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很重要
日本人有个大大的心结，那就是张作霖。张作霖是日本人扶植起来的一个地方军阀，后来一路南征北战，竟然当上了中华民国大元帅，手中握有大总统的权力，日本人感到这对他们是一件好事。但是日本人在同张作霖的交往中慢慢发现，张作霖根本就不是一个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人。这个人看起来粗枝大叶、胸无城府，可是每到关键时候他却又比谁都清醒。他往往说话不算数，答应了的事，过后推托了事。即使是同日本签订的密约，事情过后，张作霖也经常装聋作哑，拒不认账。
而张作霖也知道，他和日本之间既有互相利用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他知道，若想在东北称王，必须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是，让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去换取日本的支持，他不敢做也不想做，更不愿意留下千古骂名。
张作霖和日本的矛盾，早期主要表现在铁路问题上。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在和平时期，铁路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战争时期，铁路对战争的胜负更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关于东北的铁路，张作霖的观点很明确。
因为历史原因，日本在东北拥有着重大的利益，主要表现在南满铁路上。1906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名义上是管理日本在东北的铁路，实际上它早已演变成了一个大型综合性组织，不光是运营铁路，还包括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牧业。更重要的是，它还是日本在中国的情报机关，负责收集一切和中国社会有关的情报，甚至包括军事情报。所以，满铁事实上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小政府。
千万不要小看了铁路，在那个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年代，铁路是一项盈利丰厚的事业，同时通过它的辐射效应，凡连通铁路的地方，方圆100多里地以内都将受到影响。
现代经济无非就是生产和消费，两者相加之和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而生产和消费之间就有一个运输的问题。比如南方的水果要想销售到北方，就得通过海运或铁路(那时候可没有高速公路)，铁路运量大、速度快(相比海运而言)、价格适中，可以说近代经济主要就是铁路经济。今天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很多农村地区村民墙上刷着大幅标语——“要想富先修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而民国时期铁路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和军事上的。以南满铁路为例，它像一把利剑，从东北最南端的旅顺、大连港插入，穿过东北资源集中地区的辽南与东北的政治中心奉天，达到东北战略要地长春，再往北则经过东北富饶丰腴的松花江流域，直达北部重镇哈尔滨。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同时又是交通要道，战争时期铁路的价值就更为明显，经常可以直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败。
日本人占有了南满铁路，实际上就等于占有了东北的经济和军事命脉，这使东北王张作霖感到处处受到限制和压抑，渐渐起了自己动手修建铁路的念头。当然，张作霖想自建铁路，不仅是考虑经济意义，更主要的还是军事上的意义。
张作霖每次打仗，需要运兵。大家要知道，一场战争可不是几十个人或几百人在那里玩过家家，现代战争动辄几十万人上百万人。这么大的兵力调动，要求的速度又快，用骡马运输肯定是不行的，只能选择铁路，而在东北就必须使用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
日本人对于在南满铁路运兵有着严格的规定：奉军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和关东军司令部批准之后才能乘车。必须临时解除一切武装，枪支弹药另行托运，关东军和铁路守备队有权监督。奉军的军用物资，必须得到关东军司令部批准才能运输。日本方面拥有最终决定权，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拒绝张作霖的运输请求。
这些规定，使张作霖深感受制于人。为了摆脱日本的控制，张作霖决心利用自己的资金和技术，自建铁路。
1922年下半年，杨宇霆建议修建奉天至海龙至吉林的铁路，孙烈臣和吴俊升建议修建打虎山至通辽至齐齐哈尔的铁路。经张作霖反复权衡，最终制定了修建西干线和东干线这两条铁路的自建铁路计划。
东北人不是说着玩的，要干起来还真有效率，这两条干线从1921年起以后陆续建成了，它们都通过京奉线与关内连通，从而与京奉线一起，形成了东北自建铁路的三条干线。
从此，日本人独霸东北交通的局面被彻底改变。在东北地区，除中苏合营的中东铁路和日本自营的南满铁路外，还有了中国自己经营的铁路。
1924年5月，张作霖成立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这是东北交通事业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执行机关，用此取代了北京交通部在东北的交通监督管理权。
直奉战争期间，张作霖在东三省实行区域自治，乘机把京奉、吉长、四洮等国有铁路归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管辖。中苏共管的中东路，张作霖和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代表中国参加共管，取得了中国方面应该取得的权利。
对于张作霖修建两条干线的计划，日本极为不满，他们频频出动，干涉和破坏东北自建铁路的计划。为了防止日本人干涉，张作霖又玩了一手，他让常荫槐向北京交通部请示修路，北京政府同意了，并在北京的《交通公报》上公布了打通铁路修建计划。
张作霖达到了目的，打通铁路是北京政府正式批准的，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预。有了这样一副挡箭牌，张作霖不用考虑日本人的态度，他立即加快了修建铁路的进度。
得知此消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已经急坏了，他不断向张作霖和杨宇霆询问打通铁路计划，还多次威胁张作霖说：“帝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理，后果由你自负!”
