发，可以预见中国碳排放总量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消费水平与消费模式和碳排放增加正相关。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生产与消费模式的变化为载体发生作用。作为衡量一国居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居民消费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碳排放，即居民生活消费对能源的直接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二是间接的碳排放，即支撑居民消费需求的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的发展所引致的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1985年至2011年，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高，人均年度消费额从673.20元升至15160.89元，增幅达21.52倍，年均增长率为12.73%，财富增长刺激了人们消费的欲望，而消费增长带动了能源需求的增长，无疑对碳排放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彭希哲、朱勤应用STIRPAT扩展模型，考察近30年来中国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居民消费及技术进步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消费与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已超过人口规模的单一影响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与碳排放增长高度相关，居民消费模式变化正在成为中国碳排放新的增长点；人口结构因素中，人口城市化率的提高通过对化石能源消费、水泥制造及土地利用变化等的影响导致碳排放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生产的影响大于对消费的影响，其对碳排放影响的主要途径是生产领域劳动力的丰富供应；家庭户规模减小导致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加及总户数消费规模的扩张，以家庭户为分析单位考察其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较高的解释力。中国近30年来碳排放的解释因素按其影响程度的大小（按各自变量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衡量）依次为：人均消费额（39.28%～40.45%）、人口结构（30.97%～36.24%）、人口规模（21.79%～26.33%）、碳排放强度（2.50%～3.80%）。
由模型拟合得到的各自变量回归系数可知，该阶段中国碳排放总量对各影响因素的弹性（即影响因素变化1%所对应的碳排放总量变化的百分比）分别为：人口规模弹性1.05-1.26，人口城市化率弹性0.56，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弹性2.67，家庭户规模弹性﹣1.38，人均消费额弹性0.30-0.32，碳排放强度弹性0.03-0.05（彭希哲，2010）。
3.2.2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因素
考察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比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提出和实证。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C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在分析NAFTA协议的环境效应时，根据经验数据首次实证考察了“环境-收入”倒U形关系的存在，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是，假定在没有环境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规模有限，环境污染的程度相对较低；在经济起飞、工业扩张阶段，环境资源消耗迅速加大，环境污染与破坏加重，环境承载能力和自然再生能力受到挑战；在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经济结构优化，财富积累增多，人们有条件运用经济发展的成果和科技进步的手段来减少污染和人工修复环境，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和提高，经济与环境逐步协调，人与自然趋向和谐共生，整体上一个国家的环境污染变动趋势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一种倒U形曲线关系（SoumyanandaDinda，2004）。
碳排放与经济总量。尽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在学术界存在争议，特别是这一理论被一些学者简单地解释为在一国工业化的起飞阶段，环境恶化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容易导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宿命观点，被人广为诟病。
但国际国内广大学者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库兹涅茨倒U形关系确实存在（李达，2007），1991年，格鲁斯曼（C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对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EMS）的城市大气质量数据做了分析，发现SO2和烟尘符合倒U形曲线关系，顶点在4000美元~5000美元；而大气悬浮颗粒含量随人均GDP增长而升高。2011年出版的《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1）》，根据1960-2004年45年间38个国家相关数据的经验统计分析，认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确实是一种倒U形的关系，即高速增长必然带来高碳排放，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碳排放会逐步下降（薛进军，2011）。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拐点之前，产出规模是影响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变量。
在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和资源利用效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其经济总量增长的越快，经济规模越大，意味着消耗更多的能源和自然资源，产生更多污染和废物。因此，在其他因素既定的前提下，经济总量的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是负相关的，经济规模越大，能源需求越大，由此导致的碳排放也越多，环境污染越严重。而不同的经济体能以多快的速度越过倒U形曲线的峰值，从经济增长与改善环境质量的“跷板现象”进入到两者协调发展的“鱼和熊掌兼得”，则与不同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有直接关系。
碳排放与产业结构。在产业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在不同的产业结构下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不同的关联。产业结构就是各个产业部门所占的比重、所处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不同的产业结构所引起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是不一样的。
一般情况下，在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的前工业时代，产业发展对能源需求不大，所导致的碳排放量也不大，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处于天然的“协调”发展中；在第三产业占比较大的后工业阶段，与工业相比，服务业的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要小的多，总体上碳排放会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的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工业部门内部结构的变动对碳排放有着显着的影响。各国发展经验表明，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一般都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起步，然后逐渐向以原料和能源工业为中心的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发展；在基础工业得到较充分发展基础上，工业重心逐步向加工组装工业转移，使工业加工程度和产品附加价值不断提高，进入高加工度化阶段；随着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技术进步的作用日益明显，工业结构将进一步表现出技术集约化的趋势，技术密集型产业居于主导地位。总体上，重工业的污染强度明显高于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轻工业。一个地区重工业比重持续上升或该地区工业化进程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资本密集型阶段，环境压力显着大于其他阶段。当工业化进入以高技术产业为核心的技术密集型阶段，污染强度下降，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环境压力开始改善。
碳排放与能源结构。在协调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能源结构导致不同的碳排放水平。能源是经济社会运转的血液，同时也是碳排放的重要因素。资源禀赋不同，能源消费结构不同，导致的碳排放量也会大为不同。如果碳基能源所占比例较大，由此导致的碳排放量也就会增多（Dhakal S，2009）。这是因为碳基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较大，尤其是煤炭的碳排放系数。中国历来是以煤炭消费为主，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显示，2011年中国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8.4%，石油占18.6%，天然气占5.0%，非化石能源，即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到8.0%，每年减排二氧化碳6亿吨以上。
根据国务院2009年年底提出的目标，预计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5%左右。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0亿吨标准煤。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能源需求总量将高达45亿吨标准煤，由此导致的碳排放量也势必较大。
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人们会逐渐加大清洁能源的消费比例，这样，碳排放会因为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而出现减少的趋势。
碳排放与技术结构。当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产业的技术结构决定碳排放水平。技术进步能够从不同角度推动低碳化的进程，包括能源效率、低碳技术发展水平（如碳捕获技术等）、管理效率、能源结构等。
目前，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主要是由于能源密集型产业技术落后导致，第二产业特别是高耗能工业能源消耗比重过高，钢铁、有色、化工、建材四大高耗能行业用能占到全社会用能的40%左右，能源效率相对较低，单位增加值能耗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