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必然要受道德家的责骂。因为在书里，我讲了太残酷的现实，做了太冷峻的剖析。
譬如本书做连载时，重庆某报发了一篇短文，以专家口吻斥责我所写的乃是“厚黑学”，是教人丢掉信仰。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潜伏在办公室》一书，确实说了很多职场生存术，其中血淋淋的真实，残酷的规则，让道德家们很不满，觉得污秽了社会，染墨了人心。
道德家是怎样一个群体呢？他们似是生活在象牙塔内，并不晓得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他们自以为世界应该如他们所料想的那样，完全按照道德标准在运转。
我们都希望世界按照道德标准运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我们生活的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充满了利益和各种规则。约束我们这个社会的，早就不是道德，而是法律。
道德是一种好东西，但它在几千年的历史里没有成为控制社会的主流，至今也没有，这是残酷而冷峻的世界，不管道德家们怎么跳脚，都改变不了现实。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是经济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信仰迷失的问题。
这本来就是一个信仰迷失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这时代里迷失了信仰的一分子。这同样是残酷的现实，并非某本电视剧，某篇文章，某个人可以改变。
如果这个时代是一堵墙，那我们就是墙边脆弱的蛋。是这个时代令我们迷失信仰，又怎么能让我们来承担责任？这个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该去承担一个时代的责任。
恰恰相反的是，我在文章中用几章内容提到要建立起自己的志向和信仰。道德家们却忽略这种现实，反而将一个巨大的社会命题转嫁在这本书上。
《潜伏》是一部非常好的电视剧作品，而一个作品的创作，不止是拍摄者，还有之后的观众和评论者，所有的感怀，想法，都应该做为这作品的一部分。
而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从《潜伏》里看出些东西，谁可以用道德标准去衡量人们对现实的考虑呢？
让道德家们悲哀的是，这个社会太现实，太过残酷。用道德标准办事完全无法生存，所以道德家为之跳脚骂人，他们不切实际地希望每个人都能和他们一样沉溺于空谈，沉溺在无端的妄想里面。
然后我们这社会需要的是什么？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生存，这是最现实不过的问题，我们需要吃饭，我们生存了才能为自己的信仰奋斗，也同样保证了生存，才能把这个国家建设的更好。
也许有道德家会说，一个用勾心斗角方法办事的人，又怎么能建设国家呢？
错了，大错特错，任何人都可以为这时代，为国家做事情，只要他们有这个愿望。
譬如明朝时的徐阶，他做过多少违背良心的事情，为严嵩大唱赞歌，替严嵩打压忠良。可最后呢？他扳倒了史上第一奸臣严嵩。
按道德家的眼光来看，徐阶该是十恶不赦才对，但他成功了，为国除害。
再譬如徐阶的学生张居正，他拔擢亲信，为办事不择手段，甚至连父亲去世都没有丁忧（这在明朝不止是个道德问题，简直就是禽兽不如的行为），按道德家来看，张居正是个完全丧失信仰的人。
但恰恰是这个人，办成了万历新政，使得民富国强。
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例子显示，只有做实事的人才能够办成事情，才能够让这个国家更加好。张居正把这些人称之为“循吏”。
而道德家们，则被称之为清谈。
清谈误国，历来如此。
本人的文章，授人以生存之术，绝没有任何厚黑成分。反倒是这个世界上，很多厚黑人现实地存在着，并掌握着许多职场新人们的命运。
你要教这些新人道德，自然很好，但他们还可以在职场生存么？难不成要让一批又一批人倒下，让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才合了道德家的心意？
授人以道德，看起来是善，但人们无法生存，实质是恶。
把这个世界的真实写出来，把这个时代的痛写出来，把人们之间争斗的手段写出来，让职场新人们了解明白其中的残酷。
只要你的目标正确，那你可以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去实现它，余则成是这么做的，很多前辈先人是这么做的，我们自然也可以这么做。
这种方法，就是王阳明所传授的“知行合一”。
看着是恶，实际却是善。
我只是在写一部“职场现形记”而已，何来“厚黑”？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