张作霖陪日本人玩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玩得最熟练的一手就是一个字——拖。只要日本人来问，他总是说还在商量中，没有定下来，其实铁路已经在开工修建了。
日本人也不傻，开始侦察到动静，再次回来逼问张作霖，但他还是那句话： “是吗，开工了?没有吧?资金还没着落呢，怎么开工啊?”日本人已经非常了解这位东北王了，知道他就没有一句实话，便与张作霖的全权代表杨宇霆发生了尖锐的争论。
虽然日本一再要挟、逼迫张作霖，但张作霖没有低头服软，而是我行我素，照常施工修建。同时，还变本加厉，在1927年年初，动工修建吉海铁路。这还不算，张作霖似乎压根就没将日本人的态度当回事。
就在修建铁路的同时，他还向英美两国借款2000万元，用来建筑葫芦岛商港，以便抛开日本控制的大连港。张作霖是希望把葫芦岛港作为自己的吞吐口岸，同三大干线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海路联运的交通网络。
这样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其经济实力自然不可小觑，同时根据市场经济的零和游戏规则，张作霖得一分，日本人就少一分，你说日本人能不急吗?
软硬不吃的张作霖让日本人无计可施，于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接连召开了五次会议。经过多日的激烈争论，最后在对待满蒙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简单说就是采取彻底的满蒙政策，坚决控制满洲和蒙古，控制奉系军阀。如果有任何势力阻挡，将不惜动用武力。
8月22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将田中义一首相的手函交给张作霖，并提出所谓《满蒙觉书》(觉书就是备忘录)，要求解决满蒙悬案，张作霖又拿出了第二招——装糊涂。
他看着急不可耐的芳泽谦吉，假装很关切地说道： “我一定帮你们解决问题，不过对这些事情我不太清楚，我也不在行，具体细节你们还是找杨宇霆商量吧，我一定全力支持。”
等芳泽一走，张作霖当即就在帅府召集会议讨论对策。大家都认为，这样的交涉应该交给地方政府办理，他们的级别较低，随便让他们去谈，谈成什么样都成，只要拖延时间即可。反正真到了关键时候，决策权还在他们自己手上。
得了主意，张作霖心里有了底，他去回访芳泽谦吉。这回，张作霖又搞出一个花样来。他先是说这个问题不是他张作霖该管的事，应该交给东北地方当局解决。但是在解决前有一个小小的人事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必须换人。因为他脾气太坏，跟中国人打交道总是盛气凌人，使人难以忍受。奉天省长莫德惠、沈阳交涉员高清和都不愿意与他见面，人家的关系闹得这么不愉快，实在不是日本人和他张作霖希望看到的局面。
好嘛，真正的问题还没解决，又来了个人事任免的问题。日本人算是被张作霖彻底搞糊涂了，这位东北王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啊?但芳泽谦吉这回不会轻易上当了，他提出这个问题事关重大，绝对不是东北地方当局能解决的，必须提交北京政府通过。
日本人不上当，看来张作霖的手法还不够高明。不过，张作霖不是那么容易认输的人，他很快又有了主意。张作霖授意手下，偷偷地泄露了日本人提出《满蒙觉书》的消息。
这下子炸了窝，日本提出《满蒙觉书》的消息，迅速地传播开来。东北人民又掀起了反日浪潮，各地方抗议不断，沈阳举行十万人的民众反日示威大会，成立了外交后援会，甚至表示为此不惜一战。
芳泽谦吉怀疑就是张作霖捣的鬼，他赶紧去面见张作霖，提出抗议，要求张作霖下令制止群众的游行示威。张作霖赶紧安慰芳泽谦吉，让他放心，张作霖对日本朋友的要求一向是坚决帮忙的，他一定会制止示威进一步扩大，不过希望日方对“满蒙问题”从长计议，以免事态扩大，弄得一发不可收拾。芳泽谦吉能有什么办法，只好再次将事情压了下去。
此后，东北人民的反目斗争没有停息。实在没招了的日本人只好提出将中国人自行修建的铁路改为中日合办。而张作霖却说： “两路现已告成，没有日本投资或向日本借款的必要。”这本来就是他的策略之一——拖。拖到铁路已经建成，看你日本人拿什么来压我。
铁路这一回合，张作霖大胜，日本人吃了个闷亏，心里已经燃起了对张作霖的怒火。
万试万灵的“拖’’字诀
日本阻挡张作霖自建铁路没有奏效，他们变招了，想诱迫张作霖签订允许日本人在东北续建铁路，以实现他们扩大蚕食侵占满蒙的计划。
由于张作霖极端不喜欢态度蛮横的吉田茂，首相田中义一就起用身为满铁社长的山本条太郎来执行这个棘手的任务。
山本作了周密的安排，他本人首先不亲自出马，而是派出了两个人，山本的义子江藤丰二和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
町野武马在山本条太郎到北京前一天的晚上12点钟时，找到了张作霖。町野对张作霖说：“明天山本要来，是为了五条铁路。”大元帅说：“五条铁路?五十条又怎么样?要干什么?”町野答： “要架设借款铁路。”张作霖只说了两个字： “不行!” 连招呼也没打，扭头就走。可见，张作霖对日本的要求是如何的反感。
江藤丰二带去了东方会议制订的《满蒙铁路计划》。这个铁路计划是企图在北满再修建五条铁路，为南满铁路扩展支线，并把朝鲜和中国东北连在一起。
张作霖仔细地看完这个计划后，吃惊地说道：“这不是日本准备和俄国开战的铁路吗?”他认为修建这些铁路，犹如“怀里抱着炸弹”一样危险，表示不能接受。但是，江藤丰二洞悉张作霖害怕日本支持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的心理，抓住张作霖的这个要害，威胁他说再不答应就要帮助蒋介石了。蒋介石可是张作霖目前唯一的最大的敌人，张作霖只好说话软了下来。
10月12日，山本到了北京会见张作霖，双方开始了谈判。这次谈判如此重要，张作霖便请他的军师杨宇霆到场，作为缓冲。
张作霖知道，南满铁路就像日本插在东北南部的一根粗大的吸血管，把东北的鲜血源源不断地吮吸到了日本。而北满五路，则是南满铁路的延伸。它像许多微血管散布在北满各地，西部达到了内蒙古，东部甚至连接到了朝鲜。若这五条铁路如期建成，那就使日本的铁路从朝鲜的南端延伸到整个东北地区。也就是说，他们的触角遍布了朝鲜和满蒙地区，使满蒙地区变成事实上的日本殖民地。
但是为了得到日本人的支持(最少是不支持蒋介石)，他不能与日本人公开撕破脸。怎么办?张作霖还是故技重施——拖!先答应下来，以后看情况再说。
他先是让杨宇霆拖延时间，杨宇霆以初次看到谈判文件为由，故意提出许多意见。什么这里有点问题啦，那里怎么不好办啦。总之，就是让日本人失去耐心。但最终被逼得不耐烦了的日本人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再不签字就立即走人，回去就决定改变立场，帮助蒋介石。这时候张作霖知道，实在拖不下去了。
不过没事，张作霖有的是招。山本的代表江藤丰二拿来《满蒙新五路协约》，请张作霖签字，张作霖显得慎重其事，一会要拿钢笔，一会又使不惯钢笔要换毛笔，日本人耐着性子一一为他办妥。
张作霖只好拿起笔来，走到谈判桌前，非常潇洒地签下了一个大大的字——“阅”。这个“阅”字，是看过的意思，并不是批准同意之意。他并没有在文件上签自己的名字，这就为他日后耍赖留下了后路。
日本人知道，张作霖一向是说说而已，从来没有真做的，就算签了字都能反悔。在这位东北王的心里，似乎并不相信什么“信用”这俩字，所以日本人就一天天地加紧催促张作霖赶快正式签订国书。
因为山本是以私人的身份来谈判的，不具有法人资格。该条约第10条规定“本协约签字后，尚需派两国代表正式签字”，方能生效。有鉴于此，“协约”签字后，田中首相立即要求张作霖向日本外务大臣和日本公使送交满蒙交涉文件，以便“将上述密约，改成政府间的正式协定”。并进一步要求张作霖派人迅速签订具体承造合同，把五路的建筑完全落到实处，以免张作霖即使签字也可能反悔。
张作霖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为此，他又采取了惯用的对付日本的手段，那就是推托。张作霖想方设法百般推托，就是不履行建筑五条铁路的具体承造合同，一直拖到来年的5月份。
张作霖的奉鲁军敌不过新军阀蒋介石的北伐军，节节败退。1928年5月3日，张作霖下达了总退却令。5月9日，张作霖发表了停战息争通电。
5月12日，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对张作霖的息争通电，置之不理，继续北伐。张作霖在北京已经呆不住了。
日本密切注视着张作霖和蒋介石之间战事的发展。他们看到张作霖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就想乘机迫使张作霖答应两国政府互换“协约”文书，并具体签订承造合同。
于是，5月7日，田中义一再次训令山本条太郎到北京，逼迫张作霖具体履行政府间签字程序，并签订承造合同。因满蒙新五路多在吉林省境内，所以张作霖曾令吉林督办兼省长张作相出面，与日本交涉签订承造合同具体事宜。